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俭与奢的更迭与矛盾:方志中所见明代江南地区头饰风尚

明代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一方面纺织品贸易繁荣,人们鲜衣华服,衣冠趋时。另一方面,明代对地方志书修撰尤为重视,修志事业大为兴盛,且其内容全面、地域特征明显。本文通过对明代江南地区方志所记载的服饰风俗的研究,发现其中头饰呈现风俗俭与奢的更迭甚至矛盾现象,并论述了其影响因素与形成原因,从中窥视出明代江南地区的习俗风尚、衣着观念、区域发展等内容,以及方志的特殊性对服饰风俗记载的影响。

论龚鼎孳与江南遗民诗人群的双向互动

龚鼎孳虽是降闯复降清的“双料贰臣”,却与江南遗民群体有密切的互动。龚鼎孳与遗民诗人的交游,除了诗酒唱酬,还体现在政治庇护、物质资助、提携遗民后代和维系遗民经世志向等方面。龚鼎孳的倾力付出获得了他们的宥恕,纾解了自身三朝为官的负疚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社会上宣泄国破家亡之痛楚悲愤的情绪逐渐稀释,贰臣的调和、荐举助推了遗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贰臣与遗民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需求表明,“故旧”纽带缓冲了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君臣节义在传统“五伦”秩序下的权威性被消解,易代士人的交往仍带有鲜明的“友道”烙印。

明嘉靖碧山吟社考论

碧山吟社在明代三度兴废,规模当以嘉靖年间为最大。社员构成不仅是同乡,且多为同年乃至师生关系;多有不屈权贵、遭忌乞休的仕宦经历,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碧山吟社复兴的内在动力。吟社继承了江南文人以诗会友的传统,他们登临山水,吟赏烟霞,雅集饮宴,谈文论艺。从力谏到乞归,从拜佛参禅到"雍容经济",从追求空灵闲雅、自在超脱的山林之趣,到抒写心系社稷、蒿目时艰的苍生之念,均取决于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他们鄙弃虚名浮利,坚守独立人格;其诗风亦在"冲淡清逸"与"豪放雄奇"之间相应转换。这是一种刚柔相济、儒道互补的文化个性,集中体现了无锡地区"不争"和"秉义"相统一的传统风习,也是江南地域带有普遍性的人文习尚。

何处是江南:明清《江南春》唱和与江南文人的身份认同

元末明初倪瓒作《江南春》三首,明清以来百余人参与追和,成为江南文坛一大盛事。嘉靖间的集体唱和中,"江南"主要指向苏州,体现了作者的地域认同,也是苏州崛起成为江南代表城市的展现。"江南"又寓意故乡,身处故乡的江南文人唱和中不断想象"他乡",实则是对"仕"或"隐"的身份抉择与认同。明末清初的追和中,繁华鼎盛的江南变成"残山剩水","江南"更多指向寓意故国的南京,体现了作者对"明遗民"的身份认同。清中后期的和作则多是羁旅中描绘异乡的风景而怀念"江南",在故乡认同下《江南春》唱和形成了有意味的回归。

数理和谐:明清江南地区建筑小木作比例探析

小木作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比例是影响形式的潜在因素,但较少受到关注。明清江南地区建筑小木作比例在延续北方官方规范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系统。基于《营造法原》和调研测绘,梳理明清江南建筑小木作整体及构件的比例,厘清多种常用比值,展现同建筑空间及大木作的关联性。进而解读比例中数理关系的成因,分析结构、功能、审美、营造、文化五个方面的影响,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以及规矩方圆、天地人和谐统一的深层文化内涵。旨在从显性的表征分析走向隐性的规律探索,为地域性传统建筑研究提供参考。

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的地理分布与文学贡献

明代江南文学世家主要分布在太湖核心区域附近,此种分布与该地区的地理、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关。特别是科举人才辈出、藏书家众多和文学社团蜂拥而起使该地区文化氛围异常浓烈。明代江南文学世家对明代文学人才的培养、江南地域文学的发展、明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明代文集的整理刊刻做出了极大贡献。

论明清江南消费时尚化现象及其社会学意义

消费时尚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明代中后期江南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社会控制力减弱,人们对官方礼制的僭拟和无视,才有追求个人精神满足的空间和自我表现的欲望。明清江南时尚消费表现出某些近代消费时尚的一些规律性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江南生产创新和规模生产的出现以及市场化进程和商品生产专业化,并对封建等级制度产生一定的冲击,具有诸多的积极因素,但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明清江南的士女结社

明清江南士女结社主要集中在杭州湾沿岸、太湖流域、安徽的桐城等地区。其活动多是文学上的诗词唱和,带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结社活动附着于男性文人结社的边缘,没有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也没有使她们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

姚孙棐年谱简编

姚孙棐系出桐城麻溪姚氏,是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其诗歌创作能转益多师,每见性灵情致,颇显时代特色。姚孙棐一生教育子女多所成立,并积极参与各种诗文社交活动,交游非常广泛。姚孙棐对麻溪姚氏家族及家族文化的发展兴盛,颇见功勋。

明清江南地区酒楼茶园中戏曲演出发展述略

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经济的勃兴以及民众日常生活风尚的转变,酒楼茶园中的戏曲演出获得了广泛的市场空间。明初,官办酒楼中的戏曲演出占据主要位置,从明中期开始,民间酒楼中的戏曲演出逐步复兴。入清以后,"戏馆""戏园"出现,并广受欢迎。至清末,茶园开始逐渐取代戏馆、戏园的市场地位。

桂枝未遂知衔恨 诗草空遗泪眼看——吴历诗漫论

吴历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爱国遗民,也是中国较早的天主教信徒,其诗歌作为吴历特殊经历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即诗史价值。吴历作为画家,所特有的艺术敏感性和艺术想象力,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通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清初是中国诗歌史上甚为辉煌的时期,以钱谦益为魁首的虞山诗派影响巨大,吴历是常熟人,得钱氏真传,又不为所囿,其诗歌创作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在清初诗坛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生平事迹考论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一生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的诡秘行踪颇值得玩味,他最终皈依道教的选择及对自己道人身份的认可迥异于当时岭南遗民逃禅的普遍风气。薛始亨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鼎革前意气风发的求学阶段;鼎革后风雨飘摇中的奋然挣扎;中年绝望之际的退隐江湖;晚年参禅、入道之间的游走与徘徊。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隐微心态。

清初遗民诗僧之兴亡诗论略

甲申之变可以看作遗民诗僧们诗歌风格的一个转折点。国变前,为诗更多表现个人思绪,诗歌风格趋于清冷幽静、自然诙谐;国变后,注重将个人感受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善为兴亡之作。这类兴亡诗表现了广阔的历史内容和深沉的兴亡之感,风格慷慨悲凉,忧愤深广。

明清之际江南家族词人群体研究综述

地域性、家族性是明清文学的两大特点,这也是明清词坛上重要的文学现象。晚明以降,词学的兴盛、词体地位的提高,促使地域词人群体、家族词人群体迅速崛起,形成江南词学兴盛、词派纷呈的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家族词人群体构成郡邑词派的骨干,其中家族女性词人群体辈出亦是明清时期重要的词坛现象。明清之际家族词人群体的繁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对于研究清词中兴和清初词坛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

国家在场、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以明清江南城隍庙为中心的历史透视

城隍庙是中国古代社会祭祀城隍神的庙宇空间。明初定城隍之制,试图以国家权力确立城隍庙为官方教化空间,对其严格管理,一度割裂了民众与城隍神的互动联系。晚明以降,伴随统治者对江南城隍庙管理日益松弛以及民众参与度的逐渐增强,城隍庙成为官员与士绅治理社会的行政性工具。同时,江南地方社会与城隍庙的频繁互动使得其世俗化程度显著提高,并由单纯的政治教化空间演变为开放的社会公共空间,社会功能愈益多元化。

明代江南文人雅俗观念的嬗变

中国古代的雅俗观念具有时代性,文人阶层以其较高的审美修养对雅俗之辨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文人继承和发扬了前代文人所发展起来的雅文化,形成了一套生活美学的实践标准。随着江南成为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地区的文人在雅俗审美中处于权威地位,他们所带动的消费观念亦成为一时之风尚。这使得明代江南文人的雅文化透过市场机制流入了世俗社会,成为世俗大众纷纷效仿的对象。由于文人所代表的雅文化是其阶级优越感的来源之一,并借以获得来自其他阶层的普遍推崇,因而文人格外注重雅俗区格,以维护自身的精英属性。随着晚明社会中僭越行为的增多,江南文人越加重视品鉴能力,强化文人的主体作用,从而把控雅俗观念的主导权。

明代家具交易形式考辨——以江南交易群体为中心

在全球中国古代家具研究的百年历程中,由于历史材料疏阙,有关明代家具断代、产地、匠师、工具、价格、交易形式等挑战性问题迄今乏人问津。基于此,文章聚焦明代江南家具的交易形式,钩沉并归纳了交换、坐艺、兜售、店肆、借用、馈赠、贿赂、典质八种与书画古物近似的交易形式,通过对家具交易的类形、性质、差异以及赏鉴和好事两大交易群体的检视,考辨市场需求扩涨和供给短缺的博弈,在文献类比和互证中,证明髹漆和硬木家具在生产、交易、流通、消费、圮毁这一循环链中的事实。

明季岭南遗民的古琴事迹考略

岭南遗民群体与古琴的文化关系,是岭南琴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部分。岭南遗民的独特文化现象,也意味着岭南遗民琴学存在着独特内涵。因此,考察岭南遗民的琴学事迹,将会挖掘到岭南琴学更多的价值。目前学界对于清初岭南遗民琴学事迹尚未深入研究,因此,通过清人别集和相关史料考述清初遗民琴宴、琴家邝露殉国事迹及遗民陈子升琴道三例,望引起学界对遗民琴学的关注。

明清时期江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文化述略

明清时期江南运河区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其中既有与运河航运、治水祈雨密切相关的金龙四大王、晏公、龙神等全国性水神,还有包括潮神、湖神以及各种乡土神在内的众多区域性水神.此外,还有承载福建商人地域文化和乡土情谊的妈祖信仰.信仰种类的多样性和信仰群体的普遍性是江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文化的重要特征.水神信仰与所在区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崇祀水神在作为应对水旱灾害重要手段的同时,在促进官民互动、强化地域认同方面亦发挥了显著作用.区域社会的复杂性造就了信仰对象的多元性,神灵信仰又反过来对区域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二者相互作用,使得水神信仰文化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