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设置与国族共同体构建:淞沪会战时期《大公报·临时晚刊》的难民报道研究

为服务淞沪会战而发行的《大公报·临时晚刊》办报时间虽不长,却具有报道视角集中、版面少、售价低的特点。与正刊相比,《临时晚刊》通过差异化的议题设置,聚焦难民救济政策、生活状况、群体形象等,较早回应了由“逃难”向“抗难”的呼吁,积极面对难民大量集中所导致的社会和国族伦理失序问题,通过连续性、密集性的难民报道引导教育底层难民,促进了普通民众对民族抗战的认识,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运用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纪实类文章使得难民群体成为一类特殊的符号,以难民自身的言说提供了战争环境中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报刊叙事维度,对研究战争时期临时报刊的议题特点有着重要的启示。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对美国可能出兵之注意和应对

在人民解放军在进行战略进军统一全中国之时,中共对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必要的防备部署。随着国共两党战略决战的展开以及解放军战略追击的准备、开始和进行,美国政府非常合拍地一直在讨论是否直接进行军事干涉。发起渡江战役前夕,中央军委部署必要兵力,防止美军从华北干涉。在以三野发起上海战役时,中央军委以二野负责对付美军的可能干涉;二野西进时,由三野负责对付。美国一方面因为解放军迅速进军消灭了国民党军残余力量而觉得没有必要干涉,一方面担心自己陷入泥潭不能自拔而无力干涉。广州的解放,将美国干涉的可能性画上了句号。总之,中共有备无患,完成了战略进军的任务。

“一·二八”抗战的战地报道与文学反思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此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骨干作家,如黄震遐、张若谷、万国安等,以《大晚报》《时事新报》为中心从事战地报道,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此段历史的记忆方式。此战地报道之实践为抗战全面爆发时报告文学热潮之先声;但在塑造英雄、激荡民气的同时,亦有夸大战果,将残酷战场情境传奇化之倾向。反倒是在战后以此题材创作的小说中,作者对战事之艰难、中国军队牺牲之惨烈,有更为切实的描写。这一“错位”,为我们理解历史与文学、纪实体裁和虚构体裁之互文关系,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案例。

翁照垣将军和《淞沪血战回忆录》

《淞沪血战回忆录》记叙了作者和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日寇在上海的残暴和凶恶,触及了参战各个部队和战事的各个方面,再现了这场战事开始、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中国军民携手抗战的历史画面。其行文通俗,语言简洁,接近于说话,有口语文体特点,读来朴实、真切、感人,是20世纪早期出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描写抗战、叙记国难的白话纪实文学。

刘开渠雕塑成名作《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研究

刘开渠先生1935年的雕塑成名作《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极富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关于该作品的名称,作品的创作与内容,筹建、奠基及揭幕落成等诸多方面,都有必要进行一种细致的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我们可以澄清诸多疑点,还原历史真相,并指出复原作品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先秦时期战功名称问题——上博简《曹沫之陈》的一个启示

上博简《曹沫之陈》简文"一人又(有)多,四人皆赏",是简帛材料上关于"伍"之间相保的明确记载,也是"战功曰多"的又一条注解。先秦时期以"多"作为战功的代称,当与自古以来战争的杀伐性质有关。而以"多"释战功,可能源自远古狩猎后的论功行赏之俗。"战功曰多"之事,秦汉以降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这从一个角度让人们看到了上古时代人们的战争观念的变化。

淞沪战争期间的甬商支前与救济活动

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是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其战场都是在淞沪地区。两次淞沪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上海而战,两次淞沪战争给日寇相当的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神话和"速战速决"计划。作为浙商重要组成部分的甬商,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积极投入淞沪抗战,支援前线奋战的抗日将士,为前线将士募集慰劳金和慰劳品,救济灾变难民不辞辛苦。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缅怀甬商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对于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

鲁迅晚年与日本三大文人的交往史实考订

1935年5月至1936年2月期间,鲁迅在上海分别会见了三位日本文坛的显赫人物,若按会见时间顺序排列,他们是白桦派著名作家长与善郎、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诗人野口米次郎和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横光利一。鲁迅跟长与善郎和野口米次郎的两次会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虽然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牵涉这三次会见仍然有一些实质性问题没有答案。要探讨的实质性问题其实就一个,即希望搞清楚30年代鲁迅的日本观。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的研究文章尽管数量不少,但都没有得出一个立足于史实的结论。也许讨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对先行研究的一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供的史实依据至少能够为勾勒30年代鲁迅日本观的真实轮廓提供支持。

组织调适与力量整合:战时红十字会与上海难民疫病防治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总会调适组织运行模式,授权成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鉴于沪地难民疫病流行的严峻情势,该会创新疫病防治机制,整合沪地力量,构建了内外协作的科层制防疫体系,进行疫情研判分析,多次商洽、多方动员推行预防措施,周密规划、严格实施紧急救治行动。该会停止直接救济后,难民疫病防治由留沪总会承担。尽管此次行动防疫体系构建略显滞后,且存在各方力量对防治措施的科学认知冲突,但却在战后沪地疫情最严峻时期为难民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可见,红十字会对人道主义信念之坚定,以及非常时期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须适时创新公共卫生体系,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借助中外智慧,方可共克时艰,造福民众。

淞沪会战时期淞沪地区难民救助论略——以《申报》报道为中心

淞沪会战爆发后,无数上海人民无家可归沦为难民,同时大量难民也从各地涌入上海。上海各慈善团体、各旅沪同乡会及其它社会组织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并设立机构暂时收容难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难民救济与遣送工作,在淞沪地区的难民救助方面都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同时也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淞沪会战爆发的原因

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第一次大的会战,对于日后中日两国战略的实施及其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会战期间,中日双方投入进百万大军,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一带激战三个月,中国军队顽强作战,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本文拟从淞沪会战会战前后中日双方的部署情况以及会战的进程等方面,解析淞沪会战爆发的真正原因。在探讨中日双方在抗战初期的战略与淞沪会战的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分析淞沪会战对整个抗战进程的影响。

从淞沪抗战结束到南京沦陷——评中国报刊对日本侵华进程的报道

从淞沪抗战结束到南京沦陷前的中日战争的整体进程,中国报刊进行了详细的报道。通过这些报道,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当时战争的进程,并且由这些报道,考量国军在战争中的表现,当时国防军备的情况,以及民众对国军态度与期望。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述论(1937-1938)

空军是近代中国军队较早建设的军种之一。民国时期的中国空军作为政府投巨资建设起来的一支新型国防力量,在抗日战争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相对日本来说,实力仍十分薄弱,但中国空军仍奋勇战斗,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重创日本海空军,取得了辉煌战果,客观上打击了日军嚣张的侵略气焰,并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中国社会各阶层也对空军给予了高度评价。

“魔都”上海的日文杂志《自然》考察——兼考鲁迅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关系

1935年至1944年间,坐落在魔都上海徐家汇法租界内的日本官办自然科学研究所,发行了一本名叫《自然》的综合杂志。在这本见证了该研究所发展史的刊物封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用毛笔题写的刊头。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文学家鲁迅与这份刊物以及跟这个研究所里的日本科学家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根据该研究所战争时期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和鲁迅日记及信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实证性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同时期鲁迅与日本人交往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二八事变"前后鲁迅的日本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淞沪会战中的国军越级现象研究

越级指挥是指高层通过自己的权威跨越一级或数级军官直接传达命令给某处部队,此种行为长久以来都受到普遍的批判和否定,但实际上除越级指挥外,还存在着自下而上的越级汇报。本文就以淞沪会战为例,分析战时国军上下互动关系中的越级指挥与越级汇报,探求越级的另一种名实现象,同时从电信通讯系统的支持去归纳出淞沪战场上越级现象的成因,并由此思考越级现象对国军作战效力带来的正负双向作用。

国民政府通信战备与淞沪、南京之役(1932—1937年)

通信保障对于军队作战具有重大影响。1932年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的通信保障工作差强人意,暴露了通信兵过少、器材制式标准不统一、辅助设备不足等问题,致使中国军队在战略撤退时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秩序混乱。有鉴于此,战后国民政府在诸多国防规划中对于加强通信战备建设多有提及,也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然而,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大部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37年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中方军事通信的沉疴痼疾暴露无遗,成为中国军队淞沪战略撤退最终演变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加剧了南京保卫战末期中方的混乱局势,为日军的暴虐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以通信战备为引,可以从基础设施层面,呈现1932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国防建设的一个剖面。

《陈诚先生日记》中的淞沪会战

抗战初期陈诚担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参与了淞沪会战的全过程。他在日记中,对这次会战整个战事的发展、军事部署、战略调整,以及个人看法与思考做了详实的记录。这些极具价值的史料对我们把握淞沪会战的进程与部署、厘清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与战场之关系,了解中国军队抗战意志与决心,认识国民党军政的种种弊端,很有助益。

日文档案资料中的金山卫登陆

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是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事件。本文利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的战前日本陆海军相关档案资料,探讨了日军登陆计划的出台、登陆的具体部署和安排,以及登陆的具体过程等以往学界关注不够的关键细节。同时,通过对受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之命制定的《军参谋长注意事项》文件的分析,揭露了日军指挥官怂恿登陆后日军实施暴行的真相。虽然日军的金山卫登陆扭转了陷入胶着状态的上海战局,然而这也成为日军开始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的重要转折点。

新闻片《上海战争》与“二次革命”——兼论“攻打制造局”史料与电影史建构问题

1913年美国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上海战争》在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得到高度评价,认为该片反映了"二次革命"反抗袁世凯专制的斗争过程以及上海戏剧界热情参与的革命精神。虽然《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叙述有悖史实,但对革命"宏大叙事"的历史建构含有国际视野,使得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这一最早中外合作的电影公司愈益得到重视,而从海外新发现的资料有助于研究者对这一段中国早期电影史的认识。

上海大学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民国时期,上海大学(1922-1927)虽是昙花一现,但汇集了于右任、邵力子、叶楚怆、陈望道、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等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使这所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弄堂学校"成为革命色彩浓厚的"红色学府"。上大成立之初,国共两党正处于酝酿合作阶段,故尚能齐心办学;1924年国共正式合作后,反而因为国民党内部"容共"与"分共"争议不断,使得两党冲突越来越多,在上大体现的更是淋漓尽致;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上大共产党员的人数激增,加之左派对右派的反击,中共在上大取得决定性优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因革命色彩过浓遭致被迫关闭。可以说,国共两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大工作的展开,同时透过上大也可以更细致地考察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合作期间的关系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