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律规避制度的演进、实践及其完善

“直接适用的法”制度入法后,我国法律规避制度的适用位阶和功能定位更加模糊。观照立法意旨,法律规避制度应不再适用于涉外担保合同纠纷,且其“强制性规定”相关表述与“直接适用的法”在范围上构成补集,强调对当事人规避行为的惩治以及对国内民商事实体强行性规范适用的维护。实然状态下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审判路径依赖和构成要件认定复杂,法律规避制度客观性特征阙如,主观性特征遭到消解,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制度的子集,丧失了其作为一般性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基础。然而,在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以及同等规制规避内、外域法行为等典型国际私法场景下,法律规避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预期,应以单行立法的方式予以保留。

论涉外邮轮侵权法律适用规则的困境与完善——以我国首例公海邮轮侵权案为例

作为我国首例公海邮轮侵权案,“蓝宝石公主”号案判决表明:由于我国《海商法》对涉外海事侵权法律适用规则未做规定,当前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4条在涉外邮轮侵权纠纷中已暴露出适用困境。未来我国涉外邮轮侵权法律适用规则的完善,应坚持优先保护邮轮旅客的利益并适当兼顾邮轮公司对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利益,一方面,建议《海商法》修订中增加涉外邮轮侵权法律适用条款;另一方面,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适用法》第44条的适用做出司法解释。

中国民商事案件涉外性评判的兜底条款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为界定“涉外民事关系”作出指引,并设置了兜底条款以囊括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形。兜底条款的设置有助于确保规则的社会适应性,其适用应遵循一定的解释原则以实现司法实践中“同案同判”。依同类解释方法,兜底条款的内涵为法律关系诸要素的扩张;依目的性解释及“反向排除”方法,兜底条款的外延可以界定为与外国或外国法存在实质联系的情形。

《民法典》编纂催生2.0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范依附于民事实体法,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不触及现有立法存量的情况下应作增量规定。鉴于《民法总则》以及即将审议的各分编剔除了法律适用规范,对现行各类法律适用规范重新进行整合已势在必然。综合考虑现阶段的立法基础、立法成本、立法效率,以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础,对现行各类法律适用规范进行系统化、集成化的编纂,打造2.0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功效,因而是立法机关最有可能的选项,也是现阶段国际私法学界亟需研究的应用性问题。

试论国际私法涉外标准之认定

所谓国际私法的涉外性,是指民事关系具有涉及外国法适用的因素,而非民事法律关系的涉外。我国目前的国际私法的涉外性标准采取的是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涉外为标准。该标准过于宽泛,内容有待完善。只有依据冲突规范连接点的内容才能找出某一具体的民事关系中的有效涉外因素,进而结合案件事实才能最终确定外国法的适用。

民法典时代国际条约地位的立法模式

《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国际条约地位的条款随着《民法典》的实施出现法律空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也未对此作出规定。第142条有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国际惯例也可适用等内容,在现有民事法律中未能完全覆盖。条约必须遵守来自各政治体意思自治与国家是独立于个体的组织体这一法理。国际条约地位条款事关国家立法权限的分配,将其置于宪法性文件中最为合理。在民法典时代,针对民商事领域出现的国际条约地位漏洞现实,存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补充方法。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特点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很好地落实了该法的立法宗旨和立法要求,高屋建瓴,追踪前沿,注重国情,接轨国际,体系相对完整,内容较为充实,是一部特色鲜明、质量较高的立法。

B2B争议管辖权冲突与解决原则——兼谈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

在冲突法上,关于其争议管辖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解决,而作为使用网络或电子交易形式的B2B交易,由于其不同于传统交易市场的特征,因而冲击了冲突法的一般管辖权的传统理论,包括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认可或接受的管辖权的基本适用原则。本文从B2B基本交易结构的特殊属性展开分析,认为在冲突法上所赋予的管辖权内容并不是管辖权限制而是管辖权选择,所以,即使是属地管辖原则或属人管辖原则这样明确的内容,在具体适用时也会因案件涉及他国问题而发生法律冲突,而在B2B形式的交易争议中,一般管辖冲突之外还会出现新的冲突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解决原则。

论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的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领域,国际惯例主要就是国际商事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是一条具有一般规定性质的冲突规范,该条以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所指的国际惯例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法院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据此不能得出国际惯例是我国国际私法渊源的结论。本文认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国际惯例所指为何不明确;二是借公共秩序排除国际惯例的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对国际惯例的适用做出规定,对此,应该尽快加以修正。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

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在制定、运用和解释国际私法时,应侧重保护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不利地位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顺应国际私法发展的趋势,在条文中凸显了对弱者利益加强保护的理念,但在内涵、外延、保护方法以及与其他原则、规则的关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法律选择中的弱者利益保护探究——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为视角

对弱者利益进行保护一直以来就是各国国际私法理论所遵循的理念,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继承了这一理念并将其应用到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法律选择的诸多领域,可以说这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理念的一大进步。通过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探寻弱者利益保护的法理基础以及在法律选择中保护弱者利益的理由,并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中弱者利益保护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我国应当将弱者利益保护上升为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明确界定相关概念,进一步扩大弱者利益保护的范围,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

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问题研究

在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中,法官不说理或错误释法情况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热议话题之一。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法官释法说理的理由主要在于当定性时出现识别冲突或适用选择性冲突规范、结果选择性冲突规范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涉外案件法律适用不仅是“找法”的过程,同时也是正当化的过程。为控制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法官有义务论证其法律选择的正当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释法说理应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向度展开,法官在释法说理时应遵守合法性、合理性、客观性以及融贯性四项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位阶探析——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位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立法合宪性问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公布标志着该法在此问题上已有定论,但该法的法律位阶及相应的立法活动是否"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仍有讨论的空间和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该法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实施及实效,该法的特殊重要性更是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之立法"错位"的一个绝佳样本。该法作为国际私法领域的基本法律和未来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决定了其立法权应属于全国人大,但该法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事实表明,我国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有关立法存在严重的不科学和不规范问题,有必要从宪法和宪政的层面予以规制。

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立法完善相关问题探究

国际私法法典化是国际私法晚近重要发展趋势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8日表决通过,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如何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完善中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成为亟须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基于此,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司法解释,应得到立法、司法及学界的高度关注。

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方式探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背景

201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规定为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该原则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彰显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重要性。伴随产生的问题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应该如何对整个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方式是什么?为解决此问题,本文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属性入手,阐述了该原则适用方式研究的必要性,最终确立了"法律关系要素分析说"作为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方式,以期能为司法实践服务。

论中国直接适用法理论体系之构建

尽管直接适用法制度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当中得以确立,但中国直接适用法理论体系之构建仍有很大不足,进而影响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就存在的规范类型而言,作为实体强制规范在冲突法层面的投射,直接适用法不构成一类单独的强制规范,而表现为根据自身意图适用的公法性强制规范;就发生的冲突领域而言,区别于传统国际私法解决的私法冲突以及通过属地原则解决的公法冲突,直接适用法的出现导致跨国背景下的公私法冲突,需要将法院地的转介条款纳入到直接适用法制度当中加以妥善解决;就所属的选法方法而言,直接适用法不同于既往的双边选法方法,在方法论上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单边方法。出于国家政策的相互尊重,有必要将直接适用法制度“双边化”,即通过此类规则在涉外私法案件中的普遍单边适用最终实现双边的选法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具有填补立法空白,赋予法院或仲裁机构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大量采用平等地对待内外国人、平等地适用内外国法律的双边或选择类型的冲突规范,大量采用符合现代涉外民商事频繁交往背景下当事人经常居所地连接点,以及法律适用中人文主义理念增强等优特点。但在最密切联系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外国法内容的查明,自然人住所,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适用中的人文主义理念,民事主体,第四条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运用、理解或缺陷问题。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中的外国法查明制度

外国法查明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得到体现,并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同时外国法查明制度可能在该法运行的过程中遇到一系列的挑战。通过分析中国国际私法规范中的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利弊得失,从法律适用的视角评论了外国法查明制度的相关规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外国法查明制度进行了反思后发现,在外国法查明的对象、制度内涵、司法实践、学理探索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为该制度的改进和发展进行合理定位。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适用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有五处提及了"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一般认为,该法中的"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可以在无法确定某一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时起到补遗的作用。中国在先前的立法中也已经有五部法律提及最密切联系原则,且均在有关涉外合同的准据法中出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三年以来,其中"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使用频率较高,且主要涉及到合同领域的准据法适用。但是,在司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运用特征性履行说的方法以及如何综合考虑一个案件的连结点是其中关键。除此之外,法院还应当考虑如何处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以及如何处理该法最密切联系原则与国际民商事条约适用的问题。

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司法实践析评

中国大陆的法院解决涉台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不是被动而是能动的。在《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出台前,法院以务实的态度,通过不同途径决定涉台案件的法律适用。该司法解释令法院参照国际私法规范处理涉台民商事纠纷的做法有法可依,法院积极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规定,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涉台司法实践也要正确理解与适用国际私法有关条款,尤其需澄清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时所关涉或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