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信仰的经典翻译何以可能?——李提摩太《大乘起信论》英译研究

李提摩太作为活动于晚清中国的传教士和政治家,翻译过中国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但他的译文带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因此引起了中国佛教界的抗议。本文旨在探讨李提摩太译文中知识和信仰是如何交织的,以及这一现象蕴藏的跨宗教问题。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梳理李氏的《起信论》英译的历史社会背景:当时英国学者对于佛教的认识、李氏佛教知识的来源、他与杨文会的相识与翻译合作,以及当时中外读者对其译文的看法;其次围绕《起信论》中两个关键概念,“真如”和“心”,揭示李氏通过引入柏拉图哲学和“道成肉身”思想,完成《起信论》英译中的基督教神学建构,即使其代价是使文本偏离了原本的佛教思想;最后阐释李提摩太信仰和知识的立足点位于基督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和欧洲东方学之间,而这两者正是英国社会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危机的回应。事实上,李提摩太的宗教信仰限制了译文中的知识生产,该话语实践的结果和他在中国试图实现社会福音的初衷都是源于基督教信仰,而佛教知识被扭曲则揭示了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

梁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的目录学考察——《大乘起信论》翻译新考之二

近代以前,中国根本不存在对《大乘起信论》的真正的"怀疑",备受学者所重视的隋代法经《众经目录》将其列入"疑惑"部,"可疑"的是译者,而不是论本身。费长房所记"太清四年"是近代认定《起信论》并非真谛译籍的关键"证据"。在一般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太清年号只有3年,但《梁书》等史籍中赫然记载了太清四年继续使用的缘由。道宣照抄费长房的记载,但所用"同四年"在现行本中多了"大"字。这很大可能是传抄所误。真谛弟子中,曾经存在过曹毗撰《真谛三藏历》《真谛三藏传》、智敫撰集《真谛三藏翻译历》、僧宗撰《真谛三藏行状》三种真谛翻译记录或传记。费长房对真谛翻译的记录是依据曹毗所撰《真谛三藏历》《真谛三藏传》而作出的。从现有的证据看,曹毗所撰更全面些。综合考虑,费长房记载的太清四年(550)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有充分依据,所有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

《大乘起信论》证伪与支那内学院的学术志趣变迁

近代佛教复兴代表人物杨仁山先生创立金陵刻经处,一方面刻印经书,一方面培养人才,其学术志趣是兼顾各宗而归于净土。由于人生转折的契机在于阅读《大乘起信论》,故极其推崇此部著作。而接班人欧阳竟无则偏好有宗,并不惜余力地证明《大乘起信论》是伪作,引发了教界、学界的争鸣,也改变了内学院办学的志趣。其中原委大致与当时中日学界的讨论形势以及个人名利心相关。

《大乘起信论》铃木大拙译本研究

1900年,铃木大拙以唐代实叉难陀的新译本《大乘起信论》为蓝本,将其从汉语转译成英文。译本将中国佛教大乘思想系统译介给西方,引起学界关注。文化层面上,铃木译本契合了当时的比较宗教学理路以及西方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的浪潮。文本策略方面,译文在"自我"与"他者"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助推了译本的成功。铃木本人方面,译本成功的深层原因要归于其文化自觉——体现为宗教冲动和对东西方文化的体认两方面。

《大乘起信论》在净影慧远思想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净影慧远实际上是依《大乘起信论》为基础成立整个理论体系的。《起信论》对慧远思想体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一心二门的理论框架,以及建立在真(真如)妄(无明)熏习理论基础上的缘起论以及修行理论。《起信论》对慧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慧远的心识体系实质上基于《起信论》的思想而成立;他把《起信论》的如来藏缘起学说成功转换为体用论的形式,其实质是本论的真妄互熏思想。慧远所说法佛性、报佛性、应佛性三种佛性对应于《起信论》中法、报、应三种佛身。他以具有如来藏特色的真识心为根本,以《起信论》真如熏习无明缘起净法的思想为基础,成立了由法、报二种佛性熏习而生起净法不断,并最终成就性净、方便二种涅槃的修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