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条约的规范路径选择与实现悖论

在联合国层面制定工商业与人权条约是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进行“硬法”规制的重要探索。从规范的效用逻辑来看,构建国际人权规范的路径通常包含影响管控和损害补救两种方式。与传统国际人权文书制定路径不同,工商业与人权条约草案历经多轮谈判修订后日益呈现出浓厚的“损害补救主义”色彩,意图构建“跨国司法补救”体系,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包括支持条约起草的发展中国家的求偿诉求、国际人权法体系难以直接为工商企业设立人权保障义务的理论屏障、自愿规范的低效性导致的强化“硬法”约束趋势以及破除国家保护主义等深层次原因。工商业与人权条约的谈判过程客观上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以《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为代表的“软法”规范的反思适用,使得国家日渐重视企业供应链人权尽责国内立法和工商业人权影响的国际规制,同时也对条约谈判进程本身提供了改进反馈和机会。鉴于此,我国在主动投入工商业与人权的国际治理、积极而审慎地参与条约谈判的同时,也应加快构建我国工商业与人权尽责规范体系和多方治理体系。

企业人权尽责实施的模式、取向及启示

实施企业人权尽责是遵循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落实《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政府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中庄严承诺“实施人权尽责”,国家层面更需明确实施人权尽责的具体路径。通过类型化方式分析各国实施人权尽责的实践因而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政策化、法律化和条约化是实施企业人权尽责的三种典型模式,它们在表现形式、义务性质、适用范围与发展趋势上各擅胜场。我国政府可以在实施企业人权尽责既有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以政策化为主、条约化和防御式的法律化为辅的混合模式,并通过分别在国内行动、国际立场和立法对策中采取引导式、对话式和防御式的行动策略,推动人权保障与经济发展共进。

全球供应链治理视角下跨国公司人权尽责的法律规制

供应链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使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日趋复杂,并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供应链治理为优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治理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合作治理与混合治理的方式应对当前治理差距。通过该理论可以发现,当前世界范围内以强制性人权尽责为核心的法律规制实践基本符合供应链治理的核心要求,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瑕疵。在“工商业与人权条约”进程缓慢、规制跨国公司及供应链商业活动迫在眉睫、人权尽责立法逐渐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背景下,以制定框架公约的方式推进全球供应链中跨国公司人权尽责的法律规制具有可欲性与可行性。法理依据、国家义务、强制性人权尽责、专职协调机构、冲突解决办法与供应商的救济是该框架的核心内容。我国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国家,政府与工商业界应进一步关注强制性人权尽责的国际发展,通过建设性参与工商业与人权国际框架公约、加强国内企业实施人权尽责等方式充分应对日益显现的“强制性人权尽责主流化”趋势。

工商业人权条约的适用范围研究--兼论中国参与工商业人权条约进程的必要性与途径

《联合国指导原则》实施以来,要求通过国际立法弥补治理间隙以规范企业人权责任的呼声日渐高涨,工商业人权条约进程应时而生。《文书草案的要素》《零号草案》和《修正草案》代表着工商业人权条约进程的发展现状,国际层面对条约适用范围的理解未成共识。工商业人权条约的适用主体应是所有国家和所有企业;适用行为涵盖所有商业活动,包括不具有跨国性质的商业活动;界定受保护的权利时应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的组合,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并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中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工商业人权条约进程,通过联合国、政府、企业与民间团体的不同路径,提出中国方案,促进工商业人权条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