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元代国家语言治理

语言治理是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并行的治国方略,是解决稳定和发展的国家手段。元代的国家语言治理采取“内蒙外汉”的“双语文”制度,该制度型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语言融合景观。元代国家语言治理是“大一统”政治实践的结果,“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宜施于用”等治理方式,其核心是奉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多元文化政策,这客观上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发展。

元明清蒙古族汉诗研究的力作——评《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

《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是研究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新例证。该书创新点众多,主要有三:一是构建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新体系,对古代蒙古族汉诗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观照,展现了蒙汉间的民族交融和文学交融;二是丰富多元的文献搜集,对生卒行年、著作流播、交游考论进行了清晰深入的考证;三是厘清古代蒙古族诗人汉诗发展脉络,从思想史、社会史和整体历史角度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发展进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该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改变了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与汉族在不断交融碰撞中共同书写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借鉴和榜样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元明清时期中国多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及其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互鉴发展,形成了唇齿相连、难以分离的多元一体格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元明清是中国多民族大交流、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十分频繁,具有双向互动、双层兼备、互鉴创新的特点,相互间传播、吸收与借鉴,既涉及食材、饮食品种等物质文化层次,也涉及饮食习俗、制度与饮食思想等非物质文化层次。同时,它们的交流交融具有双重作用,既是各民族饮食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蓬勃发展的助推剂,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国饮食文化走向辉煌,也从饮食文化这一独特领域有力地助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牢固与壮大。

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亚国际通语——汉语之应用

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明清时期1368—1912年),汉语作为东亚通语,在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被广泛应用。各国通事、使者、文人交流应用汉语的具体情况,被记录在《燕行录》(韩国)、《朝鲜王实录》(韩国)、《皇越诗选》(越南)等东亚汉语文献之中,主要应用形式是口语、笔语、唱和、书信和国书等。这些记载说明汉语作为东亚区域国际通语地位已经确立。这是汉语国际化的重要体现,是汉语可以作为国际通用语应用的重要历史证明,为将汉语发展成为世界国际通用语提供历史借鉴,对当前的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及应用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元代汉语的比拟式

"比较"同"比拟"向来纠缠不清,文章提出了一些区分办法。文章把元代汉语的比拟式归纳为6式25目,分析了各自的句法表现。不同类型的比拟式在元代文献中分布不一样,显示出地域差异:《琵琶记》、《小孙屠》、《错立身》三种南戏基本上只用"像义动词+喻体"式,"像义动词+喻体+比拟助词"式用例极少,"喻体+比拟助词"式不出现;"喻体+似"、"喻体+也似"只在元刊杂剧、《元典章》和《老乞大》三种文献中出现。本文赞同江蓝生的如下观点:"喻体+似"、"喻体+也似"这两种比拟格式是语言接触的产物。

元明口语中的“判断句+‘(的)便是’”结构

本文分析了《元曲选》和《水浒传》中的154个例句。从来源看，该句型是“N1是N2”与“N2是N1”两个句子的糅杂。从结果看，该句型已是当时常用语，且表达特殊的逻辑意义：主谓项是同一关系。句末的“的便是”已经虚化，相当于助词。

论元代蒙古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语言接触对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汉语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举出几条实证,证明蒙古语给予汉语语法的影响。

朝代更替与华夏民族服饰文化心理变迁——以元明、明清鼎革为例

头发衣冠虽是外在的一种形式,却关乎民族服饰的心理,甚至牵涉到民族的大义。无论是明人服饰生活中所存的蒙元遗俗,还是清初士大夫遗民的头发衣冠情结,无不证明元明、明清鼎革,这一看似简单的朝代更替,却能引发华夏民族服饰文化心理的变迁。透过"胡化"抑或"汉化"这一民族服饰文化的变迁事实,更可证实在华夏文化的发展史上,民族间的物质文化存在着一种"涵化",亦即双向交融的倾向。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脸”与“面”的词义演变研究

近年来,关于人体词的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领域的热点,"脸"与"面"是人体词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高频词汇。按照"隋唐以前""、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三个时期进行梳理,发现"脸"与"面"这组人体词语的词义随着历史的演进发生了系列演变。找寻"脸"与"面"两者的替代规律以及发展脉络,探究两者的演变过程,将有助于汉语史人体词汇发展的研究。

明清以来外国人编写汉语读本的时间、空间、认知三域分析

根据时间域,明清以来外国人编写的汉语读本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800年以前、1800年至1840年、1840年至清末(1911年前)、1911年至1949年;在空间域,可以将外国人编写的汉语读本划分为不同的使用区域:韩日本土、欧洲本土、侨居地;从认知域出发,不同的语言观、语法观、习得观,制约着读本的编写理念和教学模式。

东亚汉文小说的衍变及本土特色

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大规模传播到了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汉文小说创作的全面兴盛。中国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东亚各国汉语学习的旺盛需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汉语学习尤其是汉语口语学习便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得以在东亚各国广泛流传的重要契机。对中国体制的模仿及文化崇拜，给中国小说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机会，也为东亚汉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创造了契机。正是在吸收和改编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朝鲜、日本及越南的汉文小说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本土文化特色。

从《高昌馆课》看明代汉语在西域的发展变化

明朝时期的西域,人口群体发生了重大变化。说汉语人口四散于各地,与畏吾儿、蒙古(瓦剌、察合台)等各族人民杂居一起。后来还有其他原因所致,汉民多有融入兄弟民族者。说汉语人口数量的逐渐减少,使汉语的社会通行出现了空前的弱势。然而,《高昌馆课》(以下仍简称"来文")不但证明汉语仍在西域通行,而且,证明汉语仍在西域正常发展和变化。

明代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初探

明代建立"四夷馆"外语教育机构,规范外语教育活动,规定外语教育语种,使明代外语教育适应了国家安全、海外贸易两方面的需求,同时保障了汉语国际传播。明代外语教育政策与汉语推广相辅相成。明代外语教育注重微观规划,知识分子利用汉语自身语素创制西学新词,对今天制定国家语言政策仍有借鉴意义。

试论朱熹哲学对元明清中医学的影响

元明清中医学发展摆脱不了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当时起主导地位的朱熹哲学已从各个方面对中医学进行渗透,并且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哲学方法、养生思想积极地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这方面以往贬多扬少,因此侧重就此作了一些分析。

宋元明清戏曲中的少数民族语(二)

宋元明清戏曲作品中,时时采入少数民族语,世易时移,这些少数民族语成了阅读这类文学作品的语言障碍,对于散见于各戏曲作品中的少数民族语汇集例句,兼采众说,为之诠释。共释词149个,连同附目97个,计246个。

宋元明清戏曲中的少数民族语(四)

宋元明清戏曲作品中,时时采入少数民族语,世易时移,这些少数民族语成了阅读这类文学作品的语言障碍,对于散见于各戏曲作品中的少数民族语汇集例句,兼采众说,为之诠释。共释词149个,连同附目97个,计246个。

《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记的明末对外汉语教学状况

明朝末年,西方耶稣会士学习汉语,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早期形态。《利马窦中园札记》中记载了传教士的汉语学习状况。本文穷尽性地搜集了本书中的有关记载。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动机是为了传教的需要,所以主动性很强。汉语教师严重缺乏。教会专门建立了学校,其学习汉语的方法主要是靠阅读古代典籍,但是,他们也自己动手编辑了汉语词汇、音韵资料,这也推动了汉语研究。传教士们选择学习官话而不是方言,书面语而不是口语。传教士们学习汉语的效果都很好,他们的汉语已经达到了可以著述立说的程度。

汉代至元明时期的“东食西传”研究

汉代至元明时期是中西饮食文化交流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尤其是中国饮食文化向西方国家传播的内容不断丰富、途径不断增多,对西方人饮食生活的影响也不断增强。

元明戏曲小说中的苏轼形象

在元明戏曲、小说作品中,苏轼是重点描写和歌咏的对象之一。文人笔下的苏轼形象凸现了辛酸落魄、放浪疏狂、冷静旷达和耿直敢言等个性特征,与历史上的苏轼有一定差异。元明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苏轼的重塑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复古与尚俗两种文学风潮决定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