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拟定的原则

罪名拟定必须坚持概括原则、文本原则、协调原则、准确原则。概括原则是指罪名应当简约、精炼。文本原则是指拟定罪名应当尽量使用罪状中的表述词汇。协调原则要求罪名之间应当协调一致,相似、相近罪名应当呈现出规律性。准确原则是指罪名应当反映罪名的本质特征,不能出现罪名的外延大于或者小于罪状的情形,更不能产生歧义。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涉及的争议罪名,运用如上四个原则拟定,会得出恰当结论。

公安机关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薪酬权益和打击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刑事法律依据。作为新设罪名,公安机关应重点关注其中的新内容。在审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立案材料时,应当重点审查是否具有劳动行政部门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对"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不能仅按字面意思简单理解,而是应当参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行政复议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条件对其作出认定;应以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为基础理解"劳动者"的范围。

论《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的修改

《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规定了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扩大了特殊累犯的成立范围,对判处死缓的累犯限制减刑,这一修改集中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与国际社会刑事立法的接轨,刑法立法应适度限定特殊累犯的成立范围,排除老年人构成累犯,将毒品犯罪纳入特别累犯的范围,增设单位累犯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立法完善

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立法完善是《刑法修正案(八)》的一大亮点,是惩治严重犯罪的实际需要,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是国际刑事法治发展的需要。但是,它的着重点仅在于严厉打击犯罪上,即事后预防上,在今后的刑法修订中,应该考虑实行刑罚减免制度,分化和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注重刑法的事前预防和事中预防,尽量实现刑罚处罚的早期化。

假释犯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假释犯适用社区矫正的行刑方式。但由于社区矫正制度刚刚确立,在立法规定上尚有不足之处。文章分析了假释犯在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科学建立假释犯社区矫正的建设性对策。

刑法的谦抑性——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一些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的规定,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出现了颇多争议。刑法的谦抑性,作为刑法的价值追求之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食品安全犯罪疑难问题的认定

伴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国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条文进行了大量修改,而司法解释却出现空白,由此引发了司法实务中对该类罪名的适用疑惑与争论。文章对修改后的食品安全标准和"罚金"刑适用问题进行了剖析,以期更好地为司法实践服务。

风险刑法的反恐立法引入——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以风险刑法观作为指导完善我国反恐立法,是对风险社会的必然应对,它与普通刑法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所以不会破坏传统刑法教义学精神;完善手段包括处罚预备犯、处罚后继犯、补充抽象危险犯、处罚持有犯和增加公民提供情报的义务;其中,处罚预备犯是出于对犯罪计划威胁法益的考虑,处罚后继犯、抽象危险犯和持有犯是出于对创设不受控制的客观危险状态的规制,增加公民提供情报的义务是出于对集体法益的保护。

信息网络侮辱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及完善路径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侮辱诽谤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该类犯罪在证据收集上存在困难,有必要将其区别于传统侮辱诽谤犯罪。由于《刑法修正案(九)》对该罪的修正并没有触及侮辱诽谤罪属于亲告罪和自诉案件的本质,修正案提出的"公安机关协助"模式不但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也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新的问题。对于信息网络侮辱诽谤行为的刑法干预,应从打破亲告罪和自诉案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上入手。具体而言,在不改变侮辱诽谤犯罪属于亲告罪的前提下,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1项修改为:"自诉案件包括:(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但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侮辱、诽谤罪的除外。"

浅析死刑犯部分人身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启发下

近年来,死刑问题一直被学界所关注,死刑犯的权利问题也得到一些研究和发展。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人们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预示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些新的发展变化,应该会对死刑犯权利的问题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从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看我国有期徒刑上限的提高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有期徒刑上限提高,这一修改意见的提出具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它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的冲突与矛盾,也顺应了世界各国通过提高自由刑上限从而废除死刑的趋势,更是从我国目前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的实际出发而提出来的。不过,刑法草案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年限提高到25年还是比较低,应将其提高到三十年。此外,为适应有期徒刑上限提高的现实需求,还应当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等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理解与适用

文章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对2011年5月1日以后审理的刑事案件适用问题进行了分析,以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新旧法律适用中的疑惑。

《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高空抛物罪的理解与适用

为切实保障人们“头顶上的安全”,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单独增设了高空抛物罪。相应地,高空抛物罪的法益也由原来的“公共安全”调整为“社会管理秩序”,可以肯定,这一变化对于实践中认定该罪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范围涉及较广,司法实务中,应对该罪中的“情节严重”这一要素进行严格把握,防止高空抛物罪的成立范围过于宽泛。高空抛物罪的主观罪过应为故意而非过失。高空抛物行为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的,应以其他犯罪论处。

刑法参与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体系——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切入点

从1997年《刑法》制定到十二次刑法修正,有关刑法分则第三章经济犯罪的修改最为活跃,这一过程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刑事法治建设的发展历程。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可以发现,我国刑法参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式在零散性立法中隐含着体系性路径。刑法先后通过规范民营企业营商行为、保护民营企业合法产权、纾解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和促进民营企业现代化转型四种路径,有规律、成体系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以此为基础,未来我国刑法立法应沿着这四个方向进行调整完善,进一步发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刑法担当。

涉民营企业背信犯罪的立法拓展与司法限定——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中心

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的发生呈现高发扩张的态势,为践行平等公正的企业产权保护政策,《刑法修正案(十二)》将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纳入专属规制国有企业的罪名涵摄范围。实现民营企业内部背信犯罪的高效惩治,需要明确此类犯罪的保护法益和可罚性根据,抓住背信行为的本质——客观上违反坦诚义务,主观上须以图利或加害为目的。立法设置普通背信罪,不利于防止罪名适用扩大化的风险,先行设立公司企业层面的背信罪方为当前稳健务实的优选方案,同时注意畅通民营企业内部背信犯罪的出罪路径。在司法实操领域限缩犯罪对象、适用告诉才处理的刑事追诉机制、贯彻内外协同系统惩治的司法准则,以框定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入罪的合理限度。

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平等保护——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分析重点

《刑法修正案(十二)》在立法伦理方面集中体现为对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平等保护。我国涉企业产权刑事立法呈现出“公职犯罪先行,显现治理成效后再立私营犯罪”且两者趋于平等化的立法规律。无论是从常识、常理、常情方面,或是从立法意志与使命方面,还是从立法原理与技术方面来看,都需要确定刑法的平等保护原则。鉴于刑法审慎介入市场经济的立场,应基于“差异化平等”的思路,合理认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以及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三项舞弊犯罪。在司法上,需要进一步通过司法解释构建公私有别的差序平等保护格局,通过司法政策建立必要的民营企业决策出罪机制。

民生刑法的品格:兼评《刑法修正案(八)》

民生刑法立足于人本刑法观,以尊重人性、弘扬人道、人权保障为价值内涵,以社会权利及其他民生权益的刑事保障为基本内容。《刑法修正案(八)》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及利益平衡,将宽容人道精神与宽严相济精神相结合,确立了刑事立法的人本价值取向。实现民生刑事保障的人本价值,需要形成和完善功能协调的民生刑法体系,并将人本价值理念在刑法适用、刑罚裁量和刑事执行的过程中加以贯彻。

恶意欠薪罪若干问题探究

把《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新增设的罪名定位为恶意欠薪罪,不仅更为形象、生动与简洁,更加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而且还能够全面反映本罪的本质属性。恶意欠薪罪的现有立法规定尚有不明确之处或根本性缺陷,应予以解释或改进。其中,应把本罪的主观方面解释为"恶意",把本罪的客观方面限定为"情节犯",以合理划定本罪的犯罪圈。同时,还应舍弃客观的处罚条件,而采用一种二元化犯罪模式,以有效遏制恶意欠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