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人权保障的媒体言说--基于《重庆日报》对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宣传的个案考察

妇女人权是普遍人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日报》对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宣传报道,发现党报通过宣传典型事例、加强编读往来、丰富报道形式等方式,深入讨论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与妇女人权保障的相关议题,为法律的普及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促进了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对整个重庆地区重塑婚姻自由观念、营造民主和睦家庭、落实妇女人权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

Pay Attention to Vulnerable Groups & Safeguard Citizens' Marriage, Family Rights——On New Marriage Law

Marriage and family remain a universal and eternal subject of study. It covers law, ethics,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even economics. Law and ethics play the most outstanding role in it. Family ethics and moral standard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ethical system while marriage and family constitute part of the legal system nearest to the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paid full attention to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system. Compared with other laws, the law about marriage and family was the first to be legislated. On May 1, 1950, New China’s first law, the 1950 version of Marriage Law, was promulgated. Commenting on the legal document, Chairman Mao Zedong had this to say: Marriage law concerns

法典时代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的重构

我国传统婚姻登记制度属于公法强制型制度,通过行政诉讼审理婚姻登记瑕疵案件的制度设计并无不妥,而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属于私法自治型制度,婚姻登记机关职权范围、婚姻登记与婚姻之间关系均有所调整,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也应当相应调整。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当事人应当提起民事诉讼,先行处理婚姻关系效力问题;若是不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程序瑕疵案件,当事人可直接请求婚姻登记机关先行处理。若是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先行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在婚姻登记机关不履行职责的情形下,再行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高价彩礼的法治因应

彩礼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传统婚姻模式、现代婚姻模式与理想婚姻模式下彩礼的制度原理各不相同。现代婚姻与理想婚姻模式之下,适当彩礼作为一种不违反法律与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发挥着平衡男女双方婚育成本和保障女性权益的功能,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被法治社会所允许。由于存在婚育隐忧、攀比之风、儿女有别及性别失衡现象,适当彩礼在一些地方畸变为高价彩礼。后者有悖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法律介入符合比例原则,具备法治正当性。高价彩礼呼吁“软硬混治”:在硬法治理层面,需要明确彩礼的范围并增加倡导性规则,同时完善用人单位保障、社会保障以及家庭保障等综合配套措施。在软法治理层面,要善用软法工具、提高立“法”科学性,宣扬先进文化、完善激励机制并打造多元治理主体格局、树立多措并举意识,让彩礼止于礼。

彩礼返还规则司法适用的困境与突破

彩礼是古代婚姻缔结的必经程序,后作为一种民间婚嫁习俗存在已久。近年来,随着天价彩礼的出现以及离婚率的增加,彩礼返还纠纷日益增长,但立法的缺失和现有司法解释的模糊造成了司法实践的困境。通过分析《民法典》实施以来彩礼纠纷高发地区的生效判决文书,发现司法适用中普遍存在着彩礼返还范围不同、彩礼返还比例不一、认定给付人生活困难标准缺位等问题,导致同案异裁现象严重,伤害司法权威。当前,需要从明确彩礼返还范围、建立彩礼返还比例体系、确立给付人生活困难标准三个方面入手,积极建构彩礼返还规则的司法突破路径,让司法为民更加精细化。

1950年《婚姻法》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纪念1950年《婚姻法》颁布60周年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会改革,更是中国妇女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央人民政府运用教育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从上至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宣传、教育以及严惩犯罪行为的活动,积极健康的婚姻新风尚开始出现。《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封建婚姻观念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少地区仍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婚姻现象存在,甚至有不少妇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说明,现代婚姻制度的真正建立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塑造婚姻与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以贯彻1950年《婚姻法》为考察对象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对于建国初期的农民生活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章通过解析新中国第一部塑造人们婚姻家庭生活的法律是如何"送法下乡"的过程,去探讨建国初期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问题。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借助法律的形式对农民婚姻生活的塑造,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实践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国家认同得以不断确立的过程。而且,这也是重新认识1949年后不断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动因一个重要切入点。显然,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农民的国家观念在伴随着来自上层的各种国家行为中日渐生成,反过来,它们又成为了农民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共领导的"建国大业"中的复杂动因。

出土文献所见秦朝婚姻法特点新探

考诸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可知,秦朝婚姻法规定男女良贱可以通婚,保护女性权利,追求公法本位,体现出身份界限尚不严格、夫妻地位相对平等、私法公法化的特征。究其原因,当与秦朝门第观念、社会结构、妇女社会参与度、法家思想治国、社会风气等有密切关系。秦朝在婚姻法中弘扬普法精神,提倡依法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对于完善现代婚姻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晚清法律改革中“同姓为婚”问题的修订与争论

同姓男女禁止结婚是中国传统婚姻禁忌,自唐朝开始,历代皆有法律明文规定,即至明清,同姓不婚律文在社会运行中已成具文。晚清法律改革中,同姓不婚被修订为同宗不婚,此次修订结果虽没有跳脱出伦理的框架,却是同姓不婚本义的回归,更是对现实需求的准确回应。“同姓为婚”问题的修订与论争,不仅展现晚清法律改革面临的复杂形势,更呈现出传统法律深厚的文化内涵。

1950～1970年几个不同年代女性同期群婚姻及家庭生活管窥——基于人口学视角

从中国传统婚姻模式——普婚的视角切入,跟踪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几个不同年代初婚同期群女性的初婚持续时间及婚姻现况,得出的结论是:其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女性不仅一直沿袭普婚的传统婚姻模式,且初婚持续时间及婚姻关系保持不变的时间一般至终老,如果没有死亡这个不可抗力因素,60%左右的中国女性守望初婚并有偶者能够长达50年之久,且几个年代女性同期群均基本如此。其二,守望婚姻其实更本质的是守望家庭,对现阶段的老年女性而言,婚姻和家庭是唯一能够维持她们老年生活的基本保障。微薄的或几乎为零的养老金对她们而言,不如守望婚姻、守望家庭更可靠。养老是中国女性沿袭并不断维护传统婚姻模式的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在21世纪的头一二十年,这个基本事实仍然存在,这个基本判断仍然没有过时。

从“依附”到“主导”:嫁妆的变革与姻亲秩序的再建构—基于黔东地区的田野调查

彩礼和嫁妆作为婚姻支付的基本形式,在社会转型下的变迁反映了家庭格局正在悄然变革。黔东地区婚姻支付的实践表明,嫁妆实现了从依附性向主导性的转变。嫁妆支付转变的显性动力来自于嫁妆在支持女儿婚后家庭地位和生活、强化与女儿互动以及获取积极社会评价的多重性功能。从深层逻辑上看,主导性嫁妆实际上是姻亲秩序建构的表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姻亲秩序被赋予了新的建构空间、基础和条件,使得主导性嫁妆成为构建和维护新型姻亲秩序的关键力量。通过嫁妆的变迁透视姻亲秩序转型以及家庭秩序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苏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实践——以两部婚姻法为中心

对中央苏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实践进行观察发现,中国共产党变革婚姻法律制度的基础主要包括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妇女思想解放等,毛泽东同志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偏重保护女子等弱势群体利益以及推动妇女解放、帮助女子实现经济独立等主张,深刻影响着立法工作的开展,并在中央苏区两部婚姻法律中得到体现。《苏维埃婚姻条例》与《苏维埃婚姻法》以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原则为核心,细化婚姻登记制度,保护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并出于革命需要对军人家属的离婚自由作出一定限制。婚姻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瓦解,实现了妇女解放,为中央苏区的建设以及后续婚姻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拟制血亲亲子关系司法解除的困境因由和路径优化

拟制血亲亲子关系与自然血亲亲子关系承载相同的法定权利义务和社会期待的养老育幼功能。然而,不同于自然血亲亲子关系,拟制血亲亲子关系恶化到父母子女无法共同生活时,可以通过诉讼解除关系。当前拟制血亲亲子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关系和继父母子女关系,其规制的理论依托体系欠缺,内容抽象零散,导致司法实践处理养父母子女和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时无据可依、无章可循,类案异判和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当前纠纷主要集中在子女成年后,可分为三类:养父母子女关系解除、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关系解除后的经济补偿的标准。婚姻、收养、继承等相关规定法典化后,亟待在体系视域和家庭价值引导下,就拟制血亲亲子关系的诉讼解除及其引致的身份和经济纠纷形成指导原则、价值导向和具体规则,优化司法解决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下乡”及社会影响——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将婚姻制度作为打破传统的突破口,“婚姻法下乡”使西南地区农村在法律上和形式上建立起了新婚姻制度,唤醒了民众的婚姻自主意识,遏制了妇女因婚姻问题被杀和自杀的现象,形成了新的、平等的男女婚姻关系。“婚姻法下乡”促进了妇女从旧式家庭中的解放,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重构了农村的婚姻家庭、社会关系,建构起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政治认同,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传统与现代的合谋——1950年代婚恋题材小说研究

在1950年代婚恋小说对介绍人与媒人、组织同意与父母之命、生产资料与嫁妆、婚礼与"开会"这四个看似冲突却又悄然契合的婚姻环节的叙事中,作为现代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实并未完全抽空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奉为圭臬且赖以生存的传统纲领与价值体系。在宣传现代婚姻观念的作品中,传统包办婚姻的要素依旧存在,婚姻法在农村的推进也借助了这些要素。

论重婚效力补正规则之重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了无效婚姻的效力补正规则,但并未说明该规则是否适用于无效婚姻的所有情形(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到法定婚龄)。其中,重婚是否适用效力补正规则,司法实践所呈现的“将重婚情形排除在外”与“一律适用补正规则”两种对立的审判观点皆过于片面。对此,应当肯定重婚情形消失时,后婚存在适用效力补正规则的空间;但允许补正效力的后婚,应当进一步根据已经终止的前婚之效力以及后婚当事人的主观状态等因素作细化规范,构建重婚情形下的效力补正规则。

巩固家庭到生产建设:戏曲电影《刘巧儿》的爱情话语嬗变

1950年代中后期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宣传的需要,大量婚姻题材电影应时而出。在延安时期通过不同文艺形式改编而为人熟知的“刘巧儿”,也被改编成带有时代印记的电影《刘巧儿》。有意味的是,影片通过以个人本位对群体本位话语的让渡,尽管强调了刘巧儿与女变工队员的婚姻自主性,却使爱情话语被悬置起来,以一种向往嫁给劳动模范的爱情观代替。这一叙事策略的转变,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解决婚姻问题的目的从维护边区稳定转向促进生产建设。对劳模英雄作出贡献给予肯定的表彰仪式,强化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使“劳模神圣”的价值观成为青年男女新中国建设的内驱力。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贯彻实施的历史考察

1950年《婚姻法》在全国的贯彻大致可分为《婚姻法》的初步宣传和贯彻阶段、《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阶段,以及《婚姻法》大规模贯彻实施三个阶段。全国各地通过报纸、广播、群众大会、宣传展室等多种方式,有效推进了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婚姻法》的宣传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但也出现了诸如妇女自杀、被杀,以及干部群众对它的误读和抗拒等问题。《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对确立新的婚俗婚制、革除中国乡村传统的婚姻陋习、建立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受到旧观念、旧道德的影响,加之《婚姻法》宣传贯彻不平衡,广大民众知识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有限等,导致这部法律的贯彻实施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几千年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桎梏和影响,不可能随着一部《婚姻法》的颁布而消除,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的改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