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理学视角下的“三苏古文”选评——以张伯行为中心

清代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与明代茅坤的选本同名,但体例与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张氏选本中“三苏古文”比重大幅下降,张氏虽折服于三苏文采,但批评三苏学术,张氏选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初理学家古文选本中文统与道统间的矛盾。

体变而嗣绝响 心怨而续骚意——初唐四杰赋对楚辞句式的承续和拓展

《楚辞》与《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诗心骚意为后人所取法。这种怨骚之情的表现既取法乎上天入地之骋想,也渊循于婉曲绵韵之殊句异词。本文从初唐四杰对楚辞句式的承续与拓展着眼窥蠡楚辞的衍变之迹。

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

孟浩然诗的各种版本具有独立的校勘价值的,当以宋蜀刻本、元刘须溪评本、明《唐十二家诗集》本(即四部丛刊本)和明活字本四种为最。孟浩然集最重要的两个版本应该是宋蜀刻本和明十二家本(丛刊本)。宋本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刻于宋代,是孟浩然集的唯一宋刻本。从种种方面来看,丛刊本仍优于宋本。衡量种种得失,校订孟浩然集,似仍应选择丛刊本为底本。

略论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

作为第一部唐五代词丛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在词学史上具有其特殊的地位。与《词录》比勘阅读,可以见出王国维词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其跋语中体现出王国维对唐五代词人的贬褒态度,成为《人间词话》的重要补充。

破立视阈下的初唐诗学建构研究——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中心

太宗晚年齐梁余韵之回潮肇引出初唐诗学必破之格局。“初唐四杰”与陈子昂以“风骨”“兴寄”大旗欲立初唐诗学新面貌。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呼唤刚健诗风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践“风骨”之旨。陈子昂则超越“四杰”,秉承儒家诗教、亲爱风雅,援《诗》立文,以“兴寄”推动初唐诗学继续深入发展。

唐末周昙、胡曾诗的《史记》渊源解析

《史记》之“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在唐末颇受诗人瞩目 ,尤其是咏史诗 ,更以其“咏以永其言”凝聚了唐末诗人深沉的《史记》情结。周昙、胡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两位。他们皆善咏史诗 ,本文通过对他们诗作《史记》渊源的解析 ,探求了唐末诗人的《史记》情结。这种《史记》情结正是对《史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也是《史记》

《河岳英灵集》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盛唐殷瑶《河岳英灵集》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之处极多。从总体来看,殷璠选诗有尊古重《诗》、恶华好朴与禅近旨远三大特征。从范畴而言,风骨与兴象因殷璠吸收三教之旨而增添了庄禅兼融、雅逸备具的诗学内涵。另外,殷璠诗学"三来"之"神来"乃是盛唐释教禅意之悟的极大突显,"气来"是六朝隋唐以来儒家刚健之体的强势复位,"情来"是六朝隋唐以来道家法天贵真之思的大幅回潮。

点校本《旧唐书》“初唐四杰”本传疑义考辨

"初唐四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点校本《旧唐书》"初唐四杰"本传存在不少差讹,包括夺字、形误等,乃至标点、史实都有可商榷之处。以求对中华书局组织的正在修订中的"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有所裨益。

论《河岳英灵集》中体现的文学思想

通过对《河岳英灵集》中体现的文学思想的考察,探究盛唐文学繁荣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对《河岳英灵集》所涉及的文学风格、思想内容、文学形式和情景交融等进行剖析,研究表明,殷璠评判诗歌"雅奇"并重,"兴象""声律"与"风骨"并举,具有开放性特征,在盛唐时代具有代表性。这种感性而客观、开放的审美趋向反映了唐人开放和宽容的时代精神,是诗歌在盛唐形成高峰的内在动力。

高适诗异文考——以《河岳英灵集》为中心

高适作为盛唐时代边塞诗的重要代表,生前未入"文章憎命达"的怪圈,身后虽与岑参齐名,然不若岑氏之多入选家法眼。今仅就《河岳英灵集》所选13首诗,与它本比勘,发现异文若干。前贤时俊多出校记而鲜有按断,现从诗人之际遇,诗歌之意境,古体诗之音韵,近体诗之格律诸方面加以分析,给出"各从其长"的一己之见。

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初唐四杰辞赋

唐王朝经营西域,西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明迅速碰撞、融合,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时代背景。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初唐四杰辞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有意避开前人所常咏的题目,对旧赋题进行沿袭创新,显示了"尚奇""尚新"的一面;二是对新题材的开拓与创新,大量运用赋序,扩大了赋的表现内容,拓宽了赋的表现领域,题材向纤小化、意象化方向发展,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论元诗四大家

活跃于仁宗延祐年间的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四人,并称“元诗四大家”。他们主张宗唐复古,讲究技法严谨与文字锤炼,恪守中和之道,追求雅正之风,因而成为有元一代诗歌创作的典范,代表了元诗的最高成就。

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原因探析

《河岳英灵集》作为我国盛唐的诗歌选集,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等人的优秀诗篇都得以入选,从整体上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然而书中却独独没有著名诗人杜甫的诗作。这一直为文艺界所关注和争论。笔者以为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在不能还原当时情形下,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大致推测历史曾经的可能性。由于《河岳英灵集》遴选诗歌的标准比较客观、正确,通过对《河岳英灵集》和杜甫生平及诗作的分析,可推测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杜甫在殷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二、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选学价值探微

《唐宋名家词选》的选学价值多为时贤所肯定,但关于此选仍有若干细节问题未予充分展开。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龙榆生的词学观及其词体创作,微观探究了此选推重贺铸词、不予采录陈廷焯词评、多处参引《历代词人考略》等问题,以期进一步解读其选学价值,并印证龙榆生的词学观及其词体创作观。

唐诗与襄阳

唐代的诗人们,特别钟情于古城襄阳,包括三大诗人在内的有唐一代众多的诗坛明星,都轮番地在诗中对襄阳进行吟诵讴歌;襄阳成了唐诗中的一个夺目的亮点,唐诗则成了襄阳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

《河岳英灵集》考论

《河岳英灵集》是盛唐时期的诗选家殷璠所辑录的一部诗集,具有保存文献资料之功,殷璠对所选诗歌的评论是其文学价值所在。《河岳英灵集》是《唐人选唐诗》中的佼佼者,在后代流传甚广。对《河岳英灵集》作者、内容及著录情况进行分析,并探析其文学价值、文献学意义及其在各时代的传播、发展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初唐曹植接受研究

从接受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的改变影响着曹植的接受。从建安到南北朝时期,曹植的接受逐渐达到了黄金时期。初唐时期,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文人对曹植诗歌的接受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是在题材和创作手法上接受,二是在文学批评上的接受,这主要表现了曹植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希望通过继承“汉魏风骨”来改变六朝以来绮靡的文风的愿景。

盛唐诗人的塞外想象及其文学意义

世情、人情的变化及想象本身的特点,导致盛唐诗人的塞外想象形成了四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一、诗人的塞外记忆表象多不准确及想象的过渡性决定其塞外想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显著的模糊性;二、诗人采用不同的方式,或从不同的角度改造丰富多彩的塞外物象,其塞外想象因而形成了明显的多样性特征;三、在诗人情感激流的作用下,塞外物象呈现出极致化的纯粹,其塞外想象因而变得更为极端;四、想象所经的联想程序相对多样,加之塞外物象又琳琅满目,致使诗人的塞外想象呈现出灵活性的特征。想象、诗歌紧密相关,塞外想象作为盛唐诗人的想象内容之一,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描写了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其二,开创出准确而多样的情感表达;其三,营构出雄浑悲壮的诗歌意境;其四,形成了新奇特异的诗歌风格。可见,盛唐诗人塞外想象的文学意义不容忽视。

《唐百家诗选》不选李白等八大家及多选王建原因探析

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是宋代第一个专选唐诗的大型诗歌选本,其在诗家的选择上没有选录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八大家,却将王建选了九十二首,为选本中第一。探究这种取舍背后的原因,既关乎王安石个人对诗家、诗风的好恶品评,也是特定时代诗坛风潮和王安石实用主义诗学观共同作用的结果。

诗歌评价的史官介入——以骆宾王“尤妙于五言诗”为例

骆宾王作为“初唐四杰”中年辈最长的诗人,以其富丽华藻、苍然有骨的诗风以及跌宕传奇的人生经历成为唐代诗歌史中的重要人物。但《旧唐书·文苑传》在评价其文学成就时,却以“尤妙于五言诗”参与作结。其中的微妙差异,反映出史官群体在构建历史叙事过程中的用心,即将羼杂了情感温度的“当代”文学批评转换为冷静客观的历史评论,并将个人置于文学史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考察,从而确定传主的历史坐标和文学功绩。以骆宾王的历史评价为例进行回溯,我们可以发现史官传统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的紧密联系,史书中的诗歌评价是史官积极介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