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The Wisdom of Confucius

林语堂的翻译活动前后跨越了半个世纪,历经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美国20世纪50年代"反文化"运动和现代性的冲击。他的译品,就犹如他的创作一样,带有鲜明的中西合璧的文化色彩。林语堂通过通俗的艺术方法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西方文化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由林语堂编译的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中文名《孔子的智慧)》较为完整地表达了林语堂的孔子观,也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儒家学说,对促进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林语堂的翻译思想、The Wisdom of Confucius的编译内容、林语堂《论语》的英译本都具有深刻的学术研究价值。

《论语》“色斯举矣”新解

《论语》“色斯举矣”之“色”历来释为“颜色”。考之古籍异文、字书引用以及《论语》语境,“色”当为“(?)”之假借,“惊骇”之义。

复质与广大:《论语》和《诗经》的诗教思想

《八佾》篇"子夏问诗"和《阳货》篇"教伯鱼读《二南》",分别阐述了《论语》诗教思想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复质"与"广大"。从《春秋》"复质"思想出发,结合《诗经·周南》中的《汉广》《汝坟》两篇的具体文本解读,可以把《论语》诗教思想中的"复质"和"广大"两层意思联系起来,获得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理解。

“文本诠释”与“现实投射”:杜预、范宁《春秋序》中的历史与建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孔子形象

董仲舒基于政治需要而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孔子的形象也由此而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将孔子形象定位为圣人、素王、神人。董仲舒视孔子为圣人,确定了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又视孔子为“素王”,明确孔子秉承天意得授制作之权;通过建构孔子“神而先知”的形象,提出“替汉改制”“灾异谴告”等理论,将其政治学说神圣化。董仲舒通过对孔子的形象的诠释,使得孔子的形象在西汉时期转而成圣、成王乃至成神。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海昏侯墓所見《公羊傳》文句補論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鏡和《春秋》簡上有不少内容與《公羊傳》有關。通過文字辨析和文獻對讀,文章對目前存疑的一些文句作討論,包括“臣詑君子□必四面起矣”“立於門北”“五月壬□會□侯□子玄子明于□□□□”“師也曷附子曰”等。這些文句可以與《公羊傳》等傳世文獻互相證明。

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

作为孔子一生事业之象征,《春秋经》产生于华夏古典文明第一次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从体例与形式、取材与内容、大义与微言等方面观照,这部以编年史形式出现的儒学经典,与现代学科系统中的文化史,有诸多相通之处。《春秋》一书于后世之历史影响,是这部经典之作精神文化价值的深切体现。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的现代诠释,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史的撰写,亦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修辞策略中的“作者”——西汉“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实践

"孔子作《春秋》"说在中国经学历史上兹事体大且历经纷争。在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下,福柯"作者功能"理论为重新讨论西汉时期的相关言述提供了新进路。孔子实际上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之中,为不同的话语意图服务,而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修辞策略来加以论析。孟子、董仲舒、司马迁三者有关这一命题的叙述具有不同的修辞特征,体现了不同的话语策动机制。通过对孔子这一至上权威的占用,儒家学者们掌握了《春秋》的解释权,也获取了对君王权力的制衡能量。

司马迁与“春秋笔法”

司马迁对孔子有种特别的崇拜,他撰《史记》自比孔子著《春秋》,《春秋》在他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司马迁学习孔子以布衣之身敢为万世立法的宏伟气概,以及与之相匹应的"春秋笔法"。"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就是"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继承与发展。司马迁以"春秋笔法"书写历史,行使史家对历史的裁决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皇家的世俗权力与史家的历史裁决权力,进行着此消彼长的拔河式的较量,最终史权会从皇权的奴役下翻身。

孔子与《春秋》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诵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必须有当时的舆论支持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本《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笔削。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司马迁与新史官文化

先秦史官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它对司马迁开创史官文化的新局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批判和继承先秦史官文化的基础上,司马迁建立了"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体系,为史官文化树立起新的标尺。"成一家之言"由三组对应关系构成:其一是"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古"与"今"的关系,其三是"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关系。六经是《史记》学术思想的依据。

《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

《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典范化,其本质意义就在于作者为其注入了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从而体现孔夫子所提倡的《春秋》大义。由于历史观的不同,造成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叙事重点、细节选择、人物褒贬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把关羽塑造成一个体现《春秋》大义的忠义英雄,罗贯中大胆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以之强化和凸显关羽忠义品质。关羽的走麦城的悲剧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却是胜利者。关羽与曹魏的军事冲突转变成道德的冲突。这正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的集中反映。

《史记》中的“至圣”孔子研究

孔子是《史记》中的重要人物。首先,司马迁对孔子十分重视,他不仅创作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多篇传记,并且在《孔子世家》以外的55篇传记中引用了孔子的言行故事,达103处之多。其次,司马迁是第一个将孔子推崇为"至圣"的人,他使得孔子的"圣人"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汉代正史上得以确立。在《史记》中"至圣"孔子具有崇高性、神秘性、悲剧性等特点,并有着丰富饱满的性格特征。再次,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对他创作《史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为对孔子价值标准的继承,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春秋》笔法"的借鉴。在史识上甚至对孔子有某些超越。可见司马迁"至圣"孔子之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立德与立功——孔子与希罗多德对历史人物评价之比较

孔子的《春秋》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分别是中西方史学的两部伟大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春秋》以"立德"为先,而《历史》以"立功"为先。这种差异的形成不是因为孔子和希罗多德的个人差异造成的,而是具有深层的历史原因,是深受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影响的结果。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 :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 ,“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 0 0 3年第 5、6期 )一文 ,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 ,否定这一史实 ,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 ,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 ,实在“背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