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秦基层政治生态管窥:以“尉史‘文’詈‘赵’案”为中心

“尉史‘文’詈启陵乡‘赵’”一案发生于公元前219年的秦迁陵县启陵乡。启陵乡啬夫“赵”鉴于“文”作为军事系统吏员的特殊地位,将棘手的“送鸟”事务交予其完成。但由于责任重大、且迁陵县同年在处理同样发生于启陵乡的“送马”案时存在严重不公,故“文”拒绝执行指令,并对“赵”进行威胁与辱骂,遭到“赵”的关押。以此管窥,一方面,迁陵县等新占领地的统治权力正在从军吏逐渐转移到文吏手中,文官制度逐步确立;另一方面,权势的有无、大小是影响秦基层政权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形单影孤或者失势的吏员更容易遭受权力的滥用与不公正的对待。中央集权制度下,如这些缺陷难以得到弥补与修正,则会孕育帝国新的统治危机。

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从经筋视角探张家山汉简《引书》

[目的]从经筋的视角来阐述张家山汉简《引书》中的导引术式,为《引书》中古老的导引术应用于现代临床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方法]从先秦秦汉时期出土文献及文物中的记载入手,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导引术进行概述。探索导引术与经筋之间的深入关系,选取《引书》中运用导引术治疗的骨伤科疾病,如项痛、踝痛、膝痛和肩痛,对相关导引术式及导引动作进行分析,并从经筋的视角对导引术式进行医理探讨。[结果]先秦秦汉时期所叙述的导引以单纯肢体运动为主,《脉书》中所阐述的经脉多为经筋。运用经筋理论分析,《引书》中治疗项痛的导引术主要是治疗太阳经筋的项痛;治疗外踝痛主要是调理足少阳经筋,治疗内踝痛主要是调理足太阴经筋;治疗膝痛的导引术共同调节足六经的经筋。运用导引术“猿行三百”治疗手少阳及手阳明经筋所生肩痛,运用导引术“前掾”治疗手太阳经筋病所致肩痛,运用导引术“支落”治疗足太阳经筋病所致肩痛,运用导引术“後復”治疗手太阴经筋病所致肩痛,这些案例运用经筋理论解释更加合理,并可进一步阐释导引术的治疗原理,明确不同导引术对应的适应病证。[结论]从经筋视角分析《引书》中的导引术式,能够进一步明确导引术所治疗的病位,使治疗更加精准有效,可为导引术在现代临床的应用提供更多的思路。

数字人文视域下简帛文献的分词研究--以《里耶秦简牍》为例

简帛文献是一类不同于传世典籍的传统文化载体。本文以两卷里耶秦简为例,结合数字人文的文本数据计算及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自动分词研究。基于经过人工标注的里耶秦简文本构建里耶秦简语料库,分别使用3类分词方法进行实验,对比并讨论其结果。实验显示,Bi-LSTM-CRF模型的分词效果最佳,准确率达到94.54%,召回率94.82%,F值为94.68%。实验结果不仅验证了深度学习的分词方法在里耶秦简等简帛文献中的有效性和泛化能力,还表明其可应用于简帛词汇研究、语料库深加工以及文本分析等多元任务中。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分为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使用令、丞印是主要方式,诸曹少吏用“迁陵印”传递其职权范围内的文书。特殊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假官”用印遵循相应等级,使用本官印或小官印。使用私印的情况,是由于未建立完备的用印规范体系,受旧俗影响相关的规范也未被很好地实施。

武威汉代医简虚词研究

汉语虚词在语法结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语法手段。学术界对武威汉代医简的研究多注重其医学价值,语言文字角度的研究多是古文字领域内的文字考释,虚词研究的成果不多见。该文试图对武威汉代医简的虚词首次做全面的调查和整理,这是汉语史领域有意义的工作,不足之处还请各方指正。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虚词是重要的表示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虚词的研究在古籍作品研究领域一直具有较高价值。经过整理,发现武威汉代医简共出现虚词74个,总使用量为497例,由于武威汉代医简92枚医学简册多记载医方,对话少,所以其中出现的语气词、叹词不多,副词是武威汉代医简虚词中使用最多的一类虚词,其次是介词和连词。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新出简牍所见秦代官吏荐举制度

官吏荐举制度是秦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秦代荐举制度的形式主要有制度荐举、私人荐举和自我推荐三种。国家从才能、功劳、年龄、籍贯、社会身份、过往经历和资财等7个方面规定了被荐举人的条件和资历,要求明确且严格。“任”即担保,是荐举程序中的首要环节,不可或缺。“任”后一般以文书形式逐级上报,荐举文书的内容有固定要求,需经上级审核和考察。在“任”的法律关系中,荐举双方互相承担着连带责任。荐举制度作为一种灵活选拔人才的方式,对推动秦国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其弊病也阻碍了荐举实效的发挥,给国家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简牍为载体的编辑与出版——以秦汉时期为例

秦汉时期的编辑活动主要是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存在于“述”“论”和辨伪、编校活动中“。述“”论”是当时著书的主要方式,都以对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为前提。汉时伪书盛行,作者需在“述“”论”过程中对所用文献进行辨伪。汉时兴起了专门的辨伪之学,也需要对辨伪的对象和佐证进行收集与整理。两汉政府定期组织对图书的编校,也以大量占有和整理书籍为前提。秦汉时期出版物的主要载体是简牍,其制作因地、因材制宜,故所见各种性质的书籍形制多样且多有不合标准者。书籍撰写和复制也需依载体形制合理安排版面,选择书写格式,充分利用空间的同时保证阅读清晰。出版物的大范围传播需要政府主导,民间传播主要依靠经学和经济力量,范围较小。

试论秦简所见“守府”

秦简中常见有“守府”的记载。秦代“守府”者的来源主要是隶臣,当隶臣不足时方以隶妾和戍卒充任。“守府”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县廷和各官署,工作内容有看守、传递文书和接收文书或物资,工作时长大概为2~3年。秦代“守府”的含义在法律文书中表示看守官府,在行政文书中则表示暂署官府。“守府”含义的差异是秦地方行政实践不断发展的结果。

简牍所见秦汉时期胶的买卖问题初探

秦汉时期基层官府大量的修缮任务导致对胶的需求量很大,买胶成为基层官吏的一项重要日常事务。秦汉基层官府皆有专门的机构或职官负责胶的采买事宜,秦县中负责采买的是县库,汉代西北候望系统中则是由令史、尉史、士吏共同参与,并因其修缮职能的分散性而需在采买后进行胶的再分配。西北汉简中记载的胶价呈现巨大差异,应与胶的质量相关,也是当时社会治乱兴衰的真实反映。虽然胶的买卖在秦汉时期已为常态,但也有禁止麋鹿胶等珍稀动物所制胶流通的情况。

从能否“以国为名”看秦汉治理理念之异

秦代推行“更名”政策,禁止臣民以国名“秦”为自己的名字。汉代则风行“以国为名”,从西汉中期到汉末三国,各个社会阶层中都存在大量以国名“汉”为名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禁止臣民以“秦”为名,体现出了“独尊秦”的特点;汉则没有那么强的排他性,臣民在认同国家后广泛地以“汉”为名,体现出了“广宣汉”的特点。这种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秦汉两个王朝在治理理念上的差异。

出土秦汉简帛书信称谓词之曲指敬称研究

曲指敬称是书信中独具特色的称谓词,相比其他称谓词语更能显现汉语词汇委婉含蓄的表达特色和对受信人的恭敬之情。全面调查和统计出土秦汉简帛书信中曲指敬称的使用情况,并对比前后不同时代的传世文献,可以发现秦汉书信独树一帜的语言特色。正确解读这些具有谦敬色彩和委婉风格的敬称词语,探究其产生及消亡的原因,不仅对大型辞书的编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对感知书信中蕴含的浓郁情感以及体认汉代礼仪文化均具有重要意义。

里耶秦简所见秦徭使吏员的文书运作

里耶秦简8-78、8-133是其他县出差到迁陵的吏员与迁陵县产生的往来文书,这两枚简揭示了此类文书的书写格式及其运作方式。根据往来文书可以发现徭使吏员必须以县廷为中介与县内诸官进行业务沟通。徭使吏员办公所居的传舍可能位于县廷所在的城内,里耶古城一号井因而出土有大量县外机构寄给徭使吏员的封检。

先秦两汉简帛医书“心”相关理论探析

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先秦两汉简帛文献的出土及释读,为中医药理论起源及疾病发生、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本文通过总结分析现有已出版的秦汉简帛医学文献中有关“心”的内容,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对“心疾”的认识,无论是在疾病的名称、发病的原因还是疾病的防治等方面与以前的认知相比,均有了极大的提高,尤其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在治疗方面大量应用“养生法”,为我们现今防治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及方法,值得借鉴。

秦汉赎刑的流变

秦汉赎刑有规定刑与替换刑两种。秦律中适用某种罪行依法判处的刑罚都是规定赎刑,百姓只能赎耐罪以下的轻刑。“赎鬼薪鋈足”“赎宫”和各种形式的赎替都是替换赎刑,用于特殊群体。《二年律令》所载赎刑皆为规定刑,广泛适用,对女子的恤刑和爵赎是替换赎刑。汉初爵赎扩展至社会中下层,惠帝时向钱赎转化。汉文帝时,赎刑种类减少,并与罚金刑混同,但仍是正刑,替换赎刑的适用范围缩小。武帝时赎刑的正刑地位继续下降,替换赎刑一度居于主流,但非常制,适用范围有限,服务于贵族。宣帝时赎法适用范围扩大,除甘露赎罪文书所规定的罪行不可赎外,余皆可入钱赎罪。东汉赎罪之法更加盛行,自殊死以下皆可适用,永初以后成为定制。

“周家台祠先农简”所见秦代乡民私祀的若干问题

“周家台秦墓祠先农简”披露了秦代乡民祭祀先农神的珍贵材料,对重建秦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简文先后提到“先农”和“农夫”,在解读上引起分歧。“农夫”是以田畯为原型、与先农并存的农神。乡民先后祭祀两位神祇,符合古代祭祀传统。祭祷者除了用豚耳献媚神灵外,还借助交感巫术手段来驱使神灵助己致富,这种利己求富的祝祷行为符合历史真实。当事人不从众而独祠先农,反映了财富崇拜对祖先崇拜传统的冲击。秦代乡民私祀先农的习俗延续至汉代,堪称秦文化遗泽后世的重要遗产。

秦边郡禁苑牧场及林业经济资源管理研究

秦设牧师苑令掌管边郡禁苑。秦边郡禁苑禁止百姓在公家牧场放牧,并禁止在公马、牛等牲畜放牧所经过的地方设置陷阱和其他狩猎装置,违犯者皆以罪论处。秦边郡禁苑的林业经济资源管理,具体到经济价值较小的草料、薪柴等,这与私人同类资源被他人采取的宽松规定形成鲜明对比;严格管控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较大的林木及其树叶、树皮,违者“与盗同法”;对于可用以制作棺木的林木,唯百姓不幸亡者,才可按照一定数量标准采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