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旧唐书》本传所叙唐人著述《经籍志》未见载者知见录

《旧唐书》中的人物纪传多叙及唐人所著书的状况 ,检之《经籍志》 ,多有失载者 ,或虽有载录 ,亦有不详或矛盾之处。《旧唐书·经籍志》本开元时之目录制成 ,失载者甚多 ,不止中晚唐多有失载 ,初唐亦失载不少。

唐人引《诗》之考察

唐人议论而好称引经典,《诗》是常用者之一。考察唐代士人的议论引《诗》情形,可以看到,随着经学的统一与复兴,他们继续着汉人所建立的言说传统,以《诗》为发言立论的政治依据。不同的是,唐代经学因为与科举考试结合而出现的经学教育平民化,既使儒家经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普及性教育,而重经文、轻义理,读经者多、研经者少的经学状况同时又潜藏着经学衰落的危机与变革的契机。通观唐人议论引《诗》的情形,可以见出《诗》在唐代随同政治的盛衰而有起落,而这一起落反映的是儒家经学在唐代的盛衰转变。

论《隋书·经籍志》中的文学思想

《隋书·经籍志》本是目录学著作,但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学思想。具体来说,它指出文学的言志抒情的本体特征,强调文学与政治教化的互动关系,标举形式与内容并重的审美理想。《隋书·经籍志》与《隋书·文学传序》同是研究初唐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体例比较

《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志》)、《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志》)是我国历史上继《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后出现的另两部重要的史志目录,是我们了解我国古代典籍流传情况的重要工具书,特别是对我们掌握唐代典籍图书流传著录情况有重大帮助。并试着从两志的著录体例着手去研究,进而发现二者之间在这其中存在的异同之处和两志在著录体例上对后世的影响。

6至16世纪《春秋》学文献流传日本考

6至16世纪《春秋》学文献在日本的流传,为德川日本(1603—1867)《春秋》学的繁荣兴盛奠定坚实研究基础。对6至16世纪《春秋》学文献流传日本的过程及相关书目的考察,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德川日本《春秋》学繁盛的原因以及汉籍流日的具体情况。

论唐代经传分别背景下《毛诗正义》的传播

唐代经与传有别,传的地位低于经,疏经释传的义疏类著作地位更低,《毛诗正义》即为其一。唐代明经科考涉及《毛诗正义》的题目很少,且多在首卷中。《左传正义》和《文选》李注等解《诗》存在与《毛诗正义》相异之处。《文选》李注、《史记索隐正义》等均有征引《毛诗正义》原文者,但通过版本比勘和义理分析,可以确定这些引文都是后世羼入,非唐人直接引用。唐钞本《毛诗正义》存在文字错讹、缺漏、倒置以及整段缺文现象,均非善本。总之,唐代《诗》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只是经文及《毛传》《郑笺》,《毛诗正义》受重视程度较低,其经典地位还没有确立。

由“义见微旨”注再论陆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时间

多种证据表明《春秋微旨》不属于陆淳纂会啖助、赵匡之作而成的著作系列,但它还采用类似《春秋集传》的解经形式,以及对啖、赵经说有着一定程度的依赖,可断定其撰作于大历十年后至陆淳更为独立地撰著《春秋集注》之前。若将《春秋集传纂例》卷七《执放例第二十七》中的“义见微旨”注,理解为陆淳所加的参见其著作《微旨》的说明,则不仅难以圆满解释他何以加之,而且行文多有逻辑不洽之处。此注或出自后世整理、校刻者,或原本为正文,在流传过程中被理解、抄印为注文。它最可能是在陆淳去世后吕温、柳宗元等完善其著作时被加入,其次则是北宋庆历八年朱临刊刻《纂例》之时。

黄丕烈《古唐类范跋》考辨

《古唐类范》即《北堂书钞》,《北堂书钞》曾被后人改题为《古唐类范》《大唐类要》。黄丕烈《古唐类范跋》认为,《古唐类范》由朱彝尊所藏《大唐类要》挖改而成。后人对其观点颇为信服,几无质疑。但黄丕烈跋语所列论据皆非实证,且于情理有不通处,不可遽为定论。考诸事实,《大唐类要》与《古唐类范》各有独立的递藏系统。《古唐类范》与朱彝尊藏本《大唐类要》并无关联,黄丕烈跋语有误。

玄学经学圣人观及其玄、佛《春秋》学的理性诠释

作为魏晋玄学世界观、人生观及汉唐儒道经传理性诠释重要理论的玄学经学体"道"则"天"的圣人观,何晏、王弼等在建构时,其首先是注重对"道"的体认——将先秦融通儒道经典的《易》之形上之"道",经秦汉尤其是汉儒至上"天"论之后,又重新提升到"天"这一孔子儒家最高经学观念之上;更弱化甚或剔除了孔子儒家之"道"的人伦义及汉儒"天"观念的神秘性及其神学义,使其更具理性和哲理性意蕴。进而可被称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学家的"道"论;然后是魏晋玄学家又大都继承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天、道、德两两合言或对言、甚至是以"天道"言"道"的"道"论思路,而进一步推演、深化之。特别是魏晋玄学家,因其以《易传》形上之"道"或曰其所提升的本原之"道"总控、融通儒、道两家之"道",并把道家老庄之体"道"与儒家之因敬天而法"天"这两大一而二而又二而一的层面(儒、道两家的各自侧重与特色),改造、整合为体"道"前提上的则"天"。汉唐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玄、佛《春秋》学学者,某种角度上说,以此为经学理性诠释的理论指导,来注解与阐发原有的《春秋》经传文本,这显明地体现在这些汉唐《春秋》学学者的对其中"道"与"天"的相应注疏及著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