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跨海域的中国知识流动——《谟区查抄本》(Boxer Codex)中的中国信息

《谟区查抄本》(以下简称“抄本”)中的中国信息可分为三类,一是中国海外的活动情况;二是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三是中国信息的直接记录,其中不乏相关图像。抄本中的中国信息真假皆存,但从实之处多于虚幻无实。抄本中中国信息的记录可能受到三方面因素影响,首先是西班牙统治者要求收集新认知地域讯息指令,其次是中国在亚洲的巨大影响力,最后是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的野心。抄本中多种多样的中国信息可能来源于不同渠道,体现了西属菲律宾作为信息汇集地的功能。抄本中的中国信息不只是单纯的记录,还有西方视角下的解读,因此,可将其视为16世纪末跨海域的中国知识流动。

四川义和拳运动资阳首义史事考

四川义和拳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它前承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之余绪,后启清末十年民变、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之先声,从边缘到中心,其历史意义和价值应予重估,其基本史实应得到更好的发掘和梳理。而作为独立运动形态的四川义和拳运动第二阶段,资阳首义是其标志性事件。关于资阳首义的名实、爆发时间、过程、规模、转折性事件,涉及诸多历史问题,需要根据史料做出细致的梳理和辨析。

湘南起义的历史定位及与井冈山根据地的关系

1928年初爆发的湘南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领导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一次正规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武装暴动。湘南起义不仅再度点燃了建军建政和开展土地革命的烽火,而且湘南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聚拢三支革命力量共同接受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可贵探索。

秋收起义部队芦溪宿营和移营问题研究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一度攻克湖南醴陵、浏阳等城镇,但随后迭遭失利,不得不退至浏阳文家市,并经萍乡、莲花、永新等地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途中,即9月24日,秋收起义部队抵达萍乡东部重镇芦溪宿营。学界对于秋收起义部队芦溪宿营这段史实研究不多,且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争议。爬梳史料,可以发现部队24日下午3、4点抵达芦溪街,下午6点左右已扎营完毕,因获知敌情而连夜转移至“芦溪南面的山地”宿营,移营过程比较艰难,但部队却得以安全宿营。芦溪宿营和移营,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早期实践,是“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雏形,对其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道咸年间宁波民变与乡村秩序的变化

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八年的十三年间,宁波府发生了五次民变,其虽规模小、时间短、目标单纯,却有乡绅群体参与其中,带头向地方官抗粮抗税。分析宁波五次民变的经过,以及道咸年间宁波气候、灾疫、粮价及银钱比价等情形,可知宁波民变的原因并非地方志所说的“苛索召变”,而是宁波百姓在银钱比价失调带来的物价膨胀与税收压力下,聚众抗粮抗税,甚至殴打知县,打砸县衙。一般来说,清朝地方官需要乡绅群体的协助,才能治理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稳定乡村秩序。然而,在宁波五次民变中,乡绅群体不但不支持地方官,甚至在地方官加税或改变惯例时,鼓动百姓反抗官府,凸显官绅矛盾激化,原有官绅合作的地方治理机制逐渐失灵,呈现清政府难以掌控基层社会的趋势。

庚子国变题材视野下的近代戏剧创作

庚子国变后,相关戏剧作品亦蜂拥而出。创作者身份的特殊,戏剧改良的推动与庚子国变的助力,造就了这一批作品的独特风貌。作品的形貌、作者的情怀、表达的直白,无不昭示着庚子国变题材视野下的戏剧作品的特殊,透过表象亦可探究作品风貌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及创作者的独特心态。

“三个伟大事件”视域下南昌起义的应然与实然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当神州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急关头时,中国共产党汲取没有抓枪杆子“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的惨痛教训,果断地做出了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性选择,毅然决然地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事件。集“三个伟大事件”于一身的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大幕。南昌起义以敢于斗争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解决了党当时面临的“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并通过对起义部队的整编和起义军余部的“赣南三整”,实现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发端了“党指挥枪原则”。研究南昌起义缘何成为“三个伟大事件”的载体?南昌起义的“连同”作用体现在哪里?南昌起义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如何?对于开展中共党史、人民军队史和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近代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的对华研究

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是二战前日本政府假借退还庚子赔款名义推行的“东方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集结了拥有时称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相关学术背景的众多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然而,通过解读外务省档案资料可以发现:东方文化学院的成立和运营均由日本外务省主导,是国家意志全面控制下的对华研究机构,其开展的研究活动归根结底服务于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本文对东方文化学院开展的研究活动进行了考察,简述其在推动日本对中国深入研究方面发挥的作用,同时揭露了其作为日本侵华学术工具的本质。

论杨靖宇河南革命斗争的历史贡献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就通过组织领导震惊中外的确山暴动、建立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点燃了大革命时期河南革命斗争之火,揭开了鄂豫皖革命的序幕,开启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进程,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过程中,杨靖宇践行和丰富了我党关于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理论,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从杨靖宇的革命生涯来说,河南和东北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河南和东北的革命经历都是杨靖宇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杨靖宇在河南的革命斗争也是鄂豫皖苏区历史的重要内容。

Boxer骨折3种外固定方法近期疗效比较

目的:探讨3种不同外固定方法治疗Boxer骨折的疗效。方法:对137例Boxer骨折患者分别采用"问号"形状铝板外固定(A组85例)、掌侧石膏托外固定(B组28例)、掌骨夹板外固定(C组24例)治疗,记录复位前、后平片成角,愈合后成角,MCP屈伸活动度,抓握力及上肢功能丢失评分等相关数据。结果:3组均获随访1～4个月(平均3.1个月),头干角复位后及愈合后A组平均数值接近于正常头干角,与B组、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问号"形铝板外固定治疗Boxer骨折,在维持复位后头干角方面优于石膏托及掌骨夹板,复位固定可靠,功能及外形愈合良好。

非遗进校园背景下民间拳师教师身份的认同危机及重构

校园传承逐渐成为非遗文化有效传承的重要途径,作为非遗传承人的民间拳师进校园教授非遗武术成为非遗项目校园发展的趋势,也是保障非遗武术校园传承本真性的关键所在。研究以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为理论框架,运用田野调查发现,民间拳师以教师身份校园教授非遗武术的身份认同危机表现在拳师自我对个体教师身份定位的质疑、学校教师群体对拳师教师身份的不接纳、学生及家长与社会组成的他者对拳师教师身份的不信任三方面。基于此,民间拳师建构教师身份则需要从“自我”“群体”与“他者”三方面入手,处理“自我”危机,需要拳师思想觉醒与付诸努力;纾解“群体”危机,需要拳师与学校教师互相接纳;面临“他者”危机,关键是拳师与“他者”达成共识。

北魏六镇的设置及影响

北魏前期,在北部边疆设置了6个军镇,自西向东依次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称为“北魏六镇”。六镇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防备柔然南下的侵扰,拱卫都城安全,以补长城防御的缺漏。六镇在北魏的北部防御体系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六镇是多民族聚居区域,其民族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边疆开发。孝文帝时期,北魏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六镇的军事地位下降,镇民的身份地位也随之降低,社会各阶层矛盾不断加深,最终爆发六镇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军人集团,后来成为影响北魏政局的重要因素。六镇的瓦解间接导致北魏政权的结束,六镇成为结束北魏统治的关键所在。

杂质锌对顶吹炉铜熔炼系统的影响

鉴于杂质锌对顶吹炉生产中产品质量和生产率的不利影响,系统研究了入炉精矿中锌含量对铜熔炼顶吹炉系统冰铜、炉渣、烟尘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入炉精矿中锌的平均品位由0.88%上升至3.59%:冰铜中锌含量由0.68%上升至2.16%,不利于后续降低吹炼渣及精炼渣中铜含量;电炉渣中的锌含量由2.02%上升至5.80%,将导致更多的含锌铁尖晶石固相在高温下析出,使炉渣熔化温度出现升高趋势;上升烟道烟尘中锌含量增至3.34%,含锌物相增加将引入高熔点、高黏度锌铁尖晶石,诱发半熔融状或致密坚硬的结瘤物产生,难以破碎清除;电收尘系统烟尘率由0.96%提升至6.88%,烟尘中锌含量由4.25%增至8.44%,增加电收尘系统负担,降低除尘效率。

论南朝吴会地区的戍与戍主

戍是南北朝时期存在的一种军事单位,多设立在边境地带或内地要津、都邑,在不同时期和地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南朝诸政权设立在统治腹地吴会地区的戍规模大小不一,有常设和临时之分,具有扼守交通要道、镇压内部反抗、防范并打击边海寇盗等军事职能,但与边境地带的戍主侵夺太守权力、兼管地方民政财政相比,吴会的戍没有税收职能,戍主不具备干涉地方财政的权力,且基本上是单任,不兼它职。吴会的戍内部有等级之分,戍主与中央朝廷、地方州郡县各级政府有着复杂的隶属关系,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西方视角下明代“华夷”关系的图像叙事——《谟区查抄本》中人物插图探析

成书于16世纪末的《谟区查抄本》以西方人视角记录明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风貌与人物形象,体现中国在东南亚、东亚地区的参与和影响。本文以该抄本中的人物插图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域交流史料,揭示隐含的土著异邦、华商与平民、明官员与皇室的“华夷”关系秩序,进而阐释该抄本编撰者对不同族群的观察与想象。

1928年阜阳武装起义称谓问题新探

1928年4月9日由中共皖北特委领导和发动的阜阳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关于这次起义的称谓,文献中有“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皖北暴动”“阜阳暴动”“四九暴动”“四九起义”和“阜阳起义”等多种表述。当下党史著作和宣传教育中广泛使用的“四九起义”称谓没有遵循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起义称谓“地名+起义”的一般原则,不利于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使用“阜阳起义”这一称谓,既体现了称谓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又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拓展、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和红色血脉的赓续传承。

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过程考论

南昌起义爆发前夕,郭沫若正随军北伐,任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其时他已经扯起反蒋大旗,并对张发奎未能东征感到失望。待南昌起义爆发后,郭沫若第一时间要求参加。郭沫若提出的理由较有策略性,再加上张发奎一向有“倾向共产党”的态度,遂得成行。1927年8月3日,郭沫若从张发奎的部队中出发,与阳翰笙、梅龚彬、李一氓等赶赴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历经波折。对于这段历程同行人员后来的回忆差异较大,目前各种研究文献对此事件的描述,矛盾与模糊之处也甚多。综合分析围绕这一历史事件的各种史料,可以看出“客观”复原历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同时也能看到,事件“主角”的回忆比旁观者的回忆更加可靠,其中对历史细节回忆和描述最为详细的史料价值最高,自传式记述往往又比口述历史更可靠。

从《谟区查抄本》中的哪吒形象看16世纪末中西文化交流

《谟区查抄本》是一部记录16世纪末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地理信息、族群特征以及文化资讯的西班牙人主导完成的手稿作品。其中有关中国神灵部分所塑造的哪吒形象极具中西交流的代表性,不仅借鉴了中国同类型文献中的图像和文字叙述,还融合了西方绘画的风格和技巧,以及作者在西方框架中引入路西法的故事对哪吒的理解与诠释,使之更符合预设的西班牙读者的价值观,因而可将《谟区查抄本》视作当时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与华人合作交流的文化载体。抄本中的哪吒文本与现今可见的中国文献存在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可能原因有三:一是作者将多种汉籍中有关哪吒的情节进行了拼接;二是彼时存在与抄本中类似剧情的底本;三是其内容得于传闻,通过作者的自身理解所构建。抄本中的哪吒形象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以西班牙统治阶级为读者受众为前提,是中西文化调适融合的成果。探究抄本中的哪吒形象,或可推测出其所在的中国神灵部分是按照职能进行组合与排序,也可看出作者与教会人士对于中国信仰的不同态度,这是寻求抄本其他部分作者的一个路径,此外更为研究明代哪吒崇拜提供了新的材料。

义和团运动中的王文韶——兼论庚子年诸政事

义和团运动时期,王文韶是身兼枢、译两署的重臣,亲历亲闻了京中种种纷纭乱象。运动于京、津初兴时,王文韶的态度以韬晦为主,并不公开表态。至庚子年五月下旬,中外开衅已箭在弦上,王文韶终在御前会议上诤言入对。此举使其立时成为载漪、刚毅等保守势力铲除的目标,幸得慈禧、荣禄搭救,才免遭大难。由此亦可见,尽管载漪一派已如日中天,且控制了京畿防务,但慈禧不欲顾此失彼,而是在军机处与军务处系统中施行平衡之策。“西狩”启动之时,王文韶携军机大印艰难追扈三日,才与两宫会合,成为“西狩”前期最重要的枢臣,于维持行在政务、传递行在动态、参与电讯机制建设、主持“户政”及西北赈灾事务等诸端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王文韶在中枢与鹿传霖之间围绕夏震武弹劾案、“幸陕”、人事、俄约、回銮等问题上的矛盾,生动凸显了其政治领地意识,以及与盛宣怀的深刻联结,隐约可见“南北之争”的余绪。

平江起义的政治伦理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平江起义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意蕴甚为丰富和深刻,主要体现如下: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理念。不仅一切为了人民,是平江起义之所以爆发的伦理动因,而且一切依靠人民是平江起义得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平江起义所秉持的这一政治伦理理念,也是我们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大力继承和弘扬的。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伦理立场。不仅平江起义从头到尾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领导下进行的,而且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为核心的党组织在平江起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平江起义所坚持的这一政治伦理立场,也是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所应坚持的政治伦理立场。三是酷爱自由、勇于斗争的政治伦理精神。平江起义所彰显出来的反抗暴虐的斗争精神,正是“酷爱自由、勇于斗争”政治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继承和弘扬平江起义的这种政治伦理精神,对于我们应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