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中共纪念史的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态势:剖析纪念活动的内涵和价值;关注纪念活动本身的历史考查;借助纪念日评析历史事件和人物。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为进一步拓展其研究深度创造了条件。当前,对中共纪念史的研究亟待解决三个问题,即如何界定中共纪念史学、中共纪念史学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推进中共纪念史学的学术功能。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阐释及其思考——以两部研究著作为中心的探讨

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史学危机"现象和学术发展需要的双重背景下应运复兴。随后,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通过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为中心的探讨,进一步展现以张静如为代表的党史研究者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思想与观点,为深化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借鉴,也深刻体现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对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几个判断

因囿于缺乏原始资料以及当事人回忆的多样 ,长期以来 ,关于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和实际出席者是谁 ,曾是中共党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 80年代初出版并发行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似乎作了权威性的结论。但其结论却与基本的史料不相符合。这里对《大事年表》关于出席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为 1 3人的结论提出质疑 ,援引多种材料 ,论证出席中共“一大”代表应为 1 2人 ,由此进一步论证包惠僧和何叔衡二人 ,包是出席“一大”会议的正式代表而非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代表 ,何则是唯一一个未能出席会议的“一大”代表。

张仲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及其特点

张仲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除翻译、传播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及译介、宣传社会主义苏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本资源、经验借鉴等前提条件外,还结合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形势和任务,对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一为早在1940年就著文思考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二在党内较早对毛泽东的革命经历、杰出贡献及理论思想作了较准确的概括;三在通过对经典作家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探讨,充分阐述了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思想、态度和方法;四是编写党内理论学习材料、读本,阐释经典著作理论思想;五是确定以“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取代“按劳付酬”“各取所需”,以“资产阶级权利”取代“资产阶级法权”,得到理论界及中央肯定;六是准确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翻译思想,深入阐明了理论著作翻译要坚持以直译为主、忠实原著等主张。张仲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第二卷简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有不少长处,也存在一些不足。

十六大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十六大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呈继续发展的态势,研究阵地不断壮大,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研究内容日益深化,研究视域日趋多元,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水平明显提高。今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浅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我国拥有着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历史演变,探究思想家们的理论贡献,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还应注重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研究以及它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近二十年中共党史若干热点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及其失败原因、1 949—1 956年中国社会的性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一边倒”外交方针、陈独秀与张闻天研究、毛泽东与民粹主义 7个热点问题研究状况的简要介绍 ,展示了 2 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重要成果 。

关于“党史”与“国史”关系的再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相对独立的新兴分支学科,其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目前正处于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科体系建构的初始阶段。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人思想兴奋的焦点,在学科定位和归属方面,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重点方面,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在研究的话语系统方面,其"区隔"究竟何在,有非常大的"仁智互见"的自由讨论和自由探索空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披露了140多件文献档案,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其编写方法为研究编纂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957年中国粮食产量问题考订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提出1957年中国粮食产量为3900.9亿斤,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所述3700亿斤不同,且两书都未注明出处。经过查阅相关文献,出现这两个不同的数字的原因是统计粮食产量的口径不一样,粮食产量3700亿斤中未包括大豆的产量。笼统地说1957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900亿斤"或"3900亿斤左右"更为恰当,且应注明出处,给以适当的解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2019年国内学界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综述

2019年,国内学界在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学者们对于海外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路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探讨,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历史进行了继续的深入研究,并从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进行了深化;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内学界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进程、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还有学者关注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个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