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格局下平安中国建设制度变迁研究

安全治理价值诉求与现实需求目标设定是安全治理制度变迁的方向指引,安全治理顶层设计与焦点事件构成安全治理制度变迁的主要驱动力。在此基础上构建安全治理的“目标-驱动”动态分析框架,对平安中国建设制度纵向和横向的体系完善走向、制度文本演化趋向、党领导下“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实现过程进行解读,能够为了解平安中国建设制度变迁与新安全格局的形成,以及深入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提供思考视角。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安全治理历经“备考”的基础奠定、“初考”的体系建立、“中考”的能力提升、“预考”的全面回应、“大考”的现代化答卷等,推动平安中国建设制度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中国建设、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建设更高水平的制度变迁。从价值诉求、现实需求、顶层设计、焦点事件等视角提出平安中国建设制度的优化路径,并通过技术支撑和基础保障强化实现路径。

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南非的区域大国角色及限度

作为区域大国,南非在非洲安全秩序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4年民主转型后,南非国家身份定位由西方的"白人飞地"转变为"非洲国家","以非洲为中心"成为南非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南非非国大政府秉持新的国家身份认知,不再将非洲国家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命运与共的合作伙伴。南非通过参与解决非洲国家冲突、加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支持非洲冲突后重建与发展进程、推动联合国与非盟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参与多边维和行动等方式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扮演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南非虽然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某些领域发挥了独特的引领作用,但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力相对下降,使其越来越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非洲安全形势。域外大国和国家集团加大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干预力度、其他非洲区域大国的竞争,也对南非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形成了制约。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南非政府将把更多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直接介入非洲冲突解决的意愿和能力会有所下降。南非在参与非洲安全事务过程中将更加惜用自身国内经济军事资源,进一步提升对外交手段、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依靠。

非洲安全制度治理的转型与结构性困境

通过构建多边制度解决安全问题是非洲安全治理的核心主题。伴随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的转型,非洲国家在安全制度领域逐步构建起以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为核心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非盟与地区经济共同体/地区机制、次地区制度安排、联合国等在非洲安全治理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多层协调机制,它们一道构成复合多元的非洲安全治理制度框架。与非洲统一组织不同,非盟在安全治理领域具备对成员国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治理目标聚焦“人的安全”,治理规范更趋多元,安全治理与政治治理的制度安排呈现融合发展趋势。非洲国家的脆弱性与非盟的外部依赖性从根本上限制了非盟运用非洲方式解决非洲安全问题的能力。非洲国家内部冲突是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现实要求非洲安全治理的制度安排要以增强民族国家权威为导向,不断提高国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进而在地区和大陆层面构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秩序。

推进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中国的认知、作用与挑战

近年来,中非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已经呈现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格局。中国与非洲的安全合作促进了非洲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际安全治理做出了贡献。中国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亦面临不少挑战,包括与非洲及西方国家在安全理念和政策上的差异、对"不干涉内政"内涵理解的争议,以及中方自身能力的不足等等,均对中国加强与非洲的安全合作构成严峻的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加大对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的投入。

非洲联盟与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日益显著,双方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经历了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合作机制不断完善。目前,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已形成了“辅助性、互补性和比较优势”的安全合作原则,并体现于非洲自主和平行动的具体实践。尽管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已初见成效,但两者深化合作的努力仍受到不少因素制约,主要表现为区域主义理念的分歧、法理框架的模糊、财政与后勤支持的薄弱,以及非洲次区域组织的成员重叠、裂变与动荡等。

非洲与联合国关系:历史演进、现实逻辑与未来展望

非洲是联合国会员国最多的大陆。非洲国家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联合国的政治生态。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中,联合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联合国推动的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洲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洲国家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力量,而非洲大陆也是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的重心。联合国与非盟开展全方位合作,成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的典范。联合国改革事关非洲安全与发展的未来,与联合国开展合作是非洲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联合国、非盟和中国:基于非洲和平安全架构合作的和平伙伴关系

全球和区域性的安全治理需要联合国、区域组织、全球大国等多元行为体共同发挥积极作用。具体到非洲的安全治理,联合国、非盟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安全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各方比较优势的互补,而且有利于解决区域安全问题,促进构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构建非洲和平安全架构,特别是确保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大陆早期预警机制、智者团、非洲待命部队与和平基金全面运行,则为联合国、非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机遇,各方之间也已经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然而,在围绕非洲和平安全架构合作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增进联合国、非盟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安全伙伴关系,仍应继续提升各方的政治意愿,筹集更多的资源,并对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和管理,同时要完善和优化各方合作的既有机制。中国在联合国与非盟之间应发挥积极的沟通和协调作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产品。

妇女、和平与安全:非洲联盟的实践与探索

长期以来,非洲妇女的和平与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作为唯一代表非洲大陆的区域组织,非盟将保障非洲妇女的和平与安全视为重要目标,并将落实联合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作为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法律、政策、机构和机制的角度出发,探究非盟如何践行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非盟不仅出台相关法律,制定政策框架、改革和设置配套机构,还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与监督。但是,从结果来看,非盟的政策设计和执行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父权制和非洲安全环境对非盟践行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非洲要全面实现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