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西沙立场的演变及评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陷于内忧外患境地,法国及殖民机构图谋侵占西沙群岛,着手编织所谓安南(越南)“拥有”西沙的“历史依据”,但是法国外交部法律专家对这些“依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心存疑虑。恰在此时,法国政界要人呼吁从战略上认识西沙群岛,促使了法国政府加快西沙立场的转变,而印度支那总督对西沙局势的分析及立场,对法国最终决策的形成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法国外交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最终确定与中国交涉西沙,不过一致认为如果“在法律手段施尽时”,那么法国依然在某种条件下“承认中国的主权”。法国西沙立场演变的主要推动力是谋求地缘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建立在漠视中国领土主权基础上,并对南海局势产生了恶劣的消极影响。

中日复交前日本外务省的“台独”政策

旧金山媾和后,因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选择与台湾当局媾和,遂在法理上摒弃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中叶至60年代中叶,日本外务省出于拓展市场和国内政治稳定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在坚持旧金山条约体制的前提下,曾策划通过让台湾独立而达到和大陆恢复邦交的外交政策,然其终因国际政治过程并无实施的条件而未能得逞。

汉口法租界的建立与扩张——基于法国外交部档案的考察

1863年至1917年间,法国曾先后四次提出在汉口建立或扩张租界的要求。法国或是借助条约扩张鲸吞,或是擅自越界不断蚕食,图谋染指西侧京汉铁路的控制权,租界轮廓也随之不断变动。由于晚清政府的软弱与妥协,法方的野心曾先后三次不同程度得以实现,但第四次的扩张计划因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坚决抗争及一战的骤然爆发而以落空收场。本文通过对法国外交部所藏档案的整理与研究,还原汉口法租界建立与扩张史,再现了中法双方在不同时期的博弈过程,并探讨了中国政府、法租界、汉口民众和其他列强在历次事件中的表现。

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中法关系史文献整理研究新进展

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委托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编译该馆珍藏的中法关系史档案.这批档案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涉及自17世纪以来三百多年间中法两国在宗教、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商务、海关、航运、军事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和交往,绝大多数属于十分珍贵的一手资料,尚未经过学术界的系统整理和有效利用.从史料学、校勘学和辑佚学的角度来讲,全面系统地编译、出版这些档案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济南惨案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因应--以日本外务省为中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运动初兴时,日本各级外务官员极度轻视中国民众的抵制运动,认为其不能长久;但随着运动不断壮大,日本对华贸易损失日益严重,日本外务省遂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利用济南惨案交涉、改订商约谈判等机会威逼利诱国民政府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外务省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种种举措,皆服务于其对华侵略扩张之根本目的,旨在通过压迫中国民众放弃抵制日货运动,以维护日本在华不平等经济利益。

它山之石 可证为错——关于日方在钓鱼岛归属宣传中谬误的考证

本文针对日本外务省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问题的宣传,着重用日方史料所述事实予以验证、批驳。全文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日方对钓鱼岛列岛所谓"最先发现"是否属实;第二,日方强调所谓"再三调查"是否真实地执行过;第三,日方所谓古贺辰四郎1884年登岛并申请开发是否属实。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日方的宣传不仅不能支撑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列岛主权问题上的主张,反而在关键问题上涉嫌造假、欲盖弥彰。

1910~1930年代日本对南沙群岛政策探析

1910年代至1920年代初,中国的南沙群岛便已进入日本外务省的视野,“二战”前日本政府的南沙群岛政策随后逐步形成,直至1939年实现军事侵占。有关这一时期日本南沙群岛政策的研究,学界或围绕“九小岛事件”进行微观个案分析,①或从二战前日本整体的南海政策出发进行宏观阐释,②但尚缺乏中观呈现其形成过程的讨论。本文以日本南沙群岛重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部门外务省为切入点,通过系统梳理1910~1930年代日本外务省有关南沙群岛政策的档案、文书,重建其具体的形成过程,进而展开更深入的探析。

美国记录管理系统对近代日本档案管理的影响

日本近代以来引介、理解并尝试实践美国的记录管理系统逐渐增多,尤其是二战前后在档案管理基本理念及方法论上对美国文件整理法的引入。文章梳理了美国记录管理方法论被日本接受的过程,作为记录管理主要构成要素的检索系统、鉴定处置系统、配置系统在美国影响下发生的变化。

“另类”留学及交流的诸多面相——近代日本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华初探

20世纪20年代日本实施的"东方文化事业"启动,但随着日本国内侵华势力的膨胀导致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该事业成为日本单方主导的对华文化事业。在此背景下,1930年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开始实施由"普通补给生"和"外务省官吏生"构成的第三种补给生制度。其中普通补给生可谓外务省最早派遣的学术型留华学生,他们以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学术为目的,并带着明确的研究课题来华留学。他们在中国各大学旁听,并以私人身份或通过学会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还开展了各类旅行活动,有些人在"七七事变"后直接参加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暴行。留学结束后,他们就职于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界,遂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日两国间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通过提交调查报告、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方式充当日本侵华的宣传者和帮凶。总之,近代日本外务省派遣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华是日本实施其侵略中国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

被隐藏的言论机关报:《盛京时报》的真实身份探微

《盛京时报》既不是自我标榜的"民间报纸",也不是"满铁属下的报纸",其真实身份是日本外务省刻意隐藏的言论机关报。外务省对《盛京时报》政治上提供了强有力的外交庇护、经济上长期提供巨额资金补助,对涉及报纸前途命运的重大事项悉数决策,对《盛京时报》实施了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外务省刻意隐瞒《盛京时报》的真实身份,体现了其"新闻操纵"政策由公开转向隐蔽的策略。隐藏了真实身份的《盛京时报》,对中国民众更具有欺骗性。

苏报案交涉中的日本

关于因苏报案而起的中外交涉,学界的研究揭示,日本的存在感似乎相当弱,而且拖延到最后才明确表态,难免令人产生见风使舵或者是看英国脸色行事的联想。但是通过对日本外务省苏报案档案梳理和研究,发现在苏报案交涉当中,清政府一直把日本作为英国之外最重要的交涉对象,并且在对待引渡章太炎、邹容的问题上,日本也始终都反对引渡。然而出于维持同清政府的邦交和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的考量,在与清政府的单独交涉当中,往往表示不会庇护苏报案犯。在领事团和公使团内部讨论苏报案问题时,则以在请求本国政府的指示为托词,不肯明确表态。但是,不表态并不等于没有态度,反对引渡是日本的基本立场,即认为苏报案是政治案件,章、邹是政治犯。日本在苏报案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反映出与中国具有共同政治文化传统的日本,此时已经以欧美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惯例来处理同中国的外交事务。考察苏报案交涉中的日本,是对苏报案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亦可深化对20世纪初中日关系的认知。

法日两国在津关系研究(1900—1945)——以法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的历史考察

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南特外交档案中心,保存着大量有关20世纪上半叶天津法租界和日租界关系的档案。通过对这些档案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的前30年,在津的法日力量基本维持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而从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在华力量的逐渐增强,法租界当局的立场从保持中立逐步演变为与日本人的合作。而这种立场的转变既反映出了世界格局的最新变化,也体现出了帝国主义国家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