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警的设立及其职业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警察的设立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国于30年代首次设立了女子警察,并对女警在教育、资格、任务、着装等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女子警察的设立一方面完善了警界体制,为警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强化了警务活动;另一方面给女子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缓减了社会压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同时,女子警察的设立,也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的大学教育观

20世纪30年代,在严重国难的背景下,如何整顿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并进而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成为国内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立身于教育领域的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独立评论》为话语平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大学的学科布局、培养宗旨、指导思想以及大学的社会职能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认为,大学文科与实科应平衡发展、求知与应用并行不悖、党化与教育势不两立、学术与救国互通并重,等,这些主张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无根的飘荡——论20世纪30年代海派作家的政治心态

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海派作家一度呈现出趋附左翼的政治热情,但这种趋附,并非出自他们内心对无产阶级政治和文学的认同,而是源于他们的趋时心态及政治认识上的幼稚。一旦国民党右翼采取政治上的高压政策,海派作家出于对政治的恐惧便有意迴避了政治,转向表面上远离政治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不合时宜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精神危机。

20世纪20-30年代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

20世纪20-30年代,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女子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以及妇女自身的因素,使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女子教育状况发生变化的范围极其狭窄。某种意义上说,女子接受教育与"妇女解放"只是城市以及沿海发达开明地方少数女子的"特权",在相对传统的城镇,尤其是广大内地的农村,绝大多数的中国仍然生活在远离"解放"之中。有些已经得到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放"的妇女,也没有在事实上特别是精神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论开明派的文化出版实践——以面向青少年的出版物为中心

开明派的启蒙主义文化观念和平民主义文化立场,以及他们所意识到的自身的文化使命,决定了他们将文化出版实践集中于为青少年服务,着重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人生方式、独立健全的精神人格和现代科学知识素养。本文主要以数据分析的方式论述他们在中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青少年课外读物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和实践。

论1930年代小说中的都市否定意象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几股引人注目的创作潮流:左翼文学、新感觉派和自由主义文学。他们的作品或将阶级内涵融入文学之中,以革命的名义大胆地想象"都市文明";或对城市繁华进行隐性思考,把难以言喻的精神绝望转变成了"思乡"情感;或用乡土的视角衡量都市与乡村,试着探寻拯救古老中华民族文化的途径……尽管创作倾向各有不同,但在表达现代都市意象方面,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都市"否定的情感叙事。这一情感叙事就形成了阶级话语中的都市消解、现代叙述里的都市质疑、乡土呼唤下的都市逃亡,其中昭示着社会的深刻变革,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知识分子的乡土情结、恒定的民族心理以及他们在"现代性"进程中复杂的情感变化。实际上,"都市"意象作为1930年代文学的一个醒目现象,为深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参照物。

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处境与文学理论生产

文人的生活处境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从而也决定了他在审美领域里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理论生产中,自由主义文人生活处境优裕,因此能够潜心学术;左翼文人热衷政治,立论偏激,一方面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其无钱生活、无地自由的生活境遇所致。自由主义者的中立态度和左翼文学家的批判立场,由其各自生活处境的差异所决定。

束缚的解放与解放的束缚——对孔厥解放区短篇小说女性形象的再解读

延安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创作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的创作。孔厥关怀女性境遇的小说作品是对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追求,蕴含了“五四”启蒙精神追求和中国女性现代性意识的要求。

鲁迅对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的评价问题

20世纪30年代,鲁迅对新月派、"第三种人"与论语派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所做的评价相当复杂,有强烈的否定,也有理解的同情;有犀利的剖析与深刻的洞察,表现出思想家与文学家的眼光,也有情绪化、个人化的色彩,见得出鲁迅鲜活的性格。其动因固然主要源于政治观文艺观的矛盾,也不无误解与意气之争的因素。对鲁迅关于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的评价,应该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认识,而不应简单地抓住只言片语作为文学史叙述的根据。

美国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及其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关于美国经济自给自足还是经济开放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推动了美国贸易决策机制的转变,其标志就是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从而形成了决定美国贸易政策的"1934年体制"。与此前的美国关税法相比,"1934年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国会将贸易决策权在一定时期内授予总统,总统可以与外国政府谈判并签订贸易协定,该协定不需要国会批准即可生效。但是,为了维护总统和国会在宪法上的权力平衡关系,再加上受党派政治斗争的制约,"1934年体制"中也包含了关键性的妥协:国会对总统的授权是"临时性"的,而且总统在谈判贸易协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国内企业的贸易保护要求。尽管如此,《互惠贸易协定法》的出台和此后几十年的顺利延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高度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偏好,推动了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多边关税减让谈判和贸易自由化进程。

20世纪30年代社会媒介的“摩登女性”想象

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郎"开始大量涌现,成为上海都市文化的符码之一。各类报刊刊载了数十篇关于"摩登女郎"的讨论文章,几乎众口一词地对其大加贬斥。而"摩登女性"是一个立体多维的概念体系,其形成原因并非30年代社会媒介所以为的"来源于英文modern的音译"这般简单,而是充满了丰盈复杂的内涵和外延,很有可能受到日本"摩登女"概念的影响。这数十篇文章,从家庭职能、传统妇德、两性关系、国民责任等方面展开对摩登女性的声讨和规训,发表各自对于理想的、"真正的"摩登女性的想象与期待。然而摩登女性的概念和实际状况都是复杂难言的,社会媒介对她们的期待和要求带有许多虚构成分,摩登女性自身则在社会媒介众声喧哗的裹挟下,近于湮没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