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初探

西北国际通道是抗战时期经中国西北地区运输外国援华物资、援华人员和中国易货物资的重要国际通道,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运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学界对西北国际通道研究十分关注,现有研究对其基本概念如名称、路线、里程认识并不一致。文章依据通道地理位置及运输状况将其定名为西北国际通道;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报纸、期刊、书籍等资料,分析得出通道有三条线路,公路线起自今哈萨克斯坦萨雷奥泽克车站,终于兰州,航空线为阿拉木图至兰州,驿运线为印度列城至中国新疆叶城;以修建维护通道的新疆公路局、西北公路局等机构资料为依据,考订西北国际通道公路线里程为2934公里。

抗战时期大后方水泥工业统制措施及其影响——以四川水泥公司为中心的分析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准备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设立水泥管理委员会作为统制大后方水泥的核心机构,对水泥工业施行了严格的统制,以保障军事民用的需要。战时水泥工业统制涉及企业近十家,其中尤以四川水泥公司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水泥管理委员会通过配发准购证及核定销售价格等方式,全面控制了四川水泥公司产品生产和分配。战时水泥统制的施行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战时军事物资供应,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严密的统制经济管控之下,四川水泥公司丧失了自主定价和自由经营权力,从而导致经营效益日趋下滑,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宜红茶复兴计划与国营体系的建立

晚清以来,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带动和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宜红茶贸易兴起,区域茶业逐渐兴盛,并形成了“宜红茶”品牌。抗战时期,在国际国内局势和“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影响下,“宜红复兴计划”被提出。中国茶叶公司、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茶叶部先后在宜红茶区投资设厂,推动了宜红茶区国营茶厂的建立与国营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传统商品经济在近代全球化趋势中的生存境遇与抉择,奠定了区域茶业社会经济的历史格局。

时局、地理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蚕桑业

抗战时期是云南蚕桑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后方建设,支援抗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云南蚕桑业发展受到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了云南蚕桑复兴计划,在宜蚕区积极推广蚕桑业。但是,受云南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战时”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云南蚕桑业发展的成效较为有限。

纪念白求恩: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考察

抗战时期,援华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幸牺牲于晋察冀边区。此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国共关系恶化以及边区医疗卫生状况恶劣的局面,纪念活动作为鼓舞人心、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通过致电、组织追悼会、题词、撰文以及场馆纪念和冠名纪念等具体形式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白求恩为主题的纪念活动。白求恩纪念活动在动员群众积极抗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筑牢共产主义信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劲动力。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作品中的“独身女性”叙事

五四时期,在西方女权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作家笔下开始建构“独身女性”叙事。抗战阶段,女性解放话语融入民族解放洪流,在社会问题更突出、矛盾更尖锐的大后方,“独身女性”叙事得以保留,这也是大后方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所决定的。“独身女性”叙事既是特殊时期对实现女性社会价值的实验,亦是对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道路的反思和探索,更是艰难环境中女性为确保不再度沦为历史进程中缄默者所作出的选择。体察这些“独身女性”叙事,可以进一步了解战时女性的真实生活境遇;通过与西方社会“独身女性”成因形成观照,可以进一步理解我国女性解放进程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广土巨族的命运共同体,其理论渊源有四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各民族平等理论的引进与运用;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独立解放理论的吸收与继承;三是对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四是对近代国人“中华民族观”理论的发展与践行。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进路有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实践对当下留有诸多启示,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依靠我国各族人民、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析,有利于助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研究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科学把握国内外主要矛盾,始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站在一起,聚焦党的建设突出问题,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推行理论宣传教育、开展思想斗争、不断进行党员队伍净化,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确保党组织的先进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探究抗战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的历史实践,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党以《共产党人》加强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历史经验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通过对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以及政治纪律等进行宣传动员教育,增强广大党员的政治意识,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凝聚起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党加强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抗战时期,党创办《共产党人》杂志,通过刊发党内重要文件决议、中央领导人署名文章、根据地建设实践经验、党员干部违规违纪处理决定等学习教育材料,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政策依据、理论指导、实践经验和警示案例,提高了政治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党以《共产党人》杂志加强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为新时代党以媒体加强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党报党刊爱国主义思想传播——以《新中华报》为考察对象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作为面向全国的中央机关报,充分发挥宣传带头作用,积极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新中华报》传播国家认同观念、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华报》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制度化传播;贯彻群众路线,深化大众化传播;聚焦宣传创新,注重多样化传播。《新中华报》对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唤醒了民族救亡意识、动员了全民族抗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渠道研究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即在敌后战场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并在与日伪顽军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壮大。全面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为获得部队发展所需武器装备,付出了巨大努力。从与日伪军、国民党军及与民众互动等角度梳理相关史实,能较为明晰完整地呈现这一艰难的过程。而来自香港地区的有力支援,则表明地缘环境是考察中共华南革命不容忽视的因素。

全面抗战时期甘肃旅渝同学会述论

同学会是以地缘和学缘关系建立的旅外学子联络乡谊的组织,是旅外学子家乡情感归属的表征。1939年8月,甘肃旅渝同学会在重庆成立,其使命是怀着火热的心情,愿尽所有的力量,在抗战建国的原则下,去为桑梓为国家效力。甘肃旅渝同学会不仅联系在渝甘籍人士,更重要的是把千里之外的甘肃与长江边的重庆相连。基于报效桑梓家国情怀,甘肃旅渝同学会克服困难创办《陇铎》杂志,以《陇铎》为主阵地,传播新文化,启迪新思想,实现内地与西北内陆的双向互动。旅外学子在抗战国难之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用知识和青春建设新甘肃,把抗战救国与桑梓之情合并表达。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经济统制政策探析

抗战爆发后,徽州作为江浙皖一带最大的国统区,周边地区都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徽州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时期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合作事业,不断加强对敌的经济封锁,并对粮食进行统制,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仅维系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也有效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抽取力度,徽州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网络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南京国民政府被动迟缓的反应使中国抗战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率先为中国发声,不仅在国际上冲破了日本的舆论围困,而且还在日后的斗争中逐渐建立起一个多种形式并存且行之有效的宣传网络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驱动力是维持该宣传网络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一网络体系的建立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各项行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社会教育与民众抗战:战时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在鄂湘桂黔活动述论

1938年4月至1941年12月期间,在鄂湘桂黔四省工作区域,先后以董渭川、许公鉴、刘绍桢为团长的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是为救济战区退出的社会教育工作人员并开展抗战宣传和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战时社教工作组织。该工作团初期120余人,后期人员不断减少,不足70人,先后在四省的30多个县市,举办电化教育、话剧公演、壁报与画报张贴、民众补习教育、伤兵教育与难民教育、地方教育辅导、民众书报阅览服务等社教活动。其施教活动,受教民众数量巨大,成绩十分突出。它不仅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难得的受教、享受现代娱乐的机会,而且在培养民众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树立民众抗敌意识与抗战必胜信念、促进地方教育发展与提高民众教育文化水准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晋察冀日报》中的漫画与抗战政治宣传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是党报史上的奇迹。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刊登了大量紧跟时事、通俗易懂且具有革命性的漫画,反映出当时的抗战形势与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具有促进边区发展,鼓舞抗战士气,推动民族意识觉醒的作用,肩负起了抗战政治宣传的使命。

近代在华英文报刊对华报道研究--以《字林西报》与《上海泰晤士报》对抗战时期无锡的报道为案例

《字林西报》与《上海泰晤士报》作为近代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知名英文报纸,无论发行数量还是影响力都位居同时期各类在华外文报刊的前列。本文以这两份著名英文报纸为主要史料,以抗战时期的无锡为案例,说明二者是如何报道抗战期间的无锡的;同时对两份报纸中有关抗战期间无锡报道的内容与立场进行对比,指出《字林西报》与《上海泰晤士报》虽同为近代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刊物,但二者代表着不同国家的利益,这是影响两份英文报纸对华报道的关键因素。

论抗战时期桂林版画的时代特征——革命性与战斗性

抗战时期,桂林作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聚集了来自全国的各类美术工作者近三百人,其中知名木刻家就多达数十位,这些木刻家在救亡运动中,动员抗战、鼓舞抗战斗志,宣传抗战必胜信念,转变成了革命的艺术家,他们创作了许多极富战斗性的木刻艺术作品,发挥了艺术表现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精神的功能,从而使桂林抗战版画呈现出了鲜明的富于时代气息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战火中的歌声:第三厅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影响

抗战时期是中国面临空前危机的时期,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强烈的艺术形式,在这段时间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歌曲作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热情、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战宣传的有力武器。“第三厅”作为一个抗战宣传部门,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在第三厅的抗战宣传工作中,抗战音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郭沫若、田汉、洪深的带领下,“第三厅”的成员创作出许多优秀、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决心和斗志,掀起了人民抗日的热潮。

组织与生产: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抗战期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困难局面。为渡过难关,晋察冀边区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组建领导体系、扩大宣传动员、补充生产资料为手段,战胜了严酷战争环境和恶劣灾害。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积极投入生产劳动,使晋察冀边区真正做到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