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景观视域下抗战时期黄河文学论

中国现代黄河文学产生于抗战时期,民族战争带来民族文学繁荣,黄河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隐喻,深深烙上民族和国家印记。抗日战争期间黄河上游的中国西北地区由于战争爆发致使国防资源开发重要起来,黄河流域中下游是中华民族展开艰苦卓绝的抵御外族入侵战争的广阔战场,也是灾害频繁发生地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河流域产生了西北社会生活图景、民族精神书写、英雄叙事、流民图等不同文学样态,不仅为动员抗战、夺取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塑民族精神,激活民族伟大自信心和自信力。作家们在政治、社会、历史的描摹之外,更关注黄河流域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展示,从而建构昂扬奋进的民族精神,呈现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前进的民族个性。

文化回译视角下抗战文学汉译研究——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

文化回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旨在将用A国语言描写B国文化的跨国文学作品译为B国语言并使其回归B国文化。从文化回译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法、归纳法、案例分析法来研究《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汉译本,根据谭载喜提出的“还原式”和“建构/重构式”文化回译理论,归纳并阐释回译本中涉及专有名词、专业术语、文化负载词的语言回译和涉及信息缺失表达、解释性表达、误读表达的文化回译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以期指导抗战文学的回译实践,推动中国“红色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抗战文学文献整理与文化记忆工程建设研究

抗战文学文献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地域分布广泛、保存方式各一等特点。为了推进文化记忆工程建设,需要全面搜集、整理抗战文学文献,并进行数字化处理,构建抗战文学文献信息系统,并推进其多维应用。通过这些措施,更好地保存和传承抗战文学文献,强化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论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抗战文学“国家共同感”建构的三重路径

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抗战文学的“国家共同感”建构,主要通过以下三重路径实现:一是梳理、剥离出边地与中原地区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信仰,并以此黏合、筑牢边民对“中华一体”的认同意识;二是追踪、记录边民在“滇”内和“滇”外积极的英勇的抗战活动,借此确立边民在抗战中的主体地位,促成边民——国民身份的转型;三是对比土司治理空间内和“少数民族自治”空间内边民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存体验,指出民国时期不平等、封建、残酷的边疆政策才是导致西南边疆危机的根源,只有允许少数民族以自治的权力,自己管理自己,才能巩固边疆,建立统一的新国家。三重路径立足过去、现在与未来,既纵向独立又横向承接,“三位一体”式地建构了中华民族唇齿相依的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

从私密走向公共:伍尔夫日记研究

伍尔夫日记所折射出的不仅是她的个人世界,更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日记一旦走出私人空间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现代文化生产和舆论空间建构,就具有了社会属性,体现了伍尔夫勇于担负起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伍尔夫日记中的大量史料纠正了以前许多研究者认为伍尔夫不关心时事政治的看法。她将所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都通过日记记录下来,并明确表明了对这些政治事件的态度和立场,其社会批判意识也最先在日记中得以体现。首先,伍尔夫始终保持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同情,她在日记中两次集中记录和讨论伦敦工人大罢工的情况,认清了政党内部斗争丑恶的一面。其次,伍尔夫把战争给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一一写进了日记之中,表达了对战争的强烈控诉和批判。最后,伍尔夫考察了妇女解放运动史,还认为日记能够书写女性历史、参与重建女性文学传统。

“共同体”书写:“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学的勃兴

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密切,特别是抗战期间的“民族意识”,大大地推动了现代文学中抗战文学的兴起。同样抗战文学因为对“共同体”的认知与书写,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觉”的发生,也在培养和加强中华民族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表现为一种互渗互动的关系。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抗战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抵抗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发展过程;二是民族意识如何作用或影响抗战文学等现代文学;三是在具体“抗战”情境中,相关作家作品如何书写或表现民族意识。

数字人文视域下图书馆抗战文献数字化整理与开发路径

文章从政策基础、资源基础、整理基础三方面分析图书馆抗战文献的数字化整理与开发现状,利用本体、知识图谱等技术设计基于文献内容知识单元的语义化关联和数字化整理方案,并提出图书馆抗战文献数字化开发路径,即创新开发模式,深化开发合作;挖掘资源内涵,丰富开发形式;加强成果宣传,提升开发效能。

爱与欲的现实主义叙写——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再解读

沈从文有过把《梦与现实》《摘星录——绿的梦》和《看虹录》三个文本结集为《看虹摘星录》的意愿。它们在创作手法与精神气质上有相通之处,都具有梦幻空灵的美学特征,也在直面人物内心蠢动的情绪、发掘人类灵魂的底蕴等方面,富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在毫不矫饰的真诚叙写中,小说折射出了抗战大后方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样态。此外,沈从文在蔼理士性心理学的影响下,秉承“文学为人生”这一现实诉求,意图借助文学抒发情欲,达到情感和心理的平衡,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可见,有一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隐晦地存在于《看虹摘星录》中。这既是沈从文战时创作向现实主义倾斜的一个例证,也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书写增添了一个新的向度。

抗战时期《大风》的香港叙说

以抗战时期南来文人创办的《大风》杂志为切入口,敷陈刊物内纪行、文学、漫画、学术等诸多话语脉络中的香港地区书写;依凭现存史料,打捞许地山、叶恭绰等《大风》同人未竟的香港地区文史纂修计划;循此,可探勘《大风》香港地区叙说的演绎轨辙及其呈露香港地区形象的衍化踪迹。《大风》场域中的香港地区叙说交织着对香港地区主体性的发现与不见,既体现出内地与香港地区文化互动间不平衡与不平等的症候,又掺杂着抗战时期香港地区文化主体性生发的幽微杂音与可贵契机。

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文艺工作及其启示

冀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敌后平原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文艺工作,对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抗战、坚定人民抗战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冀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主要涉及文学作品创作、开展歌咏活动、表演抗战戏剧等领域,具有先进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等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建设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为当今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启示。

汪曾祺“云南题材”散文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汪曾祺是西南联大作家群中书写“云南题材”散文作品数量较多的作家,叙事内容主要分为回忆西南联大生活、重现西南联大师生风貌以及描绘云南文化风物三个方面。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作家的该类型散文中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地理空间建构和人文地理空间表现,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学地理学意义。

我国抗战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以《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的编制为例

为解决抗战时期历史文献资料查找难、搜集难等问题,重庆图书馆编制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编制者利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法确定重点收录单位,并针对重点单位展开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其所收文献与过去掌握的数量相比,图书多出近100%、期刊多出约75%。但联合目录的编制仅依赖一个课题组的力量,存在文献普查规划估计不足、普查与审核结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抗战历史文献普查是民国文献普查工作的一部分,根据此次文献普查经验,建议将民国文献普查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建立相应的机构,落实人员经费;建立全国性领导机构,统一规范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和调查技术方法等。

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文学（专题讨论）--历史记忆与21世纪的东亚学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重庆抗战文献资源建设的SWOT分析

从现代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角度看,抗战文献是民国文献资源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与现实联系最紧密的颇具生命活力的历史文本载体。基于此,从企业战略管理视角,运用竞争情报SWOT分析模型,来分析重庆抗战文献资源建设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会与威胁等环境因素。

抗战文献中心构建的发展对策研究——以重庆地区为例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大后方人民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抗战历史文化。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重庆抗战文献中心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重庆抗战文献中心的建设明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战时复杂生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现代大文学史观之一

战争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一般被置于"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叙述,并一度夸大了其中文学发展的种种不足,这都反映了我们对于"战争"本身的简单认识。要深入细致地梳理这些文学现象,就有必要适当跳出我们先前的完整统一的"民国(中国)文学史"视野,在更为复杂的文化逻辑中予以辨析。战争虽然摧毁了已有的文化出版业,但却藉由迁徙开拓出新的空间,文学精神也因战争的洗礼而获得新的品格;战争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多重时空内涵,并开拓和深化了一系列文学固有的主题。中国现代文学在第三个十年有了一份稳健与自信,中外文学有了平等对视、并驾齐驱的机会。总之,战争时期的文学生态丰富而复杂,它不是简化恰恰是加强了中国作家精神世界的多样性。文学在第三个十年进入中年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走向了真正的成熟。

日本现代文学偶像的反战先声——读芥川龙之介小说《将军》

芥川龙之介后期反战系列小说之首篇的《将军》,着力描写了日军敢死队精神上的盲目、无奈和疯狂,对照表现出中国抗日志士的镇定从容、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辛辣讽刺了侵华日军“持枪盗贼”的本质,矛头直刺日军偶像乃木希典,而这一切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发出,是在日本本土中心发出,是由身为日本作家的芥川龙之介发出。其中的反战意识与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之父”福泽谕吉之颂战思想针锋相对。仅此一篇足以评断,芥川龙之介可谓敏锐、真诚、勇于抗争军国主义的作家。他之被奉为日本现当代文学的偶像,从中国读者的立场观之也值得欣慰。

“抗战文艺”的历史特征及其终结——从文协同人的检讨和反思说起

文协同人1940年对"抗战文艺"作了检讨和反思,从文艺观念、创作题材、艺术形式和生产传播方式等方面,全面勾勒了"抗战文艺"的历史特征。包括高度重视宣传功能、以通俗文学和短小通讯报告为主要艺术形式、集中描写和反映前线生活等几个方面。在生产和传播方式上,"抗战文艺"采用的是"机构订货"和商业化生产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在文协同人检讨和反思中,"抗战文艺"也走向终结。

抗战文献探析

抗战文献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完整记录,具有极高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民国文献的基本内涵为基础,进而提出抗战文献的基本内涵;以国内各大图书馆的馆藏抗战文献为基础,进而对国内和海外抗战文献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

台湾地区及国外重点抗战文献现状调查研究

据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大陆以外的重点抗战文献主要集中典藏于台湾地区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等机构。由于这些典藏机构的性质或职能存在差异,决定了其馆藏文献的性质、价值、数量、语种和载体形式各具特色,但它们又具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语种多元、载体多样等共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