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气象、文化自信与时代表达:以《长安三万里》为例

大唐气象是根植于盛唐时期精神风貌的文化自信表达与美学意象。《长安三万里》是近年来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国产动画电影的优秀代表,它通过对大唐气象的浪漫主义表现,以李白、高适两位诗人的人生历程为双线条的叙事结构,再造了“长安”作为盛世理想的空间符号和“三万里”的宏阔历史时空,“以诗为史”重现气象恢宏的大唐史诗画卷,映射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气象。《长安三万里》将大唐气象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叙事,对于新时代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表达有诸多启示:一是找准历史与当代的精神契合,二是实现技术与美学的融合创新,三是引发价值与情感的深层共鸣,通过中华文明历史叙事塑造新时代大国气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陕西西安唐戴至德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9年7月至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常宁新区郭杜街道任家寨村南发掘古墓葬2座,其中编号为M1的墓葬为长斜坡墓道五天井土圹砖室墓,出土器物50件(组),其中有墓志2合,确定墓主为唐代宰相戴至德和夫人博陵崔氏合葬墓。

藩镇割据对古代港城营建的影响探析——以五代泉州为例

唐末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背景下,中央集权式微,地方经济区域重新划分,从而促进了海港城的崛起。泉州作为古代海港城的代表,在五代割据中得到了充分经营,可以探讨藩镇割据如何影响其发展。对现有史料、考古记录分析发现,古代藩镇割据分割了原有的经济区域,为新城市节点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割据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城市营建理念,使之满足新情况的要求,也让城市的职能从“政治营国”转变到“商贸港城”,而对工商的倚重需求又改变了原有的规划格局,为后世港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岩村元氏墓发掘简报

2019年8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位于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岩村一处储备用地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唐墓2座,编号为M2、M6。M6墓主为唐代大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三兄元积。元积本人文献有零星记载,墓葬的出土为该区域唐代元氏家族茔域分布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资料,同时墓志所载元积生平也对中晚唐时期诸多重要事件有证补作用。

基于文本挖掘的大唐不夜城景区用户评论分析

采集大唐不夜城景区评论数据,基于Nvivo和Gephi软件对评论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根据三个发展阶段、三个评价等级、六个评论时间段对评论进行分组描述,对评论高频关键词与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通过在线评论文本挖掘与分析,以期为大唐不夜城景区服务水平优化提升提供参考。

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特征及其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

从陕甘地区新建厅制城市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朝在内地的边缘地带置厅筑城一般是地域开发的结果,在边疆地区置厅筑城则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城池选址的大位置角度来看,清代的交通路线与政区地理格局是影响厅城选址的重要因素。就小位置而言,因地方长官着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城址大多面临诸多地理条件的不足,但得益于清代对上述地域开发的深入,大量的厅城城址沿用至今。对于清代的城市发展而言,厅城作为清代特有的建置城市类型,在城市体系构建和整体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

从《大唐开元礼》看唐朝礼乐制度的新变及影响

中华文明是在不断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而开放的封建王朝,其礼仪制度必然对后世影响颇深。唐朝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重要关联,是唐朝统治者根据政治需求结合实际条件而制定的封建礼仪制度。《大唐开元礼》作为盛唐时期官修的礼仪制度,可从各个方面展现盛唐时期的礼乐,从中既可以看到对前朝礼乐的继承,也可看到在盛世之下礼乐制度的革新。

唐宋时期花馍艺术探赜

唐宋时期,花馍艺术进入历史发展的繁荣昌盛阶段,但因唐宋两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制度、政治格局、时代风尚、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花馍的造型种类、艺术特征、民俗价值和精神内涵等方面各具鲜明的时代特色。由唐到宋的花馍风格的嬗变集中呈现在:由贵族化转向平民化,由重形式的精美转向重内涵的深厚,由色彩之美转向种类之丰。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2023年度发掘简报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遗址东北部。2023年5月至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区域内外郭城北城墙、十王宅北坊墙、北坊墙外的排水沟、北坊墙与外郭城北城墙之间的唐代地面、十王宅内院落院墙墙基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清理了坊墙、院墙、路面、排水沟等遗迹,并解剖了外郭城北城墙、十王宅北坊墙、北坊墙外排水沟、十王宅院墙墙基。本文即是对2023年度发掘工作主要收获的简报。

从技术到观念——唐代陵阳公样“立鸟纹”发展流变考

陵阳公样“立鸟纹”是唐代的典型纹样,它是由中亚、西亚传入的联珠团窠纹样发展变化而来,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形成了全新的风格。针对陵阳公样中“立鸟纹”发展传播的过程,将实物、图像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分析纹样的起源流变。分析得出技术和观念共同决定了陵阳公样“立鸟纹”的形式发展及其在唐代的传播,新技术推动了纹样由异域到本土、由几何到自然、由交融到创新的演变;而唐代人们对自然之物的关注、对美好爱情的祈愿及对自身审美情趣的表现等新观念的产生,也对纹样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察纹样传播的路径可以看出,纹样发展演变的过程凸显了唐时期人们从向外寻找到向内探索的历程,彰显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创新性及传承性。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唐代燕然都护府、中受降城治城考

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包头平原位于唐代西京长安的正北方,有“国之北门”之称,是唐朝在北疆经营的重点区域。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在包头平原设置燕然都护府。景龙二年(708年),张仁愿在包头平原之上修筑中受降城。经考古调查,结合史料记载,初步考证燕然都护府治城为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敖陶窑子古城,中受降城为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二狗湾古城。

论唐诗之路中的“巩洛”书写

唐代巩洛两地水陆交通便利,同属东都文化圈的核心行政区域,大量文人汇聚此地,并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形成一条独具特色的“巩洛”唐诗之路。唐代“巩洛”诗广泛地反映了巩洛地区的风景名物、风土人情与文化特征,在书写策略上主要采取“巩洛”并称、以“巩”代“洛”、实写巩县等方式。这些诗歌保存了两座城市之间鲜活的交通资料,也忠实地记录了诗人们的“巩洛”行迹,同时还原了唐代巩洛之间特殊的城市关系。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常任侠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论略

常任侠的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敦煌佛教美术研究、中印佛教美术交流及其影响研究两个方面。常任侠立足于唯物史观和美术史的宏阔视野,采用艺术考古研究方法,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进行考察与研究,揭示其演变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规律,既肯定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的影响,又强调了汉唐时期本土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吸收、融合、改造。他的敦煌美术史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敦煌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明清时期佳人纨扇图式的风尚

仕女纨扇历来是诗人和画家热衷表现的对象,佳人纨扇图式已成为古典绘画的审美范式,尤以明代画家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为代表。佳人纨扇图式破除了传统才子佳人的婚配模式,其演化脉络清晰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才女文化的流行和男性审美观、择偶观的变迁。

唐代渭河流域与泾河流域涝灾研究

关中渭河流域与泾河流域，唐代早、晚期是洪水少发期，中期是洪水多发期，其中以中度涝灾和轻度涝灾为主，大涝灾次之，特大涝灾较少。洪灾频次和等级表明，唐代该地区气候明显分为3个阶段，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降水量较少，中期阶段降水量较多。在公元750—769年出现了降水显著增多的湿润气候。根据关中现代大洪水发生的降水量初步确定，唐代特大洪水发生时的年平均降水量为900-1000mm，大洪水的发生也代表了年降水量的明显增加。

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

通过对汉长安城法天象地 ,焕若星辰 ;唐长安城周易礼制 ,政通人和的分析。论述了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 ,前者敬“天道” ,后者重“人事”。

基于清代故宫旱灾档案的中国旱灾时空格局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旱灾时空格局研究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利用清代故宫旱灾档案建立了清代旱灾数据库,运用GIS技术重建了1689—1911年中国旱灾时空格局。研究表明:①从旱灾发生的时间上看,受灾范围呈现3次较大波动,出现了9个干旱灾害典型年;②从旱灾发生的空间上看,旱灾频发中心主要集中在3个区域,即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华北地区的山东、河北、河南、天津,以及江淮地区的安徽、江苏;③从干旱灾害发生的季节上来看,夏季旱灾是清代干旱灾害的主导类型。研究结果认为利用故宫旱灾档案复原的清代旱灾时空格局基本符合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