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建构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在诗歌选录方面,它广采博收,成为历代乐府诗集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之最,并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将乐工“乐奏辞”与文人“本辞”汇为一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在解题方面,它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拓展了乐府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在分类方面,它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发展流变的复杂性,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论江苏古代杜集刊刻的文化特征

从宋代至清代,江苏刻书家紧密结合杜诗学的发展特征,刊刻了多种杜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皆领全国之先,创造了多个杜集版本史上的“第一”。江苏古代杜集刊刻体现出博大的人文情怀,奠定了江苏古代杜诗学研究重镇的学术地位。

清诗总集丛考——以张文钺《来鹤集》等为中心

清代诗歌总集研究相对较少,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而读者一般不大注意。现就涉及《来鹤集》《江左三大家诗钞》《韬光庵纪游集》《韬光纪游诗册》《养素园诗》《国朝诗铎》《天台三高士遗集》等总集的若干问题予以考辨,供有关读者参考。

义必明雅 辞必巧丽——台湾骚体赋论

台湾骚体赋自清代以降一直是重要的文学课题。台湾赋的整理校注工作始自2005年由许俊雅、吴福助主持编纂的《全台赋》。该书承续传统赋作形式,多记台湾形胜地景、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53篇骚体赋应用“兮”字,间有赋中系诗。赋末乱辞亦沿《楚辞》之“歌曰”“辞曰”“和曰”,有简约全篇、收尾之用。《全台赋》作者或为仕台官员或居台文人,其中少数作者具有编纂方志的经验。《全台赋》展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惊采绝艳的视角,涵濡之深可见骚学之递嬗与创新。

湖南诗文总集文献的规模及其价值——兼《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补遗

湖南诗文总集数量可观,类别丰富,仅《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著录的存世诗文总集就有291种,更有多数湮没未闻者。根据其收录作品的地域特征、作品类型及作者身份等要素,湖南诗文总集可大致分为省域、郡邑、宗族、唱和、题咏、课艺、尺牍、联语、闺秀、方外等十类,保存了大量的诗文、人物、史实等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提供更广泛的参考,通过检索各类目录及调查走访,现补充著录湖南总集115种,其中包括《岣嵝书堂集》《岳阳古集》等近40种存世总集。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穷而后工”意涵再探

“穷而后工”作为古典诗学中的重要命题,学界对其理论文脉、思想渊源、学理依据、关联命题、后世接受、域外影响、作家个案等方面皆不乏析论,然却未及细致梳理《梅圣俞诗集序》文本的历史语境和该命题的原初意涵。从语义分析和知人论世的角度重新观照此命题,可掘发出其中潜隐的丰富内蕴。“穷”不仅关涉物质境遇,更指向政治仕途,其语义指涉的变化与欧梅二人的政治身份密切相关;“工”不仅指诗歌的技艺之高、言辞之好,更指思想意旨的风雅之正。梅尧臣“穷且工”形象的建构,不仅与其自身的诗歌书写有关,亦有赖欧阳修的一再置评。

感知屈骚之“心”

屈骚犹如一部心理学词典,有丰富的心理学实践,仅“心”字就63见,但历来对其心理学价值挖掘不够、研究不足。应该高度重视屈骚的心理学价值,充分利用现代心理学成果解读屈原及其作品,把楚辞研究引向深入。

益智书店与东北新诗集出版

益智书店是东北沦陷时期位于长春(“新京”)的一家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民营书店。在著名诗人兼书店编辑李冷歌的努力下,益智书店试图尽量保持出版的独立性,出版了8种新诗集,约占东北沦陷区新诗集总数的1/4。这些诗集不仅包括已成名的诗人选集,还以专集的方式彰显了东北诗人的创作成绩。许多诗集的内容体现了东北沦陷区诗人为保持民族气节所做的精神抵抗,为新诗在殖民统治的严酷环境中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因此,无论是就出版史还是就诗歌史的意义而言,益智书店都为东北新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辑补清民之际文人咏云冈石窟诗词36首

在晚清民国文人抵御外侮、抢救文物的愤声疾呼中,云冈石窟已非单纯之文物古迹。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石窟寺所承载的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充分彰显。随着平绥铁路线的贯通,作为沿线“风景”之一的云冈石窟始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近代报刊业的繁兴也为文人墨客的云冈书写提供了更为普遍的物质载体和异于往日的传播媒介。于传统诗文总集、方志史乘、石刻碑铭之外,充分利用题跋、游记、报刊、杂志等近代文献就清民之际文人咏云冈石窟诗词予以钩沉辑录,亦系当前“云冈学”建设及云冈文献整理的重要环节与实现路径。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藏清钞本《剡源诗文补》的文献价值

戴表元是宋末元初浙东地区的诗文名家,有《剡源集》流传于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周仪重辑、戴洵刊刻《剡源集》30卷,收录戴表元作品最多,影响最大。清代学者主要致力于集外作品的辑佚,尤以缪荃孙《剡源逸稿》和孙锵《剡源佚诗》《剡源佚文》成果最丰。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所藏清钞本《剡源诗文补》一部,原为董康旧物,后售归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根据书中讳字,可知其钞成于康熙年间,时代更早,且编次结构、文字内容多与晚出之本迥别。通过其中《剡源诗集补》与缪荃孙《剡源逸稿》的详细校勘,有助于充分认识这部珍稀钞本的文献价值,并为《戴表元集》整理本的进一步完善提供裨益。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王一翥等五位湖北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王一翥、魏晋封、李中素、李以笃、程启朱五位湖北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诗经》“二雅”诗篇的渊源及分类

有关《诗经》“二雅”的分类,应注意“雅”字义及雅诗生成的考察。作为一种乐器的“雅”,本身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大雅》《小雅》又作《大夏》《小夏》,“夏”字原本是一种“舞”,而《大夏》是歌颂禹之功德的乐舞,《九夏》属于诗乐一体。这表明《大雅》《小雅》的划分与音乐有内在联系。“二雅”诗篇的生成不仅与“乐语”相关,也与“献诗”“采诗”传统有关。其中“乐语”主要与《大雅》相关,“采诗”与《小雅》有关,而“献诗”则与“二雅”均有联系。无论是《大雅》还是《小雅》,其所献诗篇属于变雅范畴。从对象身份来看,《大雅》针对的是周王,而《小雅》针对的是诸侯臣僚,因此,变大雅、变小雅划分标准符合《毛诗序》“大政”“小政”之说。《大雅》《小雅》在结构上也存在差异,这源于《大雅》《小雅》音乐表现形式的差异。所以,音乐、政事才是《大雅》《小雅》区分的核心元素。

成为“诗人”,成为“女诗人”——以郑允端《肃雝集》的编、刊、评为中心

基于《肃雝集》及相关选本和评论所构成的文本空间,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观察,发现从晚宋到元末,由于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女性从事创作逐渐为社会观念接纳,通过拥有诗集,郑允端获得“诗人”身份。《肃雝集》在明代中期付梓,并持续被选入女性诗文总集刊行,郑允端在其时开始建构的女性诗史中获得地位。关于郑诗的既有评价存在偏差,缘于性别因素遮蔽了这样的事实:《肃雝集》的风貌与一般元诗潮流相吻合;独立于主流写作传统的女性写作传统及其批评体系至少在当时尚未建构形成;《肃雝集》编纂刊行、传播批评的过程,反映了宋元以来近世诗歌世俗化、通俗化趋向;折射出明清时期主流文学观念、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凸显了印刷出版因素的重要性。

采诗诉求:士人心态的映现与价值取向的含蕴

“采诗诉求”是指中唐以来因采诗制度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恢复,而在士人、文人间产生的要求朝廷重设采诗官、期待诗歌被采集的呼声。这一诉求首先由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期集中提出,他开始将基于外在政治目的的采诗传统转化为士人的内在价值诉求。采诗诉求涵括了制度期待与自我期待,映现了士人心态、身份意识及生命价值取向,含蕴着期待、无奈、失望乃至愤懑情绪,形诸于诗文之中而成为特殊的文学现象。中唐至宋元以来,采诗诉求从对外在制度的呼吁和要求出发,逐渐发生主体转向,士人开始自觉担荷采诗使命与自发采诗,深层次地反映了士人寻求并重建个体价值的心路历程。基于主体视角的采诗诉求研究,可从一个特定角度理解政治制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学人之诗清俊平和——凌廷堪《校礼堂诗集》新探及补遗

凌廷堪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于经学之中尤精礼学,室名曰“校礼堂”,诗集名为《校礼堂诗集》。廷堪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前后将其诗文整理结集,名曰“校礼堂初稿”,但未能刊刻,现藏上海图书馆。现存最早的刻本《校礼堂诗集》是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本,由其学生张其锦将廷堪诗从“校礼堂初稿”中分出,并结合在海州搜辑的遗稿整理编纂而成。《校礼堂诗集》收廷堪诗作五百余首,内容丰富,涉及题赠唱和、咏怀古迹、记游抒怀、研经论学诸多方面。廷堪诗艺术风格鲜明,主要表现为中正平和与清冷俊逸。廷堪诗另有多重价值,包括文学评论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三个方面。廷堪诗数量众多,尚有散佚,今辑得八首,颇具文学价值。

曹寅《楝亭集》茶事考

曹寅为清初康熙宠臣、诗人、文学家、藏书家,博通经史,藏书宏富。《楝亭集》为曹寅重要的文学著作,其茶文化内容丰富,茶香满楝亭。“楝亭”一词频率极高,凝固成某种文化符号,成为联系江南文人的纽带。考察曹寅的茶事活动,发现他以品茶为手段,以饮酒为媒介,以诗文为纽带,以交游为平台,笼络数百名的江南文人雅士,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成为主持东南风雅的盟主。“呼吸会能通帝座”,为康熙皇帝传递信息,为清王朝唱足了盛世雅音。在他的亲情、友情、同僚情中充满浓浓的茶意,完美体现中国茶文化内涵。曹寅自称有茶癖,视茶为“天人之粮”,以“玉川子”自比,为官江南,得出“茶兴满天涯”结论。《楝亭集》中所见茶文化等影响了曹雪芹《红楼梦》相关内容的创作。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珍善本唐代诗文集叙录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唐代诗文珍善本文献包括别集三十种、总集九种,就版本类型与质量而言,有古写本、抄本、宋元及明清刊本、活字本等,其中,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被纳入“日本国宝”,唐写本《赵志集》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同时对唐代文学与文献的整理研究亦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叙录的撰写,以期为国内外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有用的图书版本信息。

抄诗作史: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的“诗史”价值

《续甬上耆旧诗》是全祖望晚年辑纂的一部自明隆万至清顺康时期的甬上诗歌总集。其辑纂的文化目的是抄诗作史,以诗歌文献和诗人小传的辑纂来构建遗民故国史、浙东乡邦史和甬上望族史。“三史”合而为一,分而各属,既有内在联系性,又各有所侧重。故国史侧重于甬上文人抗清和避清的朱明政权认同,乡邦史侧重于甬上文学和文化演变的历史还原,望族史侧重于家族传承及家族之间联系性的梳理重现。由于甬上望族人文鼎盛,又是抗清和遗民群体的中坚力量,望族史、乡邦史和故国史因节义精神和人文传统而得到有机贯通与有效弘扬。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补考十六则——以作家生卒年为中心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是迄今为止收录清代作家、作品最为齐备的两部清代文学文献目录专著,然而书中对王陶、晏善澄、徐澍、何琳、许鲤跃、罗秉政、苏廷煜、孙煦、陈从潮、吴昭融、姚颐、瞿绍坚、黄模、周鹤立、胡枚、俞国鉴等16位作家的生卒年记载存在阙漏,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