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壁画装饰中色彩美的体现分析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开凿于北魏时期,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石窟群。云冈石窟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北魏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珍贵资料。云冈石窟壁画造型风格独特,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石窟壁画数量庞大,在色彩配置、色彩结构、用色偏好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强的色彩装饰美。云冈石窟壁画的色彩展示和上色技法,值得人们深入研究。该文以色彩美为切入点,探索云冈石窟壁画中装饰性色彩的运用,以期唤起世人对云冈石窟壁画艺术的保护热情,让云冈石窟可以在新时代更好地绽放魅力。

论延光四年佛像的史学意义

长江三峡出土的延光四年摇钱树佛像,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尊古佛像。该佛像举右手施无畏印,高肉髻,与四川其他各摇钱树大致属于同一类型。惟该佛像身着交领衣,显示了当时中国信众对佛像仪轨并不十分熟悉,是佛像初传中国时期的常有现象。就中印两国佛像艺术传播与交流的角度看,这尊佛像,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缩小古印度佛像初创时期的争议范围,也可以缩小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即位年代的争论范围,对探究佛教造像在古印度的起源有重大意义。同时,该佛像可以证明中国古籍记载的早期佛教造像虽有夸饰之词却是有事实依据为基础的。

论早期佛像在长江流域的传播——以汉晋考古材料为中心

中国最早的佛像出现在长江上游地区,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佛像的起源。

西夏时期敦煌涅槃变中的抚足者——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四

以西夏时期敦煌的涅槃变为研究中心,通过对西千佛洞第9窟,榆林窟第2、3窟,东千佛洞第2、5、7窟,肃北五个庙第1窟各处涅槃变的考察,梳理了敦煌西夏涅槃变中"抚足者"的变化。作者将这一时期涅槃变佛足处人物分成三种类型,认为新出现的贵人相老者为印度医师耆婆,这种变化与北宋以来佛教思想的变化有关。

安徽巢湖市王乔洞佛教摩崖的调查与研究

本文详细介绍了安徽巢湖王乔山佛教造像、王乔洞历代题刻,并分析了其时代和部分被毁的原因,为研究南朝至宋代南方石窟造像提供了补充资料。

泰山羊氏崇佛论述

泰山羊氏家族是山东地区的望族。其族人深受佛教影响,崇佛释教,注经讲佛,刻经造像。尤其是羊氏女子,出家为尼,传经受道,弘扬佛法,对泰山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突出贡献。羊氏家族的崇佛思想与魏晋玄学有很大关系。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汉代铜人像和佛像初传考

在佛教正式传入中土以前,西汉已出现了具有佛像特征的模式化铜人像,出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这些造像属性的解释观点不一。本文依据文献中有关印度和中国最早出现佛像的记载,将现存汉代铜人像与佛像进行样式比较,讨论其与佛教存在的关联。

汉晋时期长江流域佛教造像背光研究

中国早期佛像有项光,依据长江流域考古遗存,可以获知中国早期佛像项光与身光的发展情况与规律。长江流域上中下游三处地区由于佛像载体材质不同,佛像项光造型与装饰也相应变化。中国早期遗存佛像有项光,可与文献记载以及佛教经典相互印证。

摇钱树佛像身份探微——与温玉成先生商榷

摇钱树佛像的项光、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等特征,具有明显的印度佛像特点,并且杂糅了印度早期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风格。树与佛相结合,既表现了佛陀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又反映了早期佛教艺术象征性和具象性的结合,它是佛陀形象出现之前的象征物,发展到独立造作佛形象之时,中间的过渡产物。摇钱树佛像的性质与西王母神灵相似,可称为"佛神模式"。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为唐代仿制,摇钱树佛像与太上老君或老子像没有相似之处。

人生永恒的真诀——《禅真逸史》

《禅真逸史》作为《金瓶梅》之后诞生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其性质归类虽多有歧异,但其核心主旨却在借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的社会背景,以虚拟化的手法,曲折反映作者对理想人生的独特见解。主角人物林时茂由儒及佛、由佛及道、再由道而儒、儒而佛道,其经历的人生四个历程,恰构成中国传统封建知识分子一个完整的生命追求历程和心灵演变史。书中对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个历史人物的改塑,既是服务于作者这一思想理念,更与作者有意融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其世情描摹的生动真切,更使其书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佛像在中国的本土化

佛像在中国的本土化是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的历史文化艺术产物。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一、印度佛像的形象及特点;二、佛像在中国本土化的基本进程及特征;三、佛像在中国本土化的缘由。

用“仙佛模式”论说钱树老君

四川等地钱树上的作无畏手印的坐像,说者多认定为佛像。文章从多个角度否定了这种观点,并运用“仙佛模式”论,证明这种坐像是太上老君像,它与神仙道及天师道信仰关系密切。

陕西发现佛教供奉塔、造像塔和画像砖塔述要

塔的梵文(Stupa)本义是坟冢的意思,融入中国传统建筑后成为供奉佛的特定场所。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和信仰,并妥为供奉和保护佛舍利,信徒们造出了各种类型、不同质地的塔。它们从大类上可分为:建于室外的不可移动的塔和置于室内或雕凿于壁面的小型佛塔两种。迄今为止,学界有关著述大都偏重于前者而鲜少谈及后者。本文谨将后者定义为室内"佛教供奉塔、造像塔和画像砖塔"系列,就所掌握的资料按年代序列,择要叙述,以期弥补这一方面研究之遗阙。

邳州东汉纪年墓中出土鎏金铜佛造像考略

早期佛像造型历来倍受学术界所重视，邳州东汉纪年墓中出土的鎏金铜佛造像，无疑为佛教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像”与印度佛教雕刻艺术的变迁

印度佛教雕刻是以各种“像”为主要载体,不同时期的“像”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其造像依次经历“无像”,“隐像”及“有像”三个阶段;艺术风格依次经历希腊化风格、古典主义风格、巴洛克风格,印度佛教雕刻风格的形成受到佛教教义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高温颜色釉人物画探究--以仙佛题材为例

高温颜色釉人物画是一种具有鲜明艺术内涵的陶瓷绘画形式,其艺术特色是颜色的丰富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整个的创作格调具有古朴高雅的韵味。当代陶瓷艺术家将高温颜色釉的特殊肌理特征与仙佛人物画相融合,并且综合先进的材料和工艺,更是将当代的审美情趣运用于高温颜色釉人物画的创作中,形成了陶瓷装饰中比较具有特点的装饰题材。

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途径思考

景德镇陶瓷艺术历史丰富久远,自五代产瓷,历经宋、元、明、清各朝,瓷器产品形式多样,生产制作工艺精湛,产品广受历代社会各界喜爱。景德镇瓷器生产在长期的制作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完整的工序与各具特色的产品与文化。陶瓷技艺到现在已经是传统与现代形式结合,手工与科技手段交错,从绘到塑,传统题材到现代意识无不呈现。景德镇陶瓷艺术在二十世纪末期也异彩纷呈,市场异常火爆,陶瓷艺术产品甚至陶瓷日用设计产品也出现了繁盛的时期。但随着政府强力反腐政策的推行,艺术市场繁荣的现象,逐渐走向萎靡。艺术繁荣是人们生活对美的追求,但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艺术市场繁荣是虚假的繁荣,艺术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景德镇陶瓷艺术在新时期如何适应百姓与社会需求,未来如何继续发展,值得艺术家与学者们思考。

浅谈明清藏佛的特征及其市场价值

明清佛像,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丰富、造型各异。从佛像的题材、造型、工艺等方面进行比较,明清臧佛更为精致。其时代风格和地域风格交融共存,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审美情趣。一些品相好、制作精美具有丰富而神奇的宗教内涵的明清臧佛,是海内外中国艺术品市场上买家竞拍的核心目标。

炽盛光佛变相图中的土星形象演变

梳理土星源流可以发现,在佛教图像志中的土星神格形象受到印度神话中焰摩天形象的影响。随着密教经典的传播和佛教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土星形象不断发展演变。在炽盛光佛变相图中,土星形象由早期佛前“牵牛者”、中期佛前“燃香者”到晚期的“迎佛者”,由“形似婆罗门”演变为着汉式服饰的老者形象,由执板册到手持香炉形象的演变。梳理出其在各时期的形象特征、演变情况,探究土星形象演变的社会历史因素及其在此过程中功能的转变可知,土星形象的变化与时代背景、美学思想、儒释道合流、民间审美等多种因素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