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联共(布)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在苏联海参崴建立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该校是联系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平台,其历史使命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政治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其目标还包括提高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加强对华工的管理,进而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文化建设。

俄罗斯学者对中共百年历程的研究评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俄罗斯学界举办了圆桌会议、出版专刊或者开辟专栏、发表专题论文等活动。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评价。基于对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民族政策、国际关系、思想理论纲领的演变等领域诸多问题的考察和研究,俄罗斯学界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并普遍认为,中国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俄共(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党员吸收机制分析

党员吸收机制决定着一党党员的质量与数量,处理好质量和数量间的矛盾,决定着党组织的纯洁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共(布)的建党方式作为国共两党学习的模板,以“制度吸收为主,战时征收为辅”的方式党吸收党员,同时以进行“重新登记”的方式完成自我革新。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效仿俄共(布)的组织原则、组织结构等建立党员吸收机制,但存在要求不具体、实施不严格、泛滥式吸收党员、组织约束力不足等问题,蒋介石等右派发动的“清党”,使国民党遭受严重创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形式上借鉴俄共(布)的党员吸收机制,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其进行完善,依据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中俄执政党党际交流机制:时序分析与未来展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党际交流新形式,开创了对话机制、高层论坛等多种形式的党际交流机制。与“统一俄罗斯”党的党际交流机制化建设就是突出代表之一。经过10几年的发展,中俄执政党党际交流机制已经比较完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较强的规范性。总体来看,两党党际交流机制稳中有进,但在具体运作细节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从组织推动到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苏俄、共产国际远东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近年披露的苏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1920年初至1921年年中,从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一系列设在苏俄远东、从俄共(布)系统最终转到共产国际系统的机构及其派遣人员,准确抓住了五四运动中兴起的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力量,给予有力的组织推动,从而加快了中国的建党工作,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并推动中国共产党初登共产国际舞台就奠定了地位。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援助再研究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抗战期间对于国共两党都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共产国际、联共(布)更倚重国民党的抗战实力,因而把武器和贷款等基本上都给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援助是多方位的,除了军事之外,对中共在经费、医疗、书籍资料及其他方面提出的要求都尽量满足,有时还主动帮助解决中共面临的一些困难。抗战后期,中共主要是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来解决自身困难的。

中共七大党章的历史地位再审视

中共七大党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经过充分准备,集中全党智慧,独立自主制定的,因此它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点。一是首次在组织章程之前增加党的纲领,二是首次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三是首次以党章修改报告的形式对修改的党章做了系统详细的权威解释,四是首次集中明确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五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作出了有关奖励方面的规定,六是首次设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一章。虽说中共七大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的党章,但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并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付诸实施了这一思想,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最后导致了农民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轻视了共产党。

俄共(布)的建设与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和俄共(布)在苏俄要不要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空谈,指出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一是主观脱离实际,二是教条主义,不恰当地乱套革命理论。经过思想工作和思想斗争,党端正了思想路线,通过了赞成苏俄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决议,从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1921年春,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这一时期,俄共(布)强调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使党能够正确地制定并顺利地实施新经济政策;俄共(布)还强调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积极的实践,促进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说明,俄共(布)把党的建设与经济政策的转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同源异流:中共中央局建制源起及其与共产国际关系述论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其组织设置不能不受到俄共(布)—联共(布)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局与中央分局就是参照和借鉴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建立起来的。中共中央局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在组织名称、设立目的、性质与职责、领导体制等方面有同质性,但同中有异,在是否设中央分局、立废存续情况、组织序列关系、实级还是虚级、副书记设置等方面又有别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此外,中共中央局与中央分局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工作得到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导和帮助。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俄罗斯学者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27年至1937年10年历史,但"苏维埃革命"更触及事物本质,以其命名更为适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指导,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的调适和结合。中国革命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有利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重大缺陷,造成"左"的错误发生,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评联共(布)若干领袖对列宁主义的阐释

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领袖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向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思想、党的学说、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政治遗嘱",有正确的理解和阐释,但夸大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和国际意义,在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说了过头话,曲解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思想等等。

对苏共改革与意识形态失控的历史反思

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保守僵化和改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丧失,是苏共败亡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改革过程中必然发生社会思潮多元化的现象,既要警惕"左"的思潮,更要防止右的思潮。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同时科学对待其他社会思潮,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体制改革的同时注重意识形态的创新,不断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机和活力,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与社会现实相适应。改变以行政手段为主掌控意识形态的做法,逐步确立柔性方式掌控意识形态。要破除教条主义、空想主义和形式主义,科学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作。

“历史”的选择与革命的建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探因

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借助俄国革命的历史、理论和文本等方面的资源,获取中国革命的路径参照、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不期而遇"。前者强调要将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作为"时代任务",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最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后者提供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百年总结",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相互契合。基于四个方面的革命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材料"的学习运动,为中国革命及其要素的系统建构创设了重要前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试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联共(布)注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指导,逐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平分土地的口号始终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一口号执行中的扩大化会影响到对中农的阶级联盟策略。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基本认定必须消灭富农经济基础,为此要求中共中央坚决贯彻以反对富农为主旨的革命的阶级路线。

话语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考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文本之一。该文本的编撰,彰显了联共(布)"为政治而党史"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期待,其鲜明的话语艺术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大众化的重要前提,而该文本独具时代特点的话语风格与话语"陷阱",则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话语构建提供了有益镜鉴。

消解与建构:《联共(布)党史》的编著及推介——以斯大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考察

1938年《联共(布)党史》的编著、出版是对由来已久的联共(布)"历史"冲突的消解,客观上必然引发对该文本实施大众化传播的政治需要。联共(布)、共产国际借助其组织权威和力量,以政治领袖的评价诠释、党内学者的解读发挥、大众媒介的宣传鼓动、组织会议的政策规范,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等方式,奠定了该文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百科全书’"地位,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历史启示和镜鉴。

试析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双重影响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无产阶级国际性事业的一部分,当然渴望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但完成这项革命事业,首先需要依靠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广大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不能听任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既然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共产国际,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也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代表的确给予中国共产党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加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形成特殊条件下中苏两党的政治联盟、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估量判断对我党在许多问题上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的指挥失当,给我党带来了重大损失,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勇于自我批评并承认错误一向是我党光明磊落的表现。我们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我党造成的这种双重影响,旨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确保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正确领导,使之在各方面不断走向成熟与自觉。

联共(布)中央与1937年全苏人口普查

1937年全国人口普查,是苏联人口普查史上一次独特的事件。普查前,联共(布)中央对人口形势已做出乐观预测。为实现理想目标,中央积极干预普查准备工作,最终,反映20世纪30年代人口态势真相的普查结果令联共(布)中央颜面扫地,于是,逮捕普查负责人、封存统计资料和责令重新普查就成为"忤逆中央心愿"的必然结果。为论证1937年普查数据失真而于1939年再次进行的普查,仍未达到中央的预期,却印证了1937年统计资料的真实性。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中共中央致力于该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促进了这本经典之作发挥其社会效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运动,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读本;为延安整风提供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武器;为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形成,提供了列宁建党理论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性阐述、对联共历史的路线斗争化、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产生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