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以来美国行政法的发展与司法审查的新领域

美国法院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对政府经济立法采取司法能动主义态度,但在新政期间转向了司法克制主义,从而为新政和战后美国政府加强经济干预开了绿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法院在几乎不再以司法审查介入政府经济立法的同时,却将司法审查的矛头逐渐转向了一个新的领域,即从行政法的角度对美国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行动进行司法审查。这是和新政以来美国行政国家的迅速强化及行政法的发展密切相关联的,也是战后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对公共利益日益关注的结果。尽管保守主义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影响愈来愈大,但是行政法领域的司法审查在发生某些相应变化的同时,却仍然保持着它对行政管理机构行动的约束力。应该说,不管美国法官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都不会忘记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制衡的重要性。

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法律规制及其展开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为我国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提供了重要依据。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法律规制应当倡导一种以“原则”为取向的功能主义建构模式。在法定、正当和辅助性环境法治原则的统制之下,具体可从四个方面展开法律规制:通过环境法律规则的确定,适当限定公私合作的范围;推进均衡性的环境利益衡量,合理建构公私合作的实体内容;保障实质性的利益沟通,强化公私合作信息公开过程;借重司法审查技术的相应跟进,建构最为适当的公私合作救济体系。

美国法院系统司法权的政治性

司法系统是当今美国社会的重要权力中心之一。根据美国宪法,司法系统应保持独立性和政治中立性。但是,司法系统在维护自身独立性的过程中,在抵制立法权和行政权干扰的过程中,必然和政治权力发生各种各样的纠葛,使他们事实上不能真正超脱于政治之上。在美国,司法展现了很多重大的政治冲突。在制宪者所设计的分权与制衡政治架构中,司法部门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根本不可能摆脱政治权力之间的角逐与冲突的命运的。

美国土壤污染修复立法中的公民诉讼条款及其启示

《超级基金法》是美国关于土壤污染修复的专门性立法,该法规定,在土壤污染的修复过程中,除非特殊情况,是禁止公民诉讼的,其目的是为了及时修复环境损害,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但是绝对禁止诉讼,也可能造成土壤污染修复的延误,导致修复资金增加,从而加重了责任人的负担。因此,是否应允许在土壤污染修复过程中的公民诉讼,需要利益平衡。立法应明确载明修复过程中允许公民诉讼的情形以及原告提起诉讼时应承担的义务。

制衡分权理论在美国宪政中的演变

在殖民地时代,北美一度盛行混合政体理论,各殖民地宪法模仿英国宪法制度。美国独立前后,各州抛弃了英国的混合政体理论,根据纯粹分权理论来制定州宪法。建立在纯粹分权理论上的宪法制度在运行中出现问题,于是,各州又回到混合政体理论,并从中发现了可以借鉴的制衡因素。在吸收了混合政体理论的制衡因素和纯粹分权理论的分权因素后,美国形成了制衡分权理论,并使之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础理论。制衡分权是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有效运行所依赖的基础。

司法审查之思想源流与制度预设——论美国制宪会议有关司法审查的辩论

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的确立有其思想渊源与制度预设,其制宪会议有关司法审查的辩论即是明证。辩论之主题在于司法能否完全政治化、权力制衡是有限还是无限、制衡之权只能独立行使还是允许混合联盟。经过辩论,司法通过解释宪法行使违宪审查成为制宪者的政治共识和美国宪政政制中的制度预设。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在解决宪政体制的冲突中发挥了重大的平衡作用。从宪政结构的三个层面即国会与总统的关系、联邦与州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进行考察 ,可以充分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这种司法审查权保障了三重分权 ,维护了宪政结构 ,促进了美国政治及政治形态的发展。

人本行政裁量权之实现理路探析

人本行政裁量权的精义在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实现人本行政裁量权的主要理路有:在实体上的利益衡量中行政主体应保障诸种利益的均衡;在程序上的裁量过程中行政主体应保障有效的利益沟通;在对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中法院应保障权利的相应救济。

论美国的党争与分权制衡背后之支配力量——以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例

美国的党争在其司法审查制度确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就美国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分析,可以看出在“区域性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的阶级结构”之外,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还应该有第三个,即政党间的斗争。而决定政党斗争胜负的,是超越于政党之上的公共利益,是“人心向背”,也即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

论涉教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

涉教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宗教保持适度的距离,二是国家对宗教活动进行合法性监督。前者要求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能过于紧密,而且是非厚此薄彼的等距离。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和保障是国家面对宗教的立足点。后者出于基本权限制的理论,梳理了德国外部化、领域论和利益衡量三大标准和美国以莱蒙检验为中心的审查标准。国家、宗教都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其间确立其法治的边界,社会和谐才会完善。

韩国审前羁押审查制度及其启示

审前羁押制度具有实现国家刑罚权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双重功能。韩国将期限较短的逮捕措施与期限较长的羁押措施相分离,奉行双重司法审查模式;羁押审查程序体现出司法性、公开性、救济性等特点。整体而言,韩国审前羁押审查制度侧重对侦查权的制约和对被追诉人基本人权的保障。

论美国联邦司法权的政治地位及其影响

美国联邦司法权产生于西方近现代的三权分立理论之中,在经历了分权和制衡两个阶段的发展后,由于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权的自我宣布,才最终成为托克维尔笔下的"强大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法治与民主,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原则的互动与冲突中,司法权在不断加强影响,深刻地改变着美国政治的同时,外部的制约和自身的弱点也构成了司法权"自我膨胀"难以逾越的障碍。

从评议制衡探究陪审权运行的规则构建——基于J院“大陪审”制的实证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已经十年,但我国的陪审制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驻庭陪审＂、＂编外法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现象的显现不同程度影响了人民陪审员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各地法院试图通过引入人大代表陪审员、专家陪审员等措施加强陪审权独立运行空间,提升陪审员在合议庭中地位。但是实际运行过程中,仍显现出诸多理论悖论与实践障碍,效果并不理想。在此基础上,浙江省J院探索并实践了＂1名法官＋4名陪审员＂的＂大陪审＂制,试图构建有效解决＂陪而不审＂困境且符合陪审制度本质要义的全新模式,该种模式的顺利推行需要通过修改现行法律法规、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形成合力。

论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平衡——从台湾地区司法实践切入

大学自治权不仅涉及与外部国家公权力的关系,也涉及与内部学生权利的关系。从外部视角而言,台湾地区大学自治权获得了宪法性保障地位,不仅可以对抗行政权的不法干涉,也可以对抗立法权的不当规范;从内部视角来看,校园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被彻底破除,大学生获得了全面的诉讼权。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尊重大学自治权与有效救济学生权利之间寻求恰当的途径成为司法实践的关键。台湾地区司法机关在经历一系列的实务尝试后,放弃了合法性审查模式,确立正当性审查模式。这种司法经验值得大陆借鉴。

美国宪法审查中的“衡量”

"衡量"在美国宪法审查领域是头绪纷繁的,其适用范围及方式的发展变化以实用主义为典型表征。因而,衡量的运用在美国宪法审查领域趋于普遍、频繁的同时,又是不拘一格、灵活和富有弹性的。在由来已久的判例法传统和思维风格下,一方面法官拥有自为评价的判断余地;另一方面,借助司法的谦抑,并透过案件的不断类型化和判决中详尽的理由论述,法官灵活、实用的衡量运作得到有效约束,且不断地被反思和修正。

衡量与多元审查标准的耦合——美国宪法审查的一种图谱

在判例法传统和具体审查机制的背景下,美国宪法审查呈现为一种衡量方法与多元审查标准彼此耦合的关联和发展图谱。其在方法层面上,更多是体现了衡量的运用;在规范形式上又逐渐形成了适用范围和审查强度结合的类型化的多元审查标准。审查标准凭藉衡量实践的积累被不断充实和修正;而灵活和实用的衡量运作透过不断细致化的审查标准被逐渐导向合理,具有了某种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基于衡量和审查标准的相互作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审查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求着合理的平衡。

解雇权的程序控制

解雇程序对解雇权的控制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价值,但应有一定的限度,需合理平衡劳资双方权益。我国司法机关对违反解雇程序的审查裁判标准不一,影响了解雇权程序控制的实效和法律的安定性。对解雇权应给予何种程度的程序控制,英国解雇权程序控制的历史变迁对我国不无启示。我国司法机关应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劳资权利平衡的原则,严格审查解雇程序,既要保障解雇程序公正,又要实现裁判结果公平。改革事先通知工会的程序,完善违反解雇程序的法律责任,会使我国解雇权的程序控制更趋合理。

破产程序与仲裁司法审查的兼容与协调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来,有效解答了破产案件审判中的难题,对指导和完善破产审判工作,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该司法解释第七条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过程中导致破产程序和仲裁司法审查程序之间出现一定的冲突。在具体破产案件中,审慎、合理地适用这一规定,以促成公平合理的案件处理结果,才符合司法解释的出台本意,缓解破产和仲裁程序之间的张力,保证仲裁司法审查的权威,并发挥破产制度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