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蜀道文献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清代蜀道文献主要由行旅文献、诗歌文献及碑刻文献构成。蜀道行旅文献之多超过前代总合,多糅合日记、诗歌于一体,其中不乏有重要史料的佳作,是清代行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蜀道诗歌文献浩繁庞杂,多见于清人别集稿本,作者群体庞大,其中既有名家巨擘,更多为非知名士人,具有写真纪实的风格特点,感叹自然奇险、忧患战乱与民生是其重要主题;碑刻文献主要是清代学者对蜀道沿线汉魏两宋碑石书法的史事考证、碑刻释文及转录。清代蜀道文献在反映蜀道交通历史变迁、蜀道地带生态环境及其社会风貌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与清代川陕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大量的清代蜀道诗不仅承载了清代士大夫艰难的人生行迹,也是山地生命体验的典型写照。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近代诗歌对叙事传统的归化与创通

陈衍、袁昶、钱仲联等开启了从叙事角度概述近代诗史的尝试,有待于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展开。近代新旧诗坛在现代性思想的积淀、现代性人格的熔铸、现代艺术技巧的发育等方面具有很多共通性,展示出新旧中西文学传统发展的内在合力。而这些特质用来概括近代诗歌的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都同样贴切。故在“中国诗歌叙事传统”这一大框架下对“近代诗歌叙事”的核心议题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其落脚点则在于叙事伦理、叙事主体和叙事艺术诸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诗歌传统的意义。

晚近词坛多元门径中的清真法度与创作实践

晚近词坛在浙常交融的背景下,辅以新旧文化之争,词坛呈现多元门径。周济的“宋四家说”奠定多元门径的根基,王鹏运、朱祖谋等清季四大家、龙榆生、唐圭璋等现代词家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挥、修正与拓展。作为学词门径之一的清真词,其精工博大、格调天成的清真法度被奉为学词之至境,陈洵、夏敬观、朱师辙、邵瑞彭、汪东等人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效法。词人对清真词的追和实践可视为师法清真最直接的体现。晚近词人师法清真也往往存在着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分化、男性词人与女性词人创作冷热不均等问题。

清词中的佛禅思想研究

清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在清代词作中,不仅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文人气息,还能窥见其中融入的佛禅思想,这是清代词作独特之处。佛禅思想作为一种哲学体系,渗透在清代文学中,使词作更加丰富、深邃。文章深入探讨清代词作中的佛禅思想,以期揭示其中的精神内涵和文学价值。

《全明词》新补5家42首

2019年出版的《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成书240册,收录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诗文集稀见珍本353种。其中不少稀见明集中有词作不见于《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现将此丛书所收别集中所辑得的明代5位词人的42首词作整理公布。

明清贺兰山主题诗词的书写维度及价值探论

明清时期是贺兰山主题诗词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政治环境、文教事业等地缘因素的共同构建下,诗词作品中的贺兰山突破以往单一的政治地缘形象而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书写维度。一是地理空间维度,以山峦景致咏江山之胜,以贺兰晴雪为代表的景致呈现出书写群体对边地宁夏从疏离到欣赏的情感转向。二是文化空间维度,以塔林佛寺文庙反映儒释道三教相交融的文化氛围。三是心理空间维度,以历史遗迹抒怀古思今之情。明清贺兰山主题诗词的重要研究价值在于贺兰山文学景观的审美形象和文化内涵的变迁过程就是其逐渐与中原文化不断建立联结关系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轨迹。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3首

文章从总集、别集、诗话、地方志、剧本、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3首,涉及黄承增、孙尔准、周介福、陈怀彦、段驯、鲍樾、来其鉴、孙赓南等27位词人。凡《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论清初诗人吴之振的诗学观

吴之振作为清初宋诗派的一员主将,其诗学宗尚建立在反思明代诗学的基础上,表现出通达的“宗宋不黜唐”的诗学观,具体的阐释倾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真”侧重抒写性灵,穷达一耳;“变”强调贵在自得。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7首

今从总集、别集、诗话、曲本、地方志、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7首,既有《嘉道卷》已收作者的佚作,也有《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及词作,涉及归懋仪、改琦、黄安涛、马锦、周叙、黄本敏、黄浚、麟桂、吴镐等29位作者。凡新增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易代之际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评张兵等著《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

探究明清之际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张兵教授等撰著的《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一书高度关注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与文学生态,有力推动了学界对易代之际诗歌研究乃至明清文学研究的进展。该书在时段定位、选题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特征明显,值得关注。该书在邓之诚、严迪昌等前辈学者的启示下,吸取和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聚焦明清之际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既能与学界研究该问题的热度相吻合,又具有鲜明的前沿意识,且能因时间定位的准确具体而使研究内容细致深入。书中聚焦具体的历史事实和诗歌文本,深入细致地探究了诗人心态的变化如何严重影响了诗歌创作和诗风走向。本书采用文艺生态学等研究方法,将明清之际的诗坛看作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生态系统,关注历史事件、文学社团、诗人群体、诗歌创作、诗学批评等要素,在具体研究中又能将宏观和微观、群体和个案结合起来,进而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从《沈阳百咏》探析光绪初年盛京城人居文化景观

【目的】从人居环境学的角度,探究在清末外部变化影响下仍是帝国陪都的盛京城内文化景观和城市空间变化,以填补盛京城清末文化景观研究的不足。【方法】以《沈阳百咏》为依据,运用文本挖掘语义分析、时间地理学分析、历史地理空间分析量化光绪初年盛京城人居文化景观类型和时空信息,探讨文化景观的分布规律,并通过对比清朝前、中、末期城市空间,总结光绪初年盛京城的风貌特点。【结果】将盛京城人居文化景观归纳为“游憩玩赏”“盛京旧制”“市井生活”“信俗集会”4个一级分类及15个二级分类,发现文化景观类型与季节农时有强关联,不同文化景观在地理空间分布上有显著差异,整体上集中于关厢地带,城北景观密度高于城南。通过将《沈阳百咏》中城市空间与清前、中期城市空间对比发现,光绪初年盛京城已成为有满族特色的地方中心性城市。【结论】对《沈阳百咏》的深入挖掘填补了清末盛京城文化景观研究的缺环,为清代盛京城研究提供新思路,同时也为后续通过诗文分析盛京城文化景观格局提供了参考。

宋代词论的“尚清”意识

宋代词论呈现出了鲜明的“尚清”意识。“清”话语可以指向词体的构成部分,也可以指向作品整体的审美风格和词人人品境界。反映在宋词上,“清”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文辞上的明净自然,意蕴层面的高雅不俗。“尚清”意识与宋代儒学复兴密切相关,也是文人阶层追求清雅生活的文学表达。宋代词论的“尚清”意识,反映出中国古代“取象连类”的思维方式和宋代文学艺术整体审美风尚,推动了后世词论的“尚清”审美取向。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清代江村江氏家族的词学取径与词风嬗变

清代雍乾之际,活跃于今浙江杭嘉湖地区、江苏扬州地区的皖籍词人为“浙派”词风的风靡推波助澜,其中歙县江村江氏家族词人辈出,以江昱、江恂、江昉、江炳炎、江立为代表,从词学理念至词作、词籍疏证,不仅身体力行地践行其好学姜、张的词学取径,更是以家族词风之嬗变彰显“浙派”的发展轨迹、地域间的互通,在“浙派”、广陵词坛乃至整个词学史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昌龄诗歌接受的新变

清代是王昌龄诗歌接受史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清人首次提出王昌龄为“七绝圣手”,其七绝诗歌特质及地位更加突出;第二,清人突破明代“王不及李(白)”的观点,将唐人绝句“王李”并称的主张推向新阶段且渐成定论;第三,清人辩证评价王昌龄古体诗,走出了唐宋首推王昌龄五古、明代侧重王昌龄七绝之偏,兼重王昌龄古体与绝句。清人尤推崇王昌龄以极为精赡的七言绝句展现边塞大漠风貌和戍边军旅“意态雄健”、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以及善于捕捉或创造典型场景、善于表现情绪微妙变化的高超诗艺。

从李梦阳用韵看明代庆阳方音韵母特点

以李梦阳用韵中的特殊混押现象,结合清代陇东方音著作并对照今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对其加以分析,可考证出明代庆阳方音的韵母特点:-m尾、入声韵消失,鼻音韵尾-n与-混并,通摄字主元音舌位前移,江摄及宕摄舒声细音读如通摄,梗摄舒声细音读同宕摄,果摄洪音字读如假摄,止摄合口读如遇摄,遇摄端系、庄组字读如流摄,流摄细音读如效摄,效摄一等唇音字读如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