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诗学看《冷斋夜话》禅诗修辞对《诗经》的格义

佛家既有出世也有入世,甚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中国化及世俗化过程中,受到过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方便说法而对《诗经》等有所格义,尤其是宋代的禅诗修辞等方面。以惠洪《冷斋夜话》为例,在认知诗学视角下,借鉴桐城姚鼐之法进行分类、鉴赏及考证,通过对禅林笔记中的禅诗修辞进行结构分析、情思体悟及格义探讨,可以发现:禅与诗关系密切,且佛家存在禅诗修辞,源自《诗经》格义而非古印度,具有自身特点及意义,综合“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而成“不执文字”,在继承儒家对偶、新用、方言、用典、婉曲、夸张、比喻、反语等手法时,又融入禅语、禅理及禅悦而有所发展。希望对地方禅诗的研究及佛儒二家关系的探讨有所裨益。

《诗经》“杞”释说——兼辨《名医别录》之“榉”

《诗经》与植物“杞”相关的载记共有7处,同名异物的存在使得其整体类分与具体所指具有复杂性,诸家对此亦颇具分歧。综合观之,《诗经》之“杞”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四牡》《湛露》《四月》之“杞”,其为枸杞(Lycium chinense Miller);第二类是《将仲子》之“杞”,其指旱柳(Salix matsudana Koidz.);第三类是《南山有台》《杕杜》《北山》之“杞”,其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C.DC.)。《名医别录》之“榉”即为枫杨,《中国植物志》误将之释作榉树[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黎兆勋《侍雪堂诗钞》成书经过与版本源流

黎兆勋生前意欲整理刊行《侍雪堂诗钞》《石镜斋诗略》两部诗集。《侍雪堂诗钞》拟收录咸丰七年(1857)赴鄂以前所作诗歌,却一直处在删汰打磨状态,生前未能定稿刊行;《石镜斋诗略》收录赴鄂后所作诗歌,咸丰十年(1860)曾结集,但创作未停,作品不断补增,生前也未刊行。同治三年(1864)秋,黎兆勋去世,其弟黎兆祺等汇集整合“《侍雪》旧编”、《石镜斋诗略》及其他诗稿,于同治四年(1865)夏编出八卷本《侍雪堂诗钞》,并于同年秋刊行。同治本《侍雪堂诗钞》虽系战乱中仓促而就,但前期工作充分保障了质量,后黎庶昌光绪十五年(1889)在日本使署刊刻《黎氏家集》时便以此为蓝本,缩编为六卷本《侍雪堂诗钞》。民国时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三编》,又缩印了光绪《黎氏家集》本。三本《侍雪堂诗钞》一脉相承,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列女传》京师节女在近世日本女训书中的流行和改变

《列女传》京师节女传入日本后,对日本女训书的形成与发展造成影响。既有如辻原元甫一般,在《女四书·内训》中引用了京师节女的故事进行日语翻译的版本,也有如《本朝女鉴》中源渡妻一般,受到了京师节女的影响后发展成为新的具有日本特色的版本。该文通过对《新刻古列女传》京师节女、《女四书》京师节女、《本朝女鉴》源渡妻3个日本近世女训书中的故事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考察《列女传》“京师节女”在日本近世女训书中的流行和改变。近世日本女训书《本朝女鉴》源渡妻中弱化了女子德育目的,加强了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通过故事内容的补充与改变凸显了女训故事中的小说文艺性。

《诗经》中所见的政治观念--以《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为考察中心

《诗经》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透过《诗经》这面文学之镜,尤其是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我们可以洞悉到诗经时代人们所秉持的政治观念,具体包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厌战、礼乐致和等观念。

孔子“诗可以怨”之本义及其悖论解读

孔子在仁德修养方面不主张怨,但在事君政事方面却是主张怨的。"诗可以怨"的本义是士人借用诗三百以讽谏政事,且并未有"怨而不怒"的要求。"诗可以怨"这一看似与孔子仁德相悖的主张,实质上却正是孔子推行仁德、以仁为本的政治实践的表达。它体现着孔子道统观念与一家一姓王朝政统之间的拉锯与抗衡,为士人阶层的品格塑造与参政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汉儒《诗》说之演变——从《孔子诗论》《周南·汉广》篇的本义说起

据竹简《孔子诗论》对《汉广》篇的论述 ,《周南·汉广》并不是什么爱情诗 ,而是一首告诫周家子弟不要追求江汉游女的篇章 ,由此推测 ,诗篇应作于西周中晚期。以《孔子诗论》对《汉广》的论述为基准 ,进而检讨两汉今古《诗》说 ,认为《毛诗序》应为东汉学者在名教要求下杂抄、改造今文家言的产物 ,前人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是应予重视的。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论《诗经》征戍诗的风格特征

《诗经》中的征戍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先秦时期华夏族内部及其与"四夷"之间的军事冲突及社会各阶层民众在烽火遍野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展现出一幅幅情态各异、丰富多彩的先秦历史社会画卷,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雄壮激昂的英雄战歌场面宏大,气势雄壮,感情激昂,有一种阳刚之美;悲慨苍凉的征夫心曲格调低徊哀伤,沉郁悲壮。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创作手法,赋、比、兴的广泛运用,情景交融的鲜明特色,豪壮刚健的感情和语言特征,铸就了《诗经》征戍诗之雄壮豪放和悲概苍凉之独特风格。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邵雍心学思想圭旨

邵雍是北宋时期"五子"之一,其创立的先天象数易学图式,与周敦颐的太极图式相比较,具有更加精细的结构和内容,用数理推衍展示"道""理"思想,其思想体系自成体系、更为博大。邵雍提出的"天地之心""心为太极""太极心法"等内涵丰厚,意蕴深远,对宋明时期心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深远。

“夸富宴”与《诗经》中的宴饮诗

"夸富宴"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在馈赠的背后,隐藏着交换的动机和保证交换得以顺利实现的暴力机制。它与后世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诸多领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也存在"夸富宴"这一习俗,《诗经》中的宴饮诗便与"夸富宴"有直接的联系。

从“二雅”战争诗的纪实性看“宣王中兴”局面的形成

《诗经》"二雅"中的战争诗主要产生于周宣王时代,反映了当时频繁的征战,歌颂了宣王对外用兵的胜利,有着很强的纪实性。从正义之战、敬德重义、重视良将三个方面不仅可以了解宣王时能够建立强盛武功的原因,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宣王中兴"局面形成的理解。

“赋者古诗之流”再探——论汉人的赋体讽谕观

本文结合班固的思想和汉代赋作状况从新思考"赋者古诗之流"的内涵和价值。本文认为,班固"赋者古诗之流"意在阐发赋体讽谕观,并非一个立足于汉赋现实的文体源流判断,只是经史学家对赋体文章提出的理想的政治要求。汉赋之"赋"源于《诗经》"六义"之"赋",以敷布铺陈为基本手法,普遍呈现出靡丽的文体特征。在经学背景下,汉人赋论执着于理想的"讽谕"而批判现实的"靡丽"。由于讽谕的创作手法与文学性文体有密切关联,使得以讽谕为依据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文体归类意义。

杜诗引《诗》考

“引用”是我国古诗文创作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杜诗引用《诗经》经文共约708处。本文对杜诗引《诗》所涉及的篇目、各篇引用的次数,及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特点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论徐光启《毛诗六帖讲义》

徐光启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毛诗六帖讲义》是徐光启《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周南、召南、邶风为重点,梳理徐光启诗学思想中对传统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存疑,诗歌表达技法中的暗比与反兴,总结徐光启讲《诗》特点,分析徐光启恪守礼教,遵从"旧说"的学术根基。

孔子的《诗》教观探微

孔子非常重视《诗经》的教化作用。通过从诗教的内容,"思无邪"、诗教的手段,"兴观群怨"、诗教的目的,"温柔敦厚"等方面可以对孔子的诗教观作系统而又深层的探讨。

论古籍书名的类别属性与命名特征

中国古书书名有其类别属性特征,具体而言:经部元典书名多为通名所转化,经解类典籍的书名多由元典名加表批注方式的词汇构成。史部典籍书名最显著的特征为重名、近名现象比较普遍。在子部典籍中,如果是为他人典籍命名,以“姓+子”的方式命名最为普遍,在不知书籍作者的情况下多采用概括内容的方式为书籍命名;如果是作者自命名,则多采用反映一己情志或间接反映书籍内容的词汇名书。在集部典籍中,别集多以“某某+集”形式命名;总集书名多为反映书籍内容或为对内容的提示,“选”“全”等字样经常出现在书名中,用以标示收录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