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视域下两岸南海政策比较分析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文章将中国大陆、东盟看作是南海争端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美国、台湾属于次要利益相关者。两岸的南海角色呈现一主一次。尽管两岸的南海政策带有某些相似性,但也具有实质性差异。并且,由于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关系和各自实力的强弱也使得它们产生了近乎完全不同的政策效果。总体上说,两岸南海政策都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缺乏有效的牵约力,南海争端将继续朝着大陆、东盟、美国的三角博弈方向发展,两岸在南海的合作空间渐次受到压缩,这使得台湾在南海纷争中的边缘危机在所难免。

南海问题中的印度因素浅析

南海问题虽然是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海上领土争议,但其域外影响因素却正在发酵。除由来已久的美国因素外,印度——一个有着地区大国抱负的南亚国家——的影响日益显现。自上个世纪90年代印度制定并实施东向政策以来,南海地区被界定为与印度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延伸区域。近年来,印度在南海海域加大了战略投入,通过加强与东南亚海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未来印度在南海问题中的作用变化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评估。

南海问题新趋势及前景探析

南海问题是南海周边国家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问题。近年来,南海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表现出一些新特征。文章分析了南海问题的最新发展趋势,探究其未来走向,认为应该采取一种综合性的危机管理与预防机制,通过加强在能源、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建立互信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努力达成有约束力的规范性安排,以寻求最终解决南海问题。

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突变及其原因与影响

菲律宾南海利益诉求与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重叠一直是两国海上安全关系的焦点。黄岩岛对峙事件和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使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直落谷底。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突变是美国再平衡亚洲战略背景下菲律宾亲美政策的产物,也是其国内军事和油气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改变了中菲两国以往相对稳定的海上安全关系。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矛盾及其负面影响的迅速扩张直接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然而,当人们将审视中菲关系的视角聚焦南海矛盾的时候,原本丰实、厚重的中菲关系已经被抽空。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短时期对立正成为伤害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隐患。菲律宾在依附美国谋求南海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将一个原本睦邻友好的地区内最大的国家——中国——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而中国则在南海维权的过程中面临着其在菲律宾经济影响力迅速下滑的困境。中国无法改变美国和菲律宾的对华战略定位。然而,如果从中美战略博弈的高度理解中菲海上安全关系,中国的政策应对将更具战略效能。

印尼和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划界及对中菲南海争端的启示

2014年5月23日,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两国政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签署《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协定》。这是两国签订的第一份海上边界条约,该协定划定了两国在棉兰老海、西里伯斯海和菲律宾海海域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印菲专属经济区划界协定的完成与印尼—马来西亚岛礁争端的解决、菲律宾单方面的让步以及南海安全局势、印菲反恐局势存在密切联系。在近年来南海局势不断紧张的背景下,印菲两国家划定专属经济区界限对中菲南海争端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启示。

菲华社会对“中菲对立”主流叙事的话语反制与舆论引导:以“南海仲裁案”前后为中心

中菲南海争端不仅直接冲击了菲华社会,也将其推向了紧张、对立的社会舆论之中。面对"中菲对立"主流话语的压制,菲华社会以华人报纸为依托,在"话语"和"行动"两大面向的舆论引导中逐渐超越主流叙事。通过构建"中菲对话"的话语体系,进行话语牵引,菲华社会在中菲关系的认识问题上实现了对主流话语的纠偏;同时,在"中菲共赢"的实践指向下,菲华社会以密切的经贸和人文往来实现了主流话语的转向。"主题再造"的舆论引导是菲华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改善自身处境、推动中菲关系发展所探索的新路径,对中国南海主张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越南外交南海化的思想、实践与效果

越南在南海争端中为争取南海利益最大化,制定了"联外制华"战略方针,致使其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和外交效果呈现出显著的南海化特征。越南外交南海化,致使南海问题东盟化程度加深、国际化速度加快、越中关系南海化趋势明显。外交南海化是越南奉行对抗性南海战略的必然结果,但南海问题复杂化未必能让越南南海利益最大化,且将耗费过多外交资源,最终损害越南总体国家利益。

南海声索国对华政策解析与中国的战略思考

2009年以来,以部分岛礁领土主权争议和部分海域划界争议为核心的南海争端变得日趋复杂和激烈。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南海相关声索国对华政策呈现三个新内容:一是少数声索国采用国际司法手段单方面对华提起"南海仲裁案";二是东盟内部相关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出现"联合制华"趋势;三是部分声索国积极支持美日印澳等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争端以制衡中国。应对上述三个新内容,中国需要从国际法律、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国内主权四者互动的视角对中国南海战略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国际法律层面,尽快明确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和范围;在国际关系层面,积极推进南海共同开发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利益交换举措;在国际机制层面,积极落实"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在国内主权层面,培养国民理性法治的海洋国土观。

中菲南海争议海域渔业纠纷研究

中菲南海争议海域既包括与南沙群岛主权争议相伴而生的争议海域,还包括台湾岛与菲律宾群岛之间的重叠海域。与争议海域有关的渔业管理活动和经政府授权的私人渔业活动不仅是国家行使管辖权的体现,也是对争议领土实施有效占领的重要证据。由于争议海域的渔业纠纷涉及争端方之间的管辖权或者领土主权,其解决过程中极易发生法律和政治冲突。1997年“菲律宾诉贾祟缺等人非法入境”案、2013年“广大兴28号”渔船案以及2014年“琼琼海09063号”渔船案充分体现了争议海域渔业纠纷法律性和政治性兼具的特性。中菲可以通过合作调解分歧,促进双方在争议海域渔业纠纷的解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南海争端解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关于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实质上就是一个普通的仲裁条款,它在处理南海问题时面临着诸多局限。首先,《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是有限度的,第十五部分第一节和第三节为缔约国提供了可以规避强制机制的附加说明和选择性排除条款。其次,中菲南海争端显然是关于主权和海域划界的争端,明显超出了《公约》的管辖范围。仲裁庭对海上地物性质及'九段线'合法性的裁决会对中国的主张'未审先判'。再次,中菲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中国根据《公约》298条做出的排除性声明是否能够排除仲裁庭对南海争端的管辖权?仲裁庭对此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最后,在可受理性问题上,必要的第三方问题及诉由消失问题的存在也使得本案不可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