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的首次相遇:罗明坚《通俗故事》研究

《通俗故事》是罗明坚与其中文老师共同编写的一部汉语学习教材,其中30个故事选自中国古代类书、蒙学教材和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明末儒释道合一的思想文化倾向。文献中的四篇西方故事,则来自《伊索寓言》《圣经》《圣人故事》。本论文从《通俗故事》的底本研究、故事的编辑特点以及中西文学的会通研究几个方面对该书故事做深入考察。《通俗故事》中的《伊索寓言》首次在中国的登录,也是西方文学首次以中文形式在中国文学的出场,在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和翻译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河西宝卷学科属性之辩

河西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分支,变文的嫡系子孙。当前,河西宝卷的研究者们从我国民间文学的角度,以敦煌俗文学为母项,敦煌变文为子项,河西宝卷为次子项(或分支),将河西宝卷的学科属性界定在了"敦煌俗文学"的范畴。本文认为,河西宝卷确源于敦煌俗文学,但本质上应是植根于河西民间的说唱曲艺,是我国曲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本文之前,学界关于河西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学科属性的界定,明显反映了对河西宝卷说唱形式和曲艺艺术的认识不足。

河西宝卷渊流探论

河西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分支,它远祖佛经,近承敦煌变文,是在河西特定地域、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阶层承继发展的讲唱文学品类。探研河西宝卷独特的发展路径,有必要理清传统通俗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将河西宝卷置于讲唱文学发展的文化链条上考察,给予其准确的学理定位。河西宝卷作为在河西地区农村院落长期发展的独具地域色彩的说唱文学样态,与河西曲艺相互影响,同源分流。研究河西宝卷渊流,应将其放在河西地域文化、文学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论,把河西宝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判的同时,更需把河西宝卷与敦煌讲唱文学及相关河西曲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

明清章回小说的表达方式与文言叙事传统

明清章回小说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言叙事传统的洗礼,仅仅着眼于口头叙事传统,难以圆满地把握这一研究对象。尤其是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有意赋予文本以不确定含义和将诗心与写实融合方面,明清章回小说中的几部经典作品卓有建树,体现了鲜明的文人小说风范。这一类文人小说,是不能以研究通俗文学的方式来解读的。

宋元话本小说娱乐功能探析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受民间说唱艺术影响而衍生,面对市民阶层这一广大的接受主体,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演绎古今故事、市井生活。无论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注重作品的娱乐性,力求浅显通俗,涉笔成趣,也促成了白话小说娱乐功能的进一步大众化,成为各个阶层尤其是民众所喜爱的文学样式,从而成为展现白话小说娱乐功能的重要载体。

《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考察

《太平记》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大量插入三国故事的战争小说,通过调查《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可以描述《太平记》与中国三国故事的文献关系。就目前的文献根据,不能排除《三国演义》影响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断言有《三国演义》的影响。至少可以认为《太平记》的大量使用三国故事,说明中世时期三国故事已经较为流行,这是《三国演义》发生普遍影响的准备。

论汉魏六朝俳优小说

俳优小说为“谐谑文学”文体之一,其渊源与谐谑文学各种文体都相关;俳优小说兴起的现实土壤,主要有汉魏晋之通脱、玄学和佛学三种风尚;俳优小说的品格有大俗大雅二重性,具有深刻的文学史和审丑的意蕴。

《蜀山剑侠传》研究史述评

本文从作品思想论、作品艺术论、作品源流论、作品价值论等四个方面,对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的研究历史以简要述评,期以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还珠楼主创作成就的整理和重读,增进学界对渝东南地域文化的关注与研究。

通俗作家笔下的辛亥“武昌首义”——通俗文学映像社情百态“富矿论”系列之二

清末民初,许多通俗作家是中国报业初兴时的第一、二代报人。在辛亥武昌首义时,他们能闻风而动,以时评杂感为革命鼓与呼,对革命发挥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又以小说与史话等多种文艺形式反映这场革命中各色人等对革命所持的不同态度;并尝试以文艺传记评价历史人物。

郑振铎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学者。他不仅亲自参与反帝斗争的实践,而且通过发表战斗性文字等方式与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突出反映了他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气节。终其一生,共创办、主编报刊45种,尤其是他所主编的《小说月刊》,有力地配合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与《中国俗文学史》两部名著,力求为俗文学正名,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内容,体现出厚重的包容性。综观郑振铎的社会活动与学术实践,从多方面折射出他所具有的爱国、创新、包容的品格,这种品格的塑造实为闽都文化长期孕育的结果,而在郑振铎身上所体现的这一风格又进一步丰富了闽都文化的精神内涵。

俗文学故事宝卷的“化俗”与“俗化”

俗文学故事与宝卷的离合,展现出民间信仰和庶民文艺从清代到近现代的变迁。明清的劝善运动通过善恶报应把信仰和教化合二为一,这种合二为一使得宝卷成为民间劝善运动和民众劝善实践的典型代表。俗文学故事宝卷是宝卷化俗的产物。它是信仰、教化的副产品,但客观上又满足了民间社会的娱乐需求,因而成为教化、娱乐的双重文本。俗文学故事宝卷的研究,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和更为多元的视角下更好地理解近代俗文学和俗文化的变迁。

海派文学的隔空比照——郭敬明《小时代》的症候分析

《小时代》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上海,上海在海派作家和郭敬明的笔下,展现了从殖民地转型到开放性世界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由于所处的历史语境不同,对上海的解读当然也构成了差异性。试图从海派文学的一贯传统来探寻郭敬明作品《小时代》里海派文学的基因。虽然作为通俗流量作家的郭敬明,在文学史上无论从地位还是体量上都无法与海派作家相比,但是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文化现象都不是凭空而来,《小时代》也应该有它自己的历史参照系。海派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鲜明的症候群似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时间的打磨中成为某种坚固的历史惯性,这种历史惯性到了郭敬明这里尽管已经变异模糊,但从《小时代》身上仍能找出海派文学历史惯性的痕迹。

大众文学创作主体论

决定大众文学品质的,不是创作主体的身份、地位和生活阅历,而是与精英文学创作主体不同的独特的创作心理和思维方式,这就是:线性想象,扇形心理,以及表现欲望等。要做到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真正融合是不容易的,这种融合也没有必要成为文学发展的方向。

国外有关中国宝卷的研究:以江南宝卷、宣卷为主

国外有关中国宝卷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接触宝卷文献,早期的研究比较关注宝卷与佛教、民间信仰的关系;也有几位学者指出其在中国俗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探讨宝卷来源及其与其他讲唱体裁的互动关系问题。一开始,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明末清初的宝卷(所谓早期宝卷),后逐渐扩大到清末民初的叙述性宝卷文本以及民间表演。国外收藏了一些明末清初的中国宝卷珍本。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国外学者主要是收集分析宝卷文本;从二十世纪末开始,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民间宝卷讲唱以及宝卷在民间仪式中的功能,近年甚至有学者到中国乡村观察宝卷的讲唱。本文主要介绍的是西欧、北美国家的用英语编写的宝卷研究文本,但也讨论日本、俄罗斯二十世纪形成的独特的宝卷研究传统。

马克·叶温作品的通俗面

马克·吐温以其幽默讽刺的笔调,严肃尖锐的主题被誉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以《汤姆·索耶探案集》和《傻瓜威尔逊》为例展示他在一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鲜为人知的通俗面,尤其是他对侦探小说手法的部分运用和对完整侦探小说创作的尝试。

1930年代“连环画”讨论再思考

20世纪30年代,“连环画”在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作为问题被提出,左联认为“连环画”虽然是旧形式,但深受大众喜欢,可以用来传播新的思想意识。但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完全认同,“第三种人”即认为“连环画”是低级的旧形式,不如欧化文艺高级,不具有艺术性。而左联认为“连环画”不仅可以发展为艺术,还可以成为战斗的武器。左联认为一方面要改造其思想内容,另一方面要努力在旧形式中发展出新形式。“连环画”讨论不只是一场美术运动,还涉及如何评判五四的欧化文艺、如何看待文艺大众化运动、如何选择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都市背景下的鸳鸯蝴蝶

本文从都市的视角分析了二十世纪初上海通俗小说流行的原因并通过对鸳蝴派小说的主题分析,提出鸳蝴派小说反映了都市化进程中矛盾的市民心态这一观点,肯定了这一派小说在这方面的历史意义及由此带来的局限。

孙了红早年经历“谜案”试侦

少年时代,孙了红家道中落。1920年代初,孙了红初登沪上文坛,小露才华,此外还曾参加杭州兰社的文学活动,与施蛰存、张天翼等人有同社之谊。1920年代早中期,他接连遭遇肺病与婚变。连番的厄运使孙了红心理受创,长期难愈,他看待世界的态度日趋悲观,精神状况也出现异常,这也影响了他的侦探小说创作。

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的宝卷研究

日本学者泽田瑞穗是中国宝卷学研究的先驱,致力于宝卷文学的系统研究。泽田瑞穗以《中国佛教唱导文学的生成》一书为开端,以《校注破邪详辩》《宝卷研究》《增补宝卷研究》为代表作,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角之下,按照中国文学—佛教文学—唱导文学—宝卷的研究路径,深入展开对宝卷的研究和分析。他的宝卷研究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注重宝卷与文学、宗教学的综合研究,特别关注田野调查中的口传文本,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泽田瑞穗丰硕的宝卷成果开启了日本中国宝卷研究的新局面,由此也奠定了日本的宝卷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