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22年芯片法》与中国的应对

2022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年芯片法》并开始实施。作为对《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芯片激励措施部分的进一步落实,该法共设置了7款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产业政策与“毒丸条款”两个部分:前者试图通过巨额财政援助补贴芯片制造企业来重建美国本土的芯片产业链,后者意欲拉拢全球的芯片企业赴美投资,阻遏中国及“其他受关注的国家”在先进芯片技术方面的发展势头。虽然《2022年芯片法》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目标,但其的确对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中国应当从外交、产业以及知识产权3方面入手,积极应对,为中国芯片产业的突围开辟局面。

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对中国科技安全的影响分析

[研究目的]从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竞争背景出发,分析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的立法目的与核心内容,探讨该法案带给中国的科技安全情报含义,并提出我国科技安全情报的发展建议。[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研究、对比研究等方法,研究美国科技立法对我国科技安全情报发展方向的启示以及我国如何建设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科技安全情报体系。[研究结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立法集中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战略目标,我国必须始终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科技安全情报体系建设,把握科技安全情报体系的核心要素,优化情报流程,输出更高质量的科技安全情报服务,为新形势下的中国科技安全与发展贡献情报力量。

美国芯片立法的最新动向与中国对策

美国芯片制裁策略将阻碍中国芯片产业发展。《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对美国芯片企业在域外的投资与合作行为作出限制,将中国排除在合作范围之外,加剧了中国芯片产业链断链风险,同时扰乱了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布局。文章分析了美国在芯片领域相关立法的演进路径与发展趋势,探究芯片制裁对我国可能存在的影响,从国际、国内双重层面寻求应对策略,以期促进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美国通信领域供应链安全规则与中国法律应对

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在通信领域制定了一系列供应链安全规则,将其作为掣肘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实现中美脱钩企图的重要法律工具。这些规则在国际经济法层面违背了非歧视待遇原则和自由贸易原则,在美国法层面也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与比例原则,将使中国面临通信产业出口下降、美资撤离、对美投资阻碍、本土通信供应链波动等挑战。这些规则在联合国、IPEF等平台上的国际化趋势将进一步放大上述挑战。中国可以综合利用其国内法、美国法和国际法,维护国家、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为此,我国应尽快启动通信领域的供应链安全立法,积极利用美国司法途径维权,尝试在WTO、RCEP等经贸协定下提起申诉,并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供应链国际安全规则体系。

《2022芯片与科学法》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影响和建议

集成电路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中美之间持续升级的大国博弈和不断深化的利益脱钩对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链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日美国出台《2022芯片与科学法》并联手日本、韩国等组建“四方芯片联盟”,构建“围堵”中国的“统一战线”,试图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孤立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之外。通过梳理美国在科技立法上的历史沿革和主要特点,以及《2022芯片与科学法》在集成电路领域的最新战略部署,对由此带来的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格局新变化以及对我国的影响进行研判,并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中美芯片之争:现实、逻辑与思考

芯片是国之重器,是关系到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数十年来半导体芯片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和重塑了全球经济。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打压、围堵中国芯片产业。拜登总统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进一步采取措施增强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强势地位,阻止中国芯片业获得或制造高端芯片,对中国发动芯片战。彻底封杀中国制造高端芯片及其生产设备的能力,是美国打压中国的主要目标。中美芯片之争是历史逻辑(冷战思维)的强化和全新表现。我们要想在芯片技术上不被“卡脖子”,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力更生和科技创新,同时也与世界上可以与之合作和交流的各国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积极开展互利双赢的合作,实现技术突围。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能够再次确保美国繁荣吗——《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美国高等教育与国家安全影响解析

《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提高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维持和巩固美国科技和经济在全球的领先优势,是一部被美国人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法案中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内容包括强化STEM人才培养、大力支持高等学校科技研发和科研成果转化等。在该法案的影响下,美国高等学校与国家利益进一步深度捆绑,有组织科研成为高水平大学知识生产与科学研究的主导模式,美国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趋向均衡,高等学校自治被进一步侵蚀。这些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美国量子技术研发:相关政策与国防预算

在梳理近年来美国量子技术相关政策与发展计划的基础上,对美国国防部的量子技术相关研发预算的总量及不同机构的分解预算进行详细分析。量子技术在军事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能够提升信息安全、军事作战效能、情报收集和处理能力。美国国防部始终注重量子技术的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持续投资多领域的量子技术研发项目,以确保美国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持续领先地位,将对未来军事及民用领域科技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拜登政府的芯片产业政策——复合困境与发展趋势

美国的芯片产业政策起源于美俄太空竞赛期间的军工采购,发展于美日贸易争端中的芯片竞争,并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再次回归。在此过程中,美国芯片产业政策分别从国内扶持、国际合作以及出口管制三个维度演进完善,形成拜登政府以投资国内芯片产业、巩固盟友合作和对华技术脱钩为策略的产业政策。但该政策受制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态,面临多层次的复合困境,其中既包括政策制定落地中的“信息困境”“寻租困境”和“现实困境”,也包括宏观政策之间的“张力困境”和多边出口管制中的“选边困境”。上述复合困境不仅削弱了拜登政府芯片产业政策的实际效力,还造成了全球芯片产业的动荡与纷争。在美国对华竞争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或将进一步在限制进口中国芯片产品、加强多边出口管制和审查对华投资等方面采取限制措施,推动中美两国在芯片领域的深度技术脱钩。这将在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美国技术霸权流散以及芯片产业的经贸秩序三个层面产生结构性影响,重塑全球芯片产业格局和内部权力结构。

美国量子研发布局对我国的启示

自2018年12月《量子倡议法案》实施至2022年8月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以来,美国联邦对量子科技的研发投入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本研究通过借鉴美国联邦量子科技的研发布局,提出对我国国家实验室体系和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的启示建议,旨在为我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供参考。研究认为,美国形成了以“顶层协调为引领,常设机构为基石,新设机构为中坚,产业联盟为补充”的量子战略研发布局,建议我国打牢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基础,灵活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立顶层协调咨询机制,加快企业创新联合体建设。

美国对华半导体竞争战略的思想基础、竞争主线及局限

当前,中国半导体崛起将危害美国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一项“华盛顿共识”。美国率先发起对华半导体竞争战略,试图从征收惩罚性关税、加大投资限制、强化出口管制层面来遏制中国半导体发展,并从加大投资、推行优惠政策、培养人才等方面来增强美国半导体实力,以实现维护美国半导体领导力的目标。然而,美国对华半导体竞争战略面临以下现实问题,包括供应链本土化难度大、阻碍半导体技术创新、损害盟友利益等。中美权力转移背景下,美国以提升半导体竞争力作为对华半导体竞争战略的核心,同时对中国展开更加精准的技术脱钩,中美半导体竞争的态势将愈演愈烈。在此基础上,本文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半导体竞争战略提出三点对策:(1)加强对话交流,减少美国对华战略误判;(2)寻找战略间歇,突破美国封锁;(3)构建国内产业生态,加速技术创新。

美国对华发动“芯片战”与日本政企背离倾向

美国政府对华遏制政策从贸易战上升为科技战,力图实现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对华“脱钩”。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10月又出台《出口管制条例》修订案,进一步加强尖端半导体和相关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限制,并且要求日本等同盟国步调一致,以达到全面封杀中国制造先进半导体能力的目的。日本政府积极参与美国在主要产业链领域遏制中国的战略,但此举将对日本半导体相关产业带来重大冲击,特别是将使日本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制造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对此,日本企业开始重视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对半导体领域的产业链进行重要调整,谋求新的发展战略。针对西方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实施的“脱钩”“断链”战略,我们应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对策,应坚持国际合作和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影响与对策

芯片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石,是世界各国竞争博弈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近年来,美国利用技术优势接连出台针对中国的芯片法案,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造成重大影响。文章首先梳理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台的背景、内容与目的,然后分析了该法案对全球芯片市场、中国芯片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与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应对策略。

美国“芯片法案”背景下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大国之间博弈的主战场。近些年,美国频频对中国芯片企业进行制裁,并联合韩国、日本等国针对芯片领域实施技术封锁。“芯片法案”的出台更是严重破坏了当前全球的芯片产业供应链,并对中国芯片产业发展造成影响。本文针对中国芯片产业发展情况,以及“芯片法案”背景下中国芯片产业的主要影响展开研究,最后提出相关建议对策。

美国纳米技术国家战略解析与我国对策研究

[目的/意义]美国在《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中授权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研发资助和减税优惠,试图重构强大的半导体生态系统。由于纳米技术是芯片制造中常用的前沿核心技术,因此有必要对美国纳米技术国家战略情报进行系统解析,为我国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方法/过程]以美国政府先后发布的6版《国家纳米技术倡议战略规划》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研究法、文本挖掘技术和内容分析法,考察当前美国纳米技术国家战略在政策目标、重点任务、实施框架等方面的举措和经验。[结果/结论]在拜登政府对华科技遏制的大背景下,基于我国国情,提出中国纳米科技战略发展的六大对策,主要包括我国纳米科学技术指导协调委员会职能优化、纳米科技战略规划配套与制定、纳米科技创新生态体系重构、纳米科技发展机制系统创新、纳米科技高端人才和劳动力培养以及增进国际交流合作等。

拜登对华半导体政策:竞争认知、遏制路径与效果制约

大国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突出表现为产业权力。历经约半个世纪的演变,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权力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绝对霸主的地位出现了动摇。在信息科技迅猛发展叠加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剧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半导体产业权力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关键性议题之一。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将半导体产业权力议题推向对华政策的焦点位置,积极推动所谓的“产业安全审查”,对中美半导体产业现状形成了一套带有强烈竞争性、敌视性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拜登政府以全面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为核心目标,以推进《芯片与科学法》为主要抓手,对内协调政府与社会力量加大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加强半导体供应链弹性建设,追求本土半导体产业复苏;对外联合盟友对华进行全方位、全环节封锁,力求实现对华半导体强势遏制。拜登政府的政策虽然短期内对华形成一定冲击,但其本质上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忽视科技发展趋势,而且在内政外交诸多层面面临着多种限制,政策效果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美国对华半导体竞争战略探析

半导体产业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等新兴技术的重要支柱,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在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芯片短缺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半导体竞争战略呈现出攻防并举的态势。美国既希望凭借加大投资、推行优惠政策、提升研发能力等“自强”手段激励本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同时又试图通过强化出口管制、增强投资审查、限制人才交流等“抑他”手段,以“精准脱钩”战略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从短期看,这一战略将推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并制约中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从长远看,该战略会损害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实力,并激发中国加快技术进步的进程。

美国大学基础科研发展战略转型及价值分析——从《布什报告》到《芯片与科学法案》

1945年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政策报告造就了二战后美国大学基础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和美国科学强国的战略地位。然而,时过境迁,国际多极化发展,美国基础科研竞争力下降;科学范式转型发展,美国大学基础科研生态面临新的挑战;科研领域新国家主义在美国盛行,炮制“中国威胁论”。基于此,拜登总统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的科学部分提出了推动美国大学基础科研发展战略转型的四大核心任务: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改制,推动大学基础科研治理组织创新;通过大学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STEM教育全纳高质量发展;通过大学多维协同基础科研平台构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原始创新;通过国家科研安全保护,遏制国外大学基础科研竞争。美国大学基础科研发展战略转型体现了多重价值取向:以基础科研范式创新促进多维协同提质增效;新国家主义与国际科研协同之间价值冲突;以全纳性卓越激活“知识三角”协同育人内生力。

美国“芯片法案”与半导体“去台化”趋势研析

鉴于芯片在数字化时代生产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世界各国及地区纷纷将芯片列作重要的战略资源,出台政策扶持半导体产业发展。为了维持半导体产业的霸权地位,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两党联手推动《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台,吸引全球半导体工厂在美落地。该法案对以中国台湾、韩国等为主的半导体制造厂商提供补贴优惠,但也要求其遵守相应的“排华条款”。在美国两党合力施压、拉拢下,美国高端芯片供应商、台湾地区半导体龙头厂商台积电开启了大规模赴美投资的进程。与此同时,美国半导体产业“去台化”趋势初现端倪,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独特、领先地位面临被削弱风险。

拜登政府重振本土制造业:进展与评估

为重塑竞争优势、重建中产阶级、保障供应链安全,拜登政府将重振本土制造业作为重要议题,并采取一系列举措,包括以产业政策塑造整个生态系统、以政府工具发挥示范引导作用、以机构优化增强政府执行能力、以“友岸”和“近岸”作为重要支撑等。这些措施已产生一定的成效,吸引了全球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等先进制造企业赴美投资,掀起了一大波建设浪潮。不过,鉴于产业政策在执行层面的问题、政府采购的引导作用有限、项目进展受阻、制造业工人短缺等挑战,拜登政府要想重振美国制造业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