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保障人权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学疗命案”再解读

延安时期的“学疗命案”发生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颁布不久的1942年,因其性质恶劣引发边区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该案历经延安地方法院、边区高等法院两级审判,《解放日报》8次报道评论,并罕见地引入了辩护人,成为边区司法审判的典范。“学疗命案”的审判不仅较好地保障了人权,更通过司法的公开、民主,在审判过程中实现了“看得见的正义”,产生了很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学疗命案”判例内含司法民主性、公开性、协商性,具有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司法走向进步的典范。

陕甘宁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人民调解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司法经验的典型代表,也是完善新时代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历史经验。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既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又赓续了党的优良调解传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呈现出功能定位多重、审判与调解结合、工作开展依赖性强等特征。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表明,党的领导是人民调解制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群众路线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根本工作路线,“权威”塑造是边区人民调解制度前进的重要助推力量。发展完善新时代人民调解制度,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调解理念,推进人民调解制度规范化建设以及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协同作用。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以《边区群众报》为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套有别于国民党的话语系统,有效宣传阐释了党的主张。以《边区群众报》为例可见,党通过显性与隐性相结合,以叙事式为主,辅之以说理式、交互式的话语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话语体现出语言特色性、理论大众性、现实指向性等特征。延安时期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现了党的主张与群众语言的双向互动。劳动群众的集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在宏大叙事中获得了意义,通讯网、读报组的普遍建立,又为意义的生产提供了实践的场域,从而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被召唤出来,加入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构中。

国家与社会视阈下的陕甘宁边区荒政研究

抗战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荒政问题,在政府层面,建立了从边区政府到基层社会的灾荒救助体系,颁布了一系列救助灾民与难民政策;在社会层面,利用与嫁接传统社会的备荒机制,动员民间力量进行灾荒救助。通过赈济灾荒,一方面使灾民、难民度过困难,一方面巩固了边区的基层政权,也提高了边区政府的执政能力。但由于边区处于战时状态,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边区赈灾亦存在着一些不足。

以写作为媒介:基层传播与群众写作运动——以晋冀鲁豫根据地李文波营长写作为例

群众写作运动是根据地时期常见的一种群众教育和文化动员模式。写作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高度理性化、知识分子化的行为,在根据地的文化实践中被转换为一种群众化和大众化的教育方式。本文以晋冀鲁豫根据地《人民日报》中关于李文波营长的写作报道为例,分析群众写作运动的传播机制和社会效应,主要处理三个问题:一是写作对主体的改造,涉及写作主体、写作规范和写作塑造群众主体的文化功能;二是群众写作对新闻生产的改造,以群众写稿为基础的基层通讯员制度让报纸成为参与式和互动性的平台化媒体;三是写作对基层社会的改造,写作承担着基层传播的职能,是对基层社会进行动员和宣传的媒介。这种在基层广泛开展的群众写作运动,需要借助大量“逆向流动”的在地化知识分子和高度基层化的媒介等组织传播的制度才能实现,考察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党报原则形成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