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Five-Year Program and Progress of China's Human Rights Cause——A study of the guidelines set b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oposal for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1-2015）（herein 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roposed Plan＂ for short） provides a complete range of guidelines for China＇s im-mediat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10 Finance Measures Constituted by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to Support Enterpris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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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事批评机关”到“政策指导机关”:《向导》定位何以发生转变?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向导》是首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然而,1924年中国共产党文件中才出现“中央机关报”的概念,此前其将《新青年》季刊、《前锋》《向导》《党报》《青年工人》《中国青年》《团镌》均视为“机关”,此后将《党报》《向导》《新青年》季刊、《中国工人》都视作中央机关报。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向导》的定位由“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调整为“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这既有该报扩展党的议程设置,积极为党代言、连接群众、指导地方的内因,也有党根据其实际表现,相应给予经费、政策支持的外因。由此发现,中国共产党对报刊的身份赋予与定位调整,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

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研究述评与展望

关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研究历来为国内学界所重视。近十年来,随着问题意识的不断增强、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学者们围绕“为何宣传”“宣传什么”“如何宣传”“宣传得怎么样”等问题,对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缘起、内容、方式、影响展开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先行研究仍存在内容同质化、史料固化、方法单一化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注重广度拓展与深度突破的同构,具体分析同系统阐释的统一,据理释疑和据史解惑的互补,范式一元向范式多元的转化。

中国共产党“国之大者”的形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

“国之大者”是在回应时代发展大势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重要时代命题。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各领域、对党员干部的高标准要求和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追求。其对党员干部的实践要求在于: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自觉讲政治,强化责任担当;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科学做决策,保持战略定力;对“国之大者”牢牢把握,主动作为,提高“政治三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起点:论争、标准与判定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在本源性上具有丰富意蕴。正确认识其历史起点,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做好“守正”工作。不过,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较大论争,主要有“近代说”“中共成立说”“新中国成立说”“三中全会说”四种观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着特定的科学内涵、本质规定、生发语境,它的历史起点不能简单地追溯到类似现象的探索、追溯到使其可能生发的某一条件,而应以其概念生成史及内涵规定性为参照,以其理论起点与实践起点的形成、具体成果的取得等为标准。据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起点应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这样的起点,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逻辑,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历程,传扬了党一以贯之、接力探索的优良传统,在它的深远影响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方法论特征

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原则,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涵。具体表现为既坚持问题导向又坚持目标导向,既进行宏观规划又进行具体指导,既凸显科学性又凸显价值性,既呈现传承性又呈现开放性,既具有全球视野又具有本土视域等特征。每组特征都贯穿着辩证法的思维、视野与精神,呈现彼此互镶、互嵌与互构的共在样态。置身新时代纷繁复杂的新问题新任务之中,正确认识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方法论意涵,更加具有破解系统难题、供给综合策略、实现统筹兼顾的实操价值。

邓小平两赴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探析

1929年12月3日,在完成百色起义准备后,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对邓小平的汇报予以高度肯定,任命他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回到广西,邓小平在红七军(含红八军)实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充分发动群众,创造性地提出“群众的战术”。1931年3月,邓小平主动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等待与中央领导人会面期间,邓小平写下《七军工作报告》。中央领导人没有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并将其调离红七军,他精心写作的《七军工作报告》被束之高阁。

龙华英烈与伟大建党精神——建党精神从“基因孕育”到“血肉丰满”的真正形成

中共中央在沪十二年见证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全过程。大革命失败后的淬炼是伟大建党精神生成逻辑不可或缺的环节;作为建党精神形成的显著标志和物质载体,上海龙华是一处典型时空场域;龙华的考验是伟大建党精神真正形成的试金石。正是经历了“北大红楼—上海渔阳里—树德里—辅德里—龙华”这一系列的时空转换和实践淬炼,伟大建党精神完成了从“基因孕育”到“血肉丰满”的真正形成。龙华英烈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人格化代表。在他们身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信仰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文人气节同时迸发出最强光芒。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回顾与展望

党的历史决议是党内重要文献,不仅具备显著的政治功能,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从着重于政治功能与意义的阐释,到加强对决议起草历史细节的梳理与方法论意义的揭示,逐渐呈现出多专题、多角度、多方法交叉融合的总的特点。梳理、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情况,使之呈现出清晰的学术脉络,有助于我们观察和理解学界如何认识“党总结自身发展历史的历史”,有利于深化对党的历史的进一步探讨,进而推动全党全社会对党的历史形成更加科学的认知。

《决议》融入概论课教学的实践探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发布,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带来了教学改革的契机。从教学的角度来看,教师需要重构教学内容,整合线上教学资源,开设教学专题,安排教学实践并设计课程考核。从学习的角度来看,学生利用线上学习了解《决议》,通过课堂学习深化对《决议》的认识,参加教学实践贯彻《决议》的精神,并以课程考核检验对《决议》的掌握情况。基于此,构建了“一个中心三个结合”的创新教学模式,助力《决议》融入概论课的教学实践。

中央环保督察问责的规范分析及完善路径

督察问责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最严格责任追究”要求的关键环节。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在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改进的方面,包括规范依据、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程度等。本研究强调:中央环保督察问责规范效应的进一步发挥,需要合理处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与传统科层制的相互关系,以及改进我国环境治理在央地之间、部门之间、党政之间的体制性障碍,这是影响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实效的关键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当前进一步完善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制、深入发挥中央环保督察效能,需要明晰党政各部门职权配置及清单制度、完善督察异体问责机制、建构科学的责任认定及绩效评估机制以及进一步规范督察问责程序。

高等学校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基于河南省高校调查分析

近年来,为加强河南省高等学校廉政建设,河南省纪委监委多次对河南省高校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发现部分高校仍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基于此,对河南省三十余所省属本科高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部分高等学校在财务管理、“三公经费”、津贴补助等领域存在问题,呈现出问题集中在某些领域、问题涉及人员范围广等特点,且出现新问题的表现形式更趋隐蔽和违纪行为手段升级等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问题的出现与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有差距、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党员干部勤政廉政意识不够强等方面有关。因此,应聚焦“关键少数”强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坚持问题导向惩防并举提升监督效能,聚焦关键环节构建制度管人管事的长效机制,以及抓实党性教育增强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定性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重大部署,把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对于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决定性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是党的百余年奋斗史的重大历史结论,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保证,是党走好赶考新征程的必然要求,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迈向前进的根本遵循。

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再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诞生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提出了如何衔接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时代主题的转换提出了“先锋队”角色转变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回答。在当务之急层面,阐述了“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各项具体任务;在长远目标层面,提出了中国革命阶段转变的战略构想;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报告》在百年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提出了完整而清晰的建国方略,为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和中国革命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使党永葆革命性和先进性的政治要求,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关于“两个确立”的新阐述

党的二十大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基础上,对“两个确立”有进一步的新阐述。以十年来伟大变革的“三件大事”“五重里程碑意义”,对“两个确立”的形成基础有新概括,体现了历史的厚度;以“六个必须坚持”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两个确立”的基本内涵有新丰富,彰显了理论的深度;以“重大政治成果”“决定性因素”“决定性意义”,对“两个确立”的政治地位有新论断,突出了政治的高度;要求全党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对“两个确立”的贯彻落实有新要求,标注了实践的效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组织史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于1927年、1930年在华南两度设立派出机构——南方局。两个南方局尽管存续时间较短,却对华南白区党组织的领导、交通网的铺设与武装暴动政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将战略重心置于南方中心城市的重要体现。从组织史视域梳理考察南方局的设废过程、运作实态、组织作用,或可为重新理解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组织建设提供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为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党和国家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高校丰富、生动、有力的教学资源。高校思政课教师肩负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撑的强有力队伍。扎实推进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三进”工作,是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任务。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更好发挥“纲要”课立德树人关键作用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党百年奋斗伟大贡献的必然要求,更是激发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内生动力。“纲要”课要充分利用其组织、课堂、多样化教学优势,通过多种途径使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更好融入“纲要”课程教学全过程,使学生深刻理解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