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第201条逃税罪初犯免责的法益保护——兼论逃税案司法实践程序的模式选择

逃税罪保护法益的确定,不仅关涉到逃税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确定,也关涉到逃税罪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的问题。从逃税案司法程序实践模式入手,结合刑法第201条条文设置的逻辑性,深入探索逃税罪初犯免责的法益保护问题,可以发现:逃税罪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界定涉及的多是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理论问题;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具有宣示性,是在逃税行为与逃税罪之间搭起的“金桥”,即告诫行为人不要实施实际减少国家税收的行为,其保护法益属于虚置法益;逃税罪刑事责任程序应严格贯彻行政程序优先原则,即未经税务机关查处和处罚的逃税案件不能启动司法程序。

袭警罪的规范演进与理解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一大亮点,是在《刑法》第277条第5款增设了袭警罪。袭警罪的增设,不仅及时回应了近年来袭警犯罪案件不断攀升的现实和严惩袭警犯罪的呼声,而且为依法惩治暴力袭警行为提供了充分的规范依据,有助于保障人民警察执法时的执法权威和人身权益。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暴力袭警行为主要通过妨害公务罪进行规制,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277条第5款为暴力袭警行为配置独立的法定刑后,意味着暴力袭警行为的规制正式从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模式调整为袭警罪独立规制的模式。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袭警罪,让规范背后的立法目的在实践中得以真正实现,是当前最为紧迫、重要的研究课题。立足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在具体理解适用袭警罪时需要注意的是,其行为方式"暴力袭击",应突出人身要素,应将其解释为针对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人身施加的有形强制力,既包括直接针对警察人身施加的暴力,也包括通过其他物体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的暴力,但不包括不针对警察人身施加的暴力和"软暴力";其行为对象"人民警察",不能脱离立法目的单纯进行文意解释或者机械地追求法秩序统一,应当立足当前警察执法实践从职务而非身份的视角进行认定,除有正式编制的人民警察外,正在依法行使职权的警务辅助人员也应当属于"人民警察"的范畴;其限制条件"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应当从更加有利于保护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和人身安全的角度进行适当的扩张解释,将依法处于与执行职务行为密切关联的状态也认定为"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其加重处罚条件,需要按同类解释原理认定兜底性手段,并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角度进行实质限缩。袭警罪从妨害公务罪中剥离后如何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对暴力袭警案件的正确处理也十分关键。从立法目的和构成要件看,新增的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之间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应按照特别条款(《刑法》第277条第5款)优于一般条款(《刑法》第277条第1款)的规则处理。此外,暴力袭警过程中抢劫、抢夺人民警察佩带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导致人民警察出现伤亡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还有可能会触犯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等罪名,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等规则进行处理。

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弱化的趋向与校正——兼论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修改的解释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立法目的旨在破解证人出庭难。由于条文表述变"或者"为"且",使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成为证人出庭的决定因素。然而实证分析显示,如此更改既不宜操作,也难以克服法官消极态度与制度障碍的负面影响。为实现修法预期目的,应该对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适用坚持客观解释立场,明确界定需要出庭的关键证人内涵标准和建立程序运行特别是权利救济规则。

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法律地位——兼评《刑法修正案(九)》对该款的修改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于行贿罪量刑具有重大影响,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特殊处罚规定。在重刑反腐思想之下,97《刑法》这一款被认为是妨碍惩治腐败的"缺陷"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进行了从严修改,加大对于行贿人的处罚力度。虽然该款在适用中出现诸多问题,但是这一修改不但混淆了该款应有的法律地位,并且将量刑规范化问题上升为立法问题。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中偷逃应缴税款的认定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一种严重的涉税经济犯罪,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偷逃应缴税款"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是该罪定性量罚的核心因素。对于偷逃应缴税款的计核,应当以走私行为发生日为标准,对于原产地不明的货物应当适用优惠税率,而且对于办案期间税率和税种发生变化的不能适用"从旧兼从轻"的法律原则。

试析《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条第三款关于职业禁止规定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条第三款将职业禁止的内容纳入了刑法体系。职业禁止作为保安处分措施的一种,其适用应贯彻谦抑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具体则包括适用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狭义比例原则。此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业禁止大多是一种行政责任,而刑法中的职业禁止则是非刑罚化的刑事责任,在行为人同时触犯刑法与行政法,分别应承担这两类责任时,法院应将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为条件来适用职业禁止规定,而不是"从其规定"——法院不再宣告。

如何科学解读《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兼与陈金林同志商榷

修正后的刑法第65条"但书"规定中"过失犯罪"的表述之后是否存在"的"字,并不会导致"犯罪"与"犯罪分子"的区别;刑法第65条的"但书"对"前罪"和"后罪"均起限制作用,而不是"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的表述对"前罪"和"后罪"均有限制作用,但"过失犯罪除外"的表述仅对"后罪"有限制作用。另外,要正确把握"累犯的本质"和"累犯从重处罚的依据"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研究——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七条

针对《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修订而产生的争议,通过结合司法实践,指出应当以信息主体相关性、可识别性把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同时应以多个维度考量本罪的"情节严重"标准,以期为理论研究及司法认定该罪名提供参考。

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立法审视与范围厘定——兼论《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在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基础上,创设了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核准追诉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核准追诉的审查过程中,理应体现"以未成年人为中心"的少年司法特色,遵循"以被追诉人为对象"的核准追诉要求。在司法适用方面,需要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审慎理解:对于犯罪主体需要同时审查年龄与刑事责任能力,情节要件需从罪行、手段等情况进行认定,"情节恶劣"的认定需结合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认罪认罚从宽:中国化的协商性司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控辩协商制度的性质,这几乎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通常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设定的“一般应当”之效力规范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实质性控辩协商制度的地位。然而,通过对本条的规范分析可知,法官无论在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的适用上,皆不受控辩双方合意的罪名或量刑建议之拘束。控辩协商制度与我国审判机关的职权定位有着深刻矛盾,几无实效的“一般应当”仅具宣示意义而缺乏规范价值,基于“认罪认罚从宽”构建的控辩协商制度不具有实质性。实质性控辩协商制度的构建,要求法官对实体公正的职权主义追求有所退让、“真理符应论”部分让位于“真理共识论”,这与追求真实的主流社会文化、中国特色的司法责任制度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正因如此,“认罪认罚从宽”在未来也难以被改造为具有实质性的控辩协商制度。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与强奸罪的关系研究

根据实定法关于女性性同意年龄的规定,年满14周岁的女性具备性同意能力,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而非其身心健康。由此,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女性的性同意完全真实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不涉及法益侵害性问题,不应当被认定为构成本罪。本罪所规制行为的范围仅包括负有照护职责人员违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意志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和在该类女性性同意的真实性无法认定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而前一种情况与强奸罪之间存在竞合,所以,本罪与强奸罪之间存在法条交叉竞合的关系。

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法教义学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修条款的类型定位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增修条款可划分为轻缓化条款、严苛化条款以及明确化条款。轻缓化条款有利于被告人,应基于从轻原则优先适用。识别轻缓化条款的关键指标是新旧条款的对应性。对此,应综合考虑法益的同一性、行为类型的包容性、体系的协调性以及目的的合致性等因素。明确化条款和严苛化条款的区分对判断旧法适用范围有积极意义。如果新增修条款是严苛化条款,那么旧法就不得适用于新增的行为类型。如果新增修条款是明确化条款,那么其描述的构成要件就完全被涵盖在旧法的罪刑规范之中。两者的界分以公民对旧法文义的预测可能性为基准,其中,主要判断因素为规范目的、体系逻辑构造、社会一般观念以及条文历史沿革。据此,高空抛物罪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等新增修罪名的溯及力应受到重新审视。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评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从立法理念到立法技术均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而且蕴含了巨大创新,必将对我国刑法和税法的理论、立法以及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建议对其进行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找出可进一步完善之处,这无疑将有助于丰富我国刑法和税法理论,以便改进立法,指导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