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砂活动影响下鄱阳湖水陆交错带形态及景观格局变化

自长江干流限制无序采砂后,大量采砂船涌入鄱阳湖区作业导致水陆交错带形态与景观均发生明显的改变,人类活动深刻影响着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的稳定性。基于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数据,定量测算采砂活动对鄱阳湖水陆交错带形态和景观格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草滩与滩涂之间转化最为频繁,水域面积缩小,水陆交错带范围扩大;②东岸线和西岸线呈侵蚀状态,湖心岸线快速收缩;③鄱阳湖水陆交错带形状逐渐变得简单,而入江通道形状复杂化程度提高,其几何形态不规则化;④景观类型层次上,滩涂的破碎度最大,形状最为复杂,农田的破碎度和形状复杂程度最小,集聚性最强,草滩的连通性最好,沙地的景观指数幅度变化最大;⑤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破碎化程度逐渐降低,景观形状越来越复杂,景观多样性减少,整体连通性和集聚性增强;⑥采砂规模与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的形态指数呈负相关,与景观形状指数和入江通道的形态指数呈正相关,其均通过显著检验。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生态韧性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

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是一典型水陆相复杂生态系统,其人地关系矛盾和冲突强烈改变了区域生态韧性格局。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框架“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综合评价体系,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对鄱阳湖水陆交错带2000年、2010年、2020年的生态韧性进行评估;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各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强度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从而为地区生态韧性提升策略的制定提供指导。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综合韧性指数先增后减,整体呈上升趋势,韧性低值区经历了“小集聚大分散→大集聚小分散→整体分散”的空间演化特征;(2)鄱阳湖水陆交错带大部分乡镇经历了“释放→重组→开发”的演化交替,其中2020年各乡镇韧性演化处于开发(r)、保护(K)、释放(Ω)、重组(α)阶段的乡镇数量分别占49.4%、28.3%、8.2%、14.1%;(3)2000—2020年内的不同时期,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生态韧性驱动因子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其中植被覆盖、夜间灯光强度、建设用地距离以及夜间灯光强度变化趋势成为研究区韧性变化的主导驱动力,且影响强度出现较为明显的逐年增强趋势。本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剖析研究区域的韧性发展现状和趋势,推动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且可持续的人地耦合系统。

鄱阳湖河湖交错带重金属污染对微生物群落与多样性的影响

鄱阳湖河湖交错带是鄱阳湖流域内河流生态系统与湖泊生态系统之间的界面区域,该区域物种多样性丰富,承接了五大河流的来水,是重要的污染缓冲区和净化区.本文研究了鄱阳湖河湖交错带重金属污染对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已测的重金属(汞、铜、锌、铅和镉)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铅、汞污染最严重,水质标准为Ⅳ类以上,其他重金属均为Ⅱ类;高通量测序结果表明,鄱阳湖河湖交错带微生物群落主要有变形菌门、放线菌门、拟杆菌门和疣微菌门4类,平均含量分别为58.31%、13.63%、9.69%和1.33%.多样性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昌江与乐安河交汇处(R9点位)与鄱阳湖出长江口(H11点位)的微生物多样性指数(Chao 1、Shannon和Simpson指数)最高,万家桥(N2点位)与赣江入湖口(W6点位)微生物多样性指数最低.研究表明,受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区域通常会使微生物群落丰度降低,然而R9和H11点位重金属污染严重,但微生物多样性却较丰富,说明微生物多样性不仅仅受单一因子影响,而是多重因子共同影响.

鄱阳湖枯水期水体主要污染物时空分布差异(性)研究

系统分析了鄱阳湖2015年度枯水期主湖体、五河入口、湖口过江水道、赣江下游主河道和南昌市周边湿地表层水体中总氮、总磷、汞、铜、锌、铅、镉等几种污染物的含量,结果表明:12015年度鄱阳湖枯水期水体中总氮、总磷和铜的平均浓度分别为3.145 mg/L、0.121 mg/L和0.089 mg/L,总体偏高;2汞、铅、锌、镉的平均浓度为5.932×10^(-4)mg/L、0.408mg/L、0.064 5 mg/L和4.516×10^(-2)mg/L;3总氮、总磷和铜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性,表现为饶河河口、吴城望湖亭和湖口等区域的污染情况较为严重,南矶山碟形湖的污染程度最轻.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的鄱阳湖水陆交错带范围划分

水陆交错带是典型的过渡性地理空间,是地理学研究的关键样带,承载着特殊且复杂的人地关系。根据鄱阳湖过水性、吞吐型、季节性特点,考虑行政区划完整性与尺度效应,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长时间序列水位变化数据,利用非监督分类、目视解译、调查验证等方法,从自然和行政区划两个维度划分了鄱阳湖水陆交错带的地域范围,阐述了其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基本特征,分析了其理论基础、现实意义及科学内涵。研究表明:(1)鄱阳湖水陆交错带最大自然范围约为2508.08 km^(2),行政范围涉及11个县(市、区)78个乡镇单元,包含行政村974个;(2)其景观要素变化多样,经济发展主要以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为主,人口分布呈现带状特征,与交错带范围高度吻合;(3)自然基础、尺度效应和内涵特征是其范围划分的理论基础,探究其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机理与规律是重要现实意义;(4)未来可以从景观格局变化、人地关系分解、社会生活变迁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以揭示该区域特殊人地关系变化。

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浮游植物现状分析

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尾闾区)易受人类频繁活动的影响,属于敏感区且是蓝藻水华易暴发区域.为探究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差异性及相关驱动机制,于2019年至2020年1月(枯水期)、 4月(涨水期)、 7月(丰水期)和10月(退水期)对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7个采样点位和鄱阳湖河流中段6个采样点位以及主湖区1个采样点位水质状况和浮游植物进行野外调查.结果表明,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浮游植物共有7门64属,浮游植物生物量和相对丰度以硅藻和蓝藻为主.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生物量和丰度东部总体上高于西部,河湖交汇区生物量和丰度高于河流中段.湖区和河湖交汇区蓝藻门优势度较大,河流中段硅藻门优势度较大.蒙特卡罗检验结果显示:总氮(TN)、总磷(TP)、正磷酸盐(PO_(3-)_(4)-P)、水深(WD)、水温(WT)和透明度(SD)是影响浮游植物群落分布的显著相关环境因子.冗余分析(RDA)结果显示,鄱阳湖西部典型河湖交汇区受水化因子(TN、 TP和PO_(3-)_(4)-P)作用更明显,东部典型河湖交汇区水文因子(WT、 WD和SD)影响更为显著.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浮游植物影响因子具有季节性,冬季受水化因子影响较大,夏季受水文因子影响较大.

鄱阳湖河湖交错带枯水期水体细菌群落空间分布

【背景】界面微生物群落组成研究日益成为微生态系统的研究热点之一。【目的】探究鄱阳湖河湖交错带枯水期水体细菌群落空间分布。【方法】选取鄱阳湖河湖交错带的典型采样点11个,现场采集水样,进行理化指标分析。运用扩增子测序获得了上述样品的16SrRNA基因序列数据。根据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计算比较11个采样点样品的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丰富度。根据β多样性距离矩阵,利用相似度树状图对细菌群落进行聚类分析,研究鄱阳湖河湖交错带微生物分布差异。基于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RDA)研究理化因子与微生物群落分布之间的关系。【结果】鄱阳湖河湖交错带水体为中性或微酸性水质、总氮含量在V类标准以上、总磷含量在Ⅱ、Ⅲ、Ⅳ类标准间波动。鄱阳湖河湖交错带水体细菌优势种组成大体相似,只是其相对丰度有所区别,其中门级微生物群落优势类群为: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36.18%)、厚壁菌门(Firmicutes,22.18%)、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17.06%)、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8.87%)和蓝细菌门(Cyanobacteria,4.43%)。水体中变形菌门以γ-变形菌为优势菌群,以β-变形菌为次优势菌群;属分类水平上,相对丰度最高的是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的其他属类(11.4%)。乐安河(R9采样点)与鄱阳湖长江交汇处(H11采样点)的细菌α多样性指数较高,万家桥(N2采样点)、赣江鄱阳湖交汇处(W6采样点)和瑶湖(Y10采样点)的α多样性指数最低。从细菌群落组成看:鄱阳湖大湖池保护区(W7采样点)、乐安河(R9采样点)和鄱阳湖长江交汇处(H11采样点)群落组成相似,其余8个采样点群落组成相似。pH值(P=0.7352)、总氮(P=0.7614)和总磷(P=0.6128)是影响微生物群落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结论】鄱阳湖河湖交错带枯水期水体细菌群落空间分布差异较为明显,其空间地理差异叠加人类活动的扰动,影响了植被、水文、富营养化程度等,从而导致水体理化指标的差异,进而影响细菌群落的组成,水体理化指标相似的区域细菌群落组成也相似。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的区域细菌多样性低。该研究有助于深层次了解鄱阳湖河湖交错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可为鄱阳湖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对维持鄱阳湖生态平衡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