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国“太仓”行政归属问题考辨

汉初王国无治粟内史,其太仓归属王国内史。在汉朝廷的治粟内史从内史中分离出来而独掌国家财政后,王国太仓才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归属治粟内史。归属时间当在吕后统治时期,最早在吕后二年以后。王国太仓的主要负责人从王国选置,在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前,称太仓令;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后,改称太仓长。王国太仓改属中央,是汉朝廷尝试在“汉国”与“王国”关系上所做出的的重大改变,其后七国之乱没有酿成大祸与此不无关系。

新出封泥与西汉齐国史研究

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为西汉齐国之都。清末以降,在西汉齐国遗址便出土了数量很大的古代封泥,曾经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进入21世纪,这里又发现了数百枚封泥,为研究西汉齐国史乃至考察汉代的中央与诸侯国关系、诸侯国的职官设置、诸侯国的属县管理等,都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考察古代封泥文物的时代特征,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标本。

西汉郡国庙之兴废——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的关系之一例

西汉郡国庙数量庞大、祭祀隆重,是重要的礼制,它的兴废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高帝、惠帝时期郡国庙的建立,是通过制度神圣化出身寒微的统治家族之计划的一环,是伸张刘氏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文、景、武帝时期郡国庙制已明显不合时宜,成为诸侯王觊觎王权的正当性来源,对朝廷已由利转弊,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元帝时期,经学家透过经学义理建构堂皇正大的论述,取得了罢郡国庙的彻底成功。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顺应了皇权对郡国庙有害统治秩序之维护的认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的关系,以及西汉经学与现实政权的具体关系。

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的年代问题

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根据相关历朔推算,原发掘简报认为,这批简牍的年代当在西汉中期,"七年"即长沙王刘庸七年。但从田租征收来看,按汉武帝早期推算的平均亩产量高达每亩四石,与"卑湿贫国"的长沙国面貌存在很大反差。就历朔推算而言,对"七年"的断代也有其他可能。走马楼简还存在年代跨越较久和档案的相互叠压现象。种种迹象表明,此簿纪年都不像汉武帝早期,而应当是西汉前期的文帝元年。走马楼西汉简的年代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西汉王国相考论

西汉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即郡县制与王国分封制并存,郡县直属西汉王朝,王国则为封王管辖的地区。王国建有一套独立的职官体系,其中相是最主要的职官之一。王国相的设置、地位变迁、职权、任命以及与诸侯王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中央集权的强化。

西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辨

传统观点认为汉政府分立乌孙两昆弥之事在甘露元年。但据新近出土的悬泉汉简部分释文分析 。

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经济的发展与影响

西汉前期主要有 1 0个诸侯王国。王国经济在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并对西汉经济。

敦煌西汉金山国政权性质及其立国举措成败析论

敦煌张氏归义军政权的第三代统治者张承奉,在唐朝已经灭亡、外患方殷的形势下,在原地方政权基础上于910年建立起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西汉金山国政权,使原来一直奉唐正朔的张氏政权由此蜕变为割据性独立政权。其立国之举虽不乏民众基础,但加剧了与周边政权特别是甘州回鹘政权关系的紧张。此举道义上的欠缺和策略上的失误,暴露出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离心倾向,但不能完全否认其自存自保的现实意义,而上层及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中原情结,表露出敦煌地方与中原血脉相连的精神实质,这正是汉民族文化认同的巨大张力和国家统一必然性的反映,也是西汉金山国政权特殊性的典型表现。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汉代楚王墓建筑形制源起及演变——徐州西汉楚王墓建筑在汉代墓葬文化中的意义

以徐州西汉楚国的墓葬建筑为论述对象,阐述"因山为陵"墓制的源起和发展,及其引导下西汉墓葬制度的变革,探讨徐州西汉楚王墓在汉代墓葬文化定型过程中的作用。

P.2569背面两首傩歌的校补定名及相关问题

敦煌文献P.2569背面《儿郎伟》之前的文书,黄征先生视其为两首诗歌作品,拟名为《银歌》、《金歌》,并未进行释读;张锡厚先生主编的《全敦煌诗》(第12卷)首次释录了该作品,题名为《儿郎伟》驱傩词,但仍有未尽之处。结合图版再次释读,确认该作品是两首与驱傩有关的诗歌,并从几个方面厘定为可能反映敦煌西汉金山国时期宫廷驱傩活动的儿郎伟作品。

刘邦汉国都城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刘邦汉国都城南郑城,上承三代以来文化之遗脉,下启秦汉王朝统一之新运,“自秦以来,皆为汉中郡治”。关于两汉三国时期的汉中城址,明清以来的地方志和学界多有误读。在系统梳理文献资料和大量搜集考古证据的基础上,指出自古以来汉中城都在汉水之滨,古城址与今城址重合,不可能在今城的东北方向,且远离汉江。

出土资料所见的西汉王国工官考

汉代出土资料中有许多汉代王国的工官为文献所遗,具体有司空长、宫司空、中司空等。从这些文献所遗的西汉王国工官可知:汉代王国官制中的司空大量见于出土资料,主要涉及齐国、中山国、长沙国、广陵国、东海国和楚国6个国家。按种类划分包括宫司空、中司空和营司空,按级别划分包括司空长、司空丞。其它王国工官亦是种类较少,数量不多,地位不高。

西汉铜座漆耳杯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南京博物院院藏的一件汉代铜座漆耳杯，风格与蜀汉产品极其相近，由此可见当时各地的文化交流和商品流通之一斑。

简论“七国之乱”后西汉诸侯国官制演变的特征

西汉诸侯国官制是西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反映了诸侯国势力的消长,也反映了西汉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关系。"七国之乱"后,西汉推行了一系列诸侯国官制改革措施,以限制、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实现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

后南越国时期两汉岭南与中原王朝关系论略

南越国对岭南近一个世纪的开发,使其在灭亡后的一段时期内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甚至影响到中原王朝对岭南的经略方针。因此,以南越国为界,两汉时期的岭南可划分为南越国时期和后南越国时期。后南越国时期内,岭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武帝时期的征服和经营;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的开发与管理以及士燮家族时期的特殊形势。

南越王墓编乐句鑃摭遗

广州南越王墓鼓腹型句鑃的出土将该乐器的使用时间下延至西汉初期,也将其流行地域扩至岭南地区。作为南国汉代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珍品,8件成套的编乐句鑃不仅是岭南与江南吴越地区青铜文化交流的物证,也是南越国对吴越和中原音乐文化进行吸纳、再创造的例证,其对于研究西汉南越国音乐艺术和音乐机构"乐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前汉刘家太子传》与西汉金山国的建立

敦煌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多被视为歌颂归义军张氏的作品,此说略显空泛,亦难涵括作品全部内容。变文紧扣"却得父业"讲述刘家太子复国故事,隐喻张承奉身世,追本溯源于张议潮以证明张承奉政权的合法性;变文以前汉刘家太子与南阳为纽带,结合敦煌历史及现实,透露出中原李唐王朝衰颓倾覆后,汉人建立的西汉金山国在周边异族虎视的困境中力图宗承汉帝国以自立的诉求。可以说,《前汉刘家太子传》是一篇富含政治色彩的"王权神话"。

两汉时期夫余王城地理位置及其文化研究

夫余国是我国东北地区较早建立的古代民族政权。秦汉之际,夫余国南迁进入“濊地”,最终在西汉初年进入“濊国”核心地带,占据“濊城”,导致濊国与夫余国在今吉林市一带的政权嬗代。两汉时期夫余王城在今吉林市东郊沿江地带,以南城子古城为宫城,以东团山山城、龙潭山山城为军事卫城,以帽儿山墓地为王城公共墓地,王城周边的吉林市泡子沿、永吉学古东山、农安田家坨子、蛟河新街和福来东、榆树老河深等卫星聚落为共同拱卫夫余王城的“邑落”。夫余国立都于今吉林市,使这一地区形成了夫余国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新考古学文化——泡子沿类型,并取代了濊族的西团山文化。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采铜”琐议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显示,汉武帝时期,汉中央在长沙国寿陵地区设有"采铜"官署,负责长沙国疆域内的铜矿开发事务。"采铜"的性质应为直属汉中央的都官,设有长、丞等属官。其职能不仅涉及开采铜矿,可能还包括选矿、冶炼及监督刑徒劳作等。"采铜"官的设立对西汉长沙国铜矿资源的开发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采铜"官的考察,有助于认识秦至西汉时期的铜官体系及长沙国的地方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