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论语》对于写作主体修养的启示

写作行为与写作主体的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论语》中许多关于道德意志、深远意识、社会情怀、人格操守等修身养性的论述,对于写作主体具备远大的志向、崇高的道德修养、深远的生命情怀、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心和使命感等,提高自身修养,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

“作家”身份的生成与新文学的发生

“谁是作家”“作家是什么”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有意建构的一套身份与价值观念体系。经由从“著作家”到“创作家”、从“文人”到“作家”的指称转换,以及现代文坛对超人情感和现代知识的强调,作家被赋予“感化读者”与“改进国家”的社会职能。“作家”的生成与判定有赖于现代读者的“发明”与现代文学机制的助推。现代“作家”身兼报刊编辑、文学批评家等多重身份,怀有“启蒙”与“救亡”的价值追求,带来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现代转换。“作家”身份的生成与塑造反映了新文学发生的内在逻辑,也提供了一条反思当下作家观的有效途径。

“魅力型权威”鲁迅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多伦路作家群落”之聚合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是一个颇具文化底蕴的空间,1930年代在此形成的“作家群落”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化景观,而鲁迅在整个“作家群落”以及都市地理空间、亚政治文化空间当中充当着某种程度的“聚合”作用。鲁迅于上海多伦路居住和活动的景云里亭子间、拉莫斯公寓、内山书店、木刻讲习所等空间常常汇聚许多作家和文化界人士,作家群体在日常往来与文学活动当中构建起来的认同与尊重塑造了鲁迅在作家群落中相对“中心”的位置,同时加强了“多伦路作家群落”内部的沟通,构成探究“多伦路作家群落”聚合机制的必要环节。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论语》文体形式的文化阐释

《论语》是以"语"体和"子曰"等形式记录孔子的言论,建构孔子的话语权威和思想价值体系的。"子曰"形式最宜于孔子独白式地直接阐发自己的思想,"问——子曰"形式由于受到孔子"礼"和"仁"的规范,导致与孔子对话的真正主体缺席,而成为孔子建构自己话语权威的有效言说方式。孔子重视"言"的作用,但反对"巧言"。孔子不期望论辩,面对论辩他往往先预设道德判断,然后否定欲辩者,从而最终否定论辩本身。对孔子来说,"巧言"和"论辩"会使自己的话语权威和思想价值体系面临被解构的威胁。

新中国稿酬制度变迁:历程、动因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稿酬制度历经更迭。由解放初期的优厚待遇,到“文革”时期的全面消亡,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恢复与发展。这些变迁源于著作权制度的确立、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政府对稿酬性质的认识以及出版市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稿酬制度的变迁,折射出管理部门的重视与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发展,稿酬性质逐渐由“劳务费”变成“版税”,知识分子身份也由“写者”蜕变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但是新形势下,我国稿酬制度仍存在稿酬数额较低、作者权益在新技术下救济不足等问题。

《论语》在宋前为何不受重视

作为儒家重要的经典,《论语》为何在宋以前不受重视?其原因当从其自身来找。第一,《论语》一书是何时编成的,作者和编篡者是谁,史有成说,纷争不断。第二,《论语》书名涵义。第三,编纂动机。长期以来,对于《论语》一书的书名含义的探讨过于简单,而且忽视其编纂动机。实际上,解决了《论语》书名的真正含义及其编纂用意,有可能发现这部儒家经典的成书时间。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论语》成书应在"儒术独尊"之际。由此三点不难发现《论语》在宋前不受重视的原因。

王韬的西学与中学翻译身份、认知与实践

王韬的成长与翻译紧密相关。自王韬在上海松江墨海书馆工作至逃居香港二十余年间,他与麦都思、艾约瑟、伟烈力亚、理雅各及张宗良等合作翻译了宗教学、历史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多种著作。这一期间显示出王韬对翻译认知的转变,而相对稳定的是他“笔受者”和“笔著者”的身份。除在佐译《圣经》中发挥了较大的主体性外,王韬在《华英通商事略》等著作中大多遵循“西人口译、中人笔受”的翻译模式,这一模式其实也是当时各大译书机构的主要工作方式。傅兰雅、马建忠、梁启超等认识到,这种合译模式使得译本无法准确还原本来面目,有损西学的传播。“口译+笔受/著”模式对科技翻译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在社科翻译中效果并不理想,但对如今诸如法律翻译等仍有借鉴意义。无论如何,作为“笔受者”和“笔著者”的王韬在中西交流中获得了领先于时代的理解,从而成长为跨越时代的大人物。

笔者我也——对学术写作中“我”的讨论

学术写作中的"我"是塑造出来的。相比西方语境,中国学者是从伦理和修辞方面来考虑人称问题。汉语中,"我"的形式"笔者"处于显身第一人称与隐身第三人称之间,以模拟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这种淡化主体的叙述方式,既有中国书写历史的作用,也有达成客观中立的科学效果的愿望。但在汉语学术经典中,学术作者并不讳言"我"。当代中国学术中"我"的淡出则主要源于权力的约束,现有科研发表体制的限制,以及学术功利化的结果。

《论语》作者及篇章结构略考

《论语》不是纯粹的由一人或者一个团体编定完成,不管是孔门弟子,如仲弓子夏子游,还是孔门再传弟子,如曾子或有子的门人,抑或是子思,实际上《论语》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并不是说,《论语》完全由散乱的语录在不同时代结集起来,而是由主体文本与附属文本组成的。这个主体文本就是仲弓子夏子游子张子贡有子等人在孔子逝后,召集众弟子完成的;而附属文本则是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语录以及其他孔门弟子语录。

隐含作者视角下《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败笔”结局

乔治·爱略特的半自传性作品《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结局一直为评论家们所诟病,被认为作者掺入过多的感性因素。文章在对小说结局进行文本解读的基础上,结合"隐含作者"的理论重新审视小说的结局,认为小说结局非但没有掺入过多的感性因素,相反,作品中的隐含作者以强烈的理性态度设计了小说的结局,表达了有别于真实作者的女性观,这一结局也论证了布思关于隐含作者这一理论存在的必要性。

论当代文学场中的文学选刊

以《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为代表的文学选刊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场中的一种重要"占位"。它们以其媒介特性、身份和读者资源,成为当代文学场中的权威代表和象征资本的颁发者,对文学评价、文学生产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作用。当代文坛应该注意选刊这种媒介的作用,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引导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子夏的反讽与孔子的批评——《论语》“贤贤易色”“君子不重则不威”两章解诂

子夏"贤贤易色"章承接上章,运用反讽质疑了孔子孝、悌的互文使用和文、质的轻重区分。子夏的观点是:孝、悌有内外之分而文、质应同时并重。随后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孔子阐释了文、质的轻重关系,主张一种涵盖了孝、悌的忠信论,批评了子夏"吾必谓之"的修辞方式。

从《琵琶记》和《儿女英雄传》看“双美一夫”模式及其文化意蕴

“双美一夫”模式是我国古代小说、戏曲常见的模式之一。它的原型可远溯到舜与娥皇、女英的神话故事。“双美一夫”故事在元明清文学中大量涌现,影响较大的《琵琶记》、《儿女英雄传》就产生于此时,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双美一夫”故事渗透着很强的男权意识,它们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文人们用男权话语建构起来的一个个情爱乌托邦。

对少年儿童写书、出书热的思考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来,少年儿童写书、出书蔚然成风。其原因主要是:市场经济时代为少年儿童纷纷写书、出书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信息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为少年儿童写书、出书创造了最便捷的途径;少年儿童所写的书适应了同龄人的阅读需求;出版社、新闻媒体和商家的炒作对少年儿童写书、出书热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意义主要表现在:对文学而言,少年儿童纷纷写书、出书应视为当代文学获得新生的一种成就;对教育而言,它是教育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出版而言,它是当今出版业繁荣的表现。对编辑出版人员的启示是:编辑出版人员应该把挖掘和培养少年儿童作者提上议事日程,应乐为少年儿童作者作嫁衣,全社会应建立和完善少年儿童作品评价体系。

五四以来女性叙述声音的嬗变

美国后现代叙事理论家苏珊.S.兰瑟在对西方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私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通过考察中国五四时代以来的女性作家小说文本,发现这三种叙述声音的特征对它们同样适用。在西方理论和中国文本相互观照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女性的叙述声音经过了一个由不自觉的隐匿(他者赋权)、自觉的显现(自我赋权)到与人物的声音交融(相互赋权)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女性作家书写的逐步成熟。

选刊运作:一种当代作家培养机制

《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文学选刊在发现和扶植当代作家成长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选刊本然的作用机制,如发现机制、鼓励机制和引导机制,也与选刊的媒介特性与媒介资源分不开。强大的传播力和较高的象征地位,使选刊成为当代文学场中的权威性机构,得以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

对传统解释方法批判的再批判——读杨润根《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

杨润根《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一文认为汉代人开创的对先秦典籍的传统解释方法完全错误,并以何晏对《论语·尧曰》第一章的解释为例,把"汉代人歪曲颠倒的解释方法"归纳为六种予以批判。但是这种批判表现出对《论语》和汉人注的误解与歪曲。本文逐一予以反驳。

《论语》艺术特色浅探

《论语》是诸子散文的早期代表 ,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它能在简短的记言、记事中 ,传神刻画孔子及其门徒的音容笑貌 ,性格特征 ;语言含意丰富 ,概括性强 ;浅近易懂 ,接近口语 ;运用排句立说。这一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 ,始注意人物描写 ,增强了叙事文的形象性 ,其语言对后世文学语言和论说、应用体语言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