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清代徽州棚民定例的制定与实施——以嘉庆十七年休宁县土棚之讼为中心

在清代,例的法律效力仅次于律典,针对性非常强,对律典可起到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嘉庆十二年,清廷在查办休宁县程元通遣属程怡仁赴京呈控棚民盗租山场案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徽州棚民问题议定章程,并奏准定例,附入《大清律例》。然而,通过考察嘉庆十七年休宁县再次发生的一起土棚之讼以及棚民问题实况即知,该定例在徽州地方上的实施并不理想,定例规定与地方实践严重背离,几成具文,土棚之间的矛盾一直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徽州棚民定例在地方上实施的受制因素很多,牵涉到土著、棚民与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清末基层警察教育探析——由武汉巡警教练所毕业文凭展开的考察

为落实预备立宪《逐年应行筹备事宜清单》关于组建基层警察机构的要求,民政部于光绪三十四年奏定《各省巡警学堂章程》,要求府、厅、州、县均须设一处巡警教练所,以培养基层警察。毕业于武汉巡警教练所的严良钜,其毕业文凭即为基层警察教育之实物佐证。严良钜文凭中记载的师资、课程等信息,反映出武汉巡警教练所不仅配备了优良的师资,还在《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规定课程之外,因地因时增添课程。然因《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办学要求有诸多好高骛远之处,不少地方因经费不足等困难推迟开办,甚至不能开办巡警教练所。按章办学的武汉巡警教练所,虽具有样板作用,但此一样板在当时并不具备推广之可能性。这也反映出清末预备立宪因操切行事而不能成功的一面。

清末变通新疆命盗案件章程探析

清朝平定阿古伯之乱后在新疆建省,在行政体制上废除伯克制等制度,建立各地道、府、州、县。在司法制度上废除了“查经拟罪”等做法,适用清律规定的实体法律和司法程序。在新疆融入全国统一司法制度体系的同时,采取了一些变通性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变通新疆命盗案件办理章程。对此,学界有评价认为是从新疆实际情况出发的,但实际上,变通命盗案件办理不利于国家司法的统一,同时在程序上损害了案件人犯的司法权利,也不利于提升案件审理质量。究其实际,只是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治新时期,为方便自身统治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至清末新政后予以废除。

明清福建民间规约中的环境保护观

福建的自然环境山海相间,山多地少,加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时常会出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失调。民间规约的制定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人地关系失调的趋势,在保护林木及风水、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大力兴办水利事业等方面都体现出顺应自然、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的环境保护观,促进了人地和谐,并一直延续至今,值得继续借鉴与弘扬。

清代湘西苗疆“律”“例”贯通的实施成效研究

清代中央对湘西苗疆社会治理的法律准绳为“大清律”与“苗例”的共同参与和互动。“苗例”是“大清律”授权的结果,来自苗疆习惯但又有不同,这些苗疆习惯可理解为苗疆社会的本土文化。“苗例”的使用取决于执法者对苗疆社会特定事例的具体适用,其实施经历了国家主流文化的推广与“苗俗”本土化适用的互动过程,实质上是本土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互动融合的结果。

清代晚期的士绅阶层与地方社会——以黄河流域河道治理及水患应对为中心考察

咸丰年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新河道无所归依,决溢严重,而彼时的清政府无暇顾及河务,于是治河主体被迫由政府下移到地方。与政府职能不断萎缩退化相对应,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却在不断增强,逐步成为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基石。

礼法相济:清代云南乡规民约的功能及治理路径

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清代云南地区的乡规民约在内容上具有广泛性的特点,涉及了诸如移风易俗、长幼有序、读书勤业、保护环境、禁赌治安、弥盗防贼等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同时在制定时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特点,往往针对某一地区的某一社会问题做出贴近生活实际的规章制度,并且规则的制定也更加细化,有理可依,有据可查,因为乡规民约的执行力决定了它的生命力。若是整合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可以划分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导善功能;礼俗相交、文明和谐的化俗功能;患难相恤、互助互救的救恤功能。反思乡规民约制度何以长盛不衰,其能够发挥治理的有效路径可以归纳为以“礼法相济”四字,村民会向“礼”倾斜,但是伴随清代法律的普及和完善,法律渐成乡村治理思想的主流。总之,回顾历史上云南的乡规民约的功能和治理路径,有利于重振乡风文明,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符合乡村振兴战略需求。

清代夏朝冠结构与规制

清代朝冠承袭北族故俗,是为清代衣冠体系之首,然而关于夏朝冠形制的结构记述鲜见于古籍典章,成为学界清史衣冠制度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物研究与文献互证的方法,对清代夏朝冠标本、图像和文献进行了考查,研究表明:清代夏朝冠的标准形制为钹笠伞檐制式,由此形成了“缘石青片金二层”、鎏金宝石顶戴和朱色绒缨的配制。夏朝冠建制在“满蒙一体”的传统钹笠首服的基础上,以“法明崇满”为原则,吸纳了明代儒统礼制,呈现出多民族交融发展的礼冠制式。晚清夏朝冠檐制又经历了“去繁入简”的发展历程,记录着清王朝的社会兴衰与政治格局的变迁。

明清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及其现代价值

明清时期,乡村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资源压力。乡村社会素有诉诸乡规民约开展自治的历史传统,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也由此生成。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主张协力同办、共育共治资源,公平严切、和谐共享资源,以时节取、严行保护资源,追求人与人团结共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实践路径上,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以一定地域的乡村民众尤其是民众组织或群体为主体,以内部精英为主导与核心,以成员的共同认可、自觉遵守为基础,以官方意志和力量的介入为重要时代特征。当前,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可以为乡村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地方性传统知识和规则惯习的补充与支撑。

清代乡规民约的道德审视——以《圣谕广训》为核心

清代乡规民约的具体内容虽较以往的乡规民约更为细致、具体,但没有实质性突破,这在清代乡规民约的典范之作《圣谕广训》中可见一斑。道德主体关系、经济生产伦理、社会秩序伦理等仍是其主体内容,只是它在执行层面开创了皇权御用制度化的先河。清代乡规民约的御用属性使其工具化、形式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清代之前的乡规民约主要是通过道德观念、教化理念来引导村民,而清代的《圣谕广训》等乡规民约却假借道德,实质上依靠刑罚礼制来进行规约,基本丧失了乡规民约的属性,直至清朝晚期乡约局的设立才逐步使乡规民约复归其本真样态。尽管如此,清代关于乡规民约的一些做法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乡规民约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和乡土文化特色。

清末民初我国图书馆借阅制度考略

文章从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的图书馆规章管窥图书馆借阅制度,从不准携出、收费服务、闭架服务、特别优待券制度、服务时间等方面爬梳借阅制度的概貌,揭示清末民初图书馆借阅制度受到日本图书馆制度影响的特征,进一步厘清近代图书馆事业早期发展的史实。

清代山西村规禁约与基层社会秩序

清代山西社会村规禁约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对村民的生产、生活、贸易等个体与社会行为的规范,对村民日常行为有严格的约束作用,是基层社会秩序有序运行的规则线,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山西民间文化的特征。

明清山东运河治理研究

山东运河开凿于元代,明初永乐年间成功解决水源问题,南北运河畅通,山东运河成为漕运之关键河道,其畅通与否关系到封建政权存亡,因而成为明清时期漕运河道治理的重点河段。山东运河东接鲁中山地,西临黄河,面临航运水源不足和黄河水患的双重影响,因此山东运河治理既要防止黄河冲决运道,又要保证运河水源充足。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治理集中表现为对内治理水源和对外备御黄河两个方面。在黄河治理方面,明清两朝采取在黄河北岸修建太行堤和改迁东移南段运道以躲避黄河影响;在水源治理方面,表现为广开泉源和节用水流之法为运河提供充足水源。明清山东运河治理是中国古代运河治理水平的最高体现。

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作为研究清代营造业的一手资料,匠作则例很早就受到建筑史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对“匠作则例”这一概念的定义却长期模糊不清,其内涵和外延在研究者的认知与讨论中不乏争议。目前,学界普遍采用王世襄先生提出的匠作则例定义,然而,这一定义却与史学界公认的“则例”概念存在矛盾,同时,由于缺失年代范围的必要界定,在外延上也存在疑问。在从文献学层面厘清了“则例”“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三个不同概念的源流与区别之后,不难发现,“匠作则例”实际上是清代独有的一类特殊文献,它是清代记载营造业与手工业的技术做法、用工用料以及物料价值的规范性文本,其性质既有官修,也有私辑,形式既有抄本,也有刊本。在文献学意义上,匠作则例应当被视为一个专门概念,它与清代则例有交集,但并不一定属于则例。而“营造则例”这一概念定义相对模糊,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记载建筑营造类内容的则例,称之为“营造相关匠作则例”更加合理。

清代河州穆斯林乡约制度考述

清代河州穆斯林乡约制度在西北穆斯林社会中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但穆斯林乡约制并非始于河州。清代河州乡约除承担内地乡约所承担的职能外,还承担着一些独具宗教和民族特色的职能。清代河州乡约制度的推行对于废除明代以来河州地区实行的世袭里长制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建立一个兼容宗教、行政为一体的管理体系亦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清政府直接管理西北穆斯林社会的成功尝试。

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 (村 )规民约 ,作为某一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 ,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某一共同地域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 ,其内容极其丰富 ,类型异常繁夥 ,地域特色十分鲜明。这些乡 (村 )规民约事实上就是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它起到了维持徽州乡村社会既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 ,进而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明清时期徽州的村规民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本文以明清徽州村规民约为例,全面探讨了村规民约的性质,以及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两者之间的抵触与冲突也是经常存在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统治,在发生抵触与冲突时,国家法通常采取妥协和让步的路径寻求消弭冲突、进行整合之道,而村规民约则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的方式,从而实现与国家法的整合。

明清律结构及私法在其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法典以明律和清律为代表。明清律的基本结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的法典编纂观念 ,稀少的民事规范在律典中杂附于刑法条文的存在方式反映了中国法律传统中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典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