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联共(布)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在苏联海参崴建立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该校是联系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平台,其历史使命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政治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其目标还包括提高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加强对华工的管理,进而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文化建设。

比较视野中的党代会:从苏共二十大看中共二十大的历史转折

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作为重要转折点,其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苏共二十大是苏联迷失社会主义方向的开端,那么中共二十大则是中华民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里程碑,因而重温苏共二十大可以成为理解中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

厘清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逆流的来龙去脉,有利于深入剖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之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自身的内在矛盾。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腐化“主心骨”、攻陷“主阵地”、唱衰“主旋律”,对苏共执政合法性及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致命性打击。新时代,我们要汲取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镜鉴——基于中苏两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同为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者的命运之所以截然不同,与其各自的政治建设密切相关。前者高度重视自身政治建设,取得许多成功经验,后者长期忽视自身政治建设,留下不少失败教训。认真汲取二者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新时代落实政治强党战略有重要意义:必须准确把握党的政治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丰富和拓展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体系;必须高度重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力保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大力加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不断提升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号召力;必须紧紧扣住赢得民心民意这个最大的政治性工程来抓紧抓实抓牢党的政治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通过建章立制来端正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积极构建“三不腐”一体推进的体制机制,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政治原则和底线,有策略地进行惩治腐败实践活动;必须严格防范党内政治风险,决不能犯下战略性、颠覆性的错误;必须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政治能力,持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总之,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任重道远,任何时候都要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为一个永恒的重大课题来抓实抓牢,做好坚决打赢攻坚战和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与行动准备。

苏美对峙与东北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能够率先解放东北,与日益加剧的苏联与美国的对立具有密切关系。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壮大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风云变幻,美苏关系日益由合作转向对抗,美军在中国天津等沿海城市的登陆,促使苏联不断加大对中共的支持力度,改善了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中共在东北开展的土地改革使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由此,中共在几年之内就在东北组建了一支数十万人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打败了东北国民党军,首先解放了东北全境,从而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30年:重建、发展与挑战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于1990年6月。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趁打击苏共之机禁止了俄共的活动,由此引发“苏共案”。1992年,俄罗斯宪法法院对“苏共案”做出裁决,俄共解禁。1993年,俄共恢复重建,成为合法政党。自此,俄共以体制内反对派身份开启议会生涯,一度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实现了组织复兴。普京上台后,进行政党制改革,加强对议会的控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分化、打压俄共。俄共步入低谷,失去了国家杜马第一大党位置。俄共做出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并逐渐发展定型。在近三届杜马选举中,其得票率波动回升,长期稳居国家杜马第二大党。总体而言,俄共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当局。在有限生存空间内,俄共长期稳居议会第二大党的关键在于自身。在诸多属性中,反对派立场相对不稳定,是影响其得票率的重要变量。俄共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与当局趋同,削弱了其反对派政党底色。应对地缘政治事件的战略风险以及长期存在的自身局限是俄共面临的双重挑战。

“四个不容易”视角下苏共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现实、未来相贯通的大历史观,提出并阐发了“四个不容易”重要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指明了方向。苏共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深层原因是苏共未能始终做到“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严以治吏、防腐戒奢”“顺乎潮流、顺应民心”。苏共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教训有: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以严的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苏共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加强政治建设,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必须加强组织建设,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本文主要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俄文馆藏档案、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其它相关材料 ,详细解析了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援助再研究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抗战期间对于国共两党都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共产国际、联共(布)更倚重国民党的抗战实力,因而把武器和贷款等基本上都给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援助是多方位的,除了军事之外,对中共在经费、医疗、书籍资料及其他方面提出的要求都尽量满足,有时还主动帮助解决中共面临的一些困难。抗战后期,中共主要是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来解决自身困难的。

苏共执政体制的弊端与后果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这个联盟大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是这个大国唯一的执政党、领导党。党领导着国家、政府、军队各种力量,领导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党国"体制,这是一党制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因此,在苏联,党、国家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就拴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关键性因素。科学地剖析苏共执政体制的弊端和后果,有助于加深认识和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维护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建国以来我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三次改革

建国以来，我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三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第一次是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 年的直接体制内改革尝试，第二次是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年的体制外改革，第三次是 １９９２年至今的体制内改革。通过这三次改革，我党最终冲破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束缚，开辟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渐进改革之路。

苏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败本因探源

苏共表面虽然高度重视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但由于其言行不一,理论政策与实际作为完全悖缪,思想政治教育徒具形式,没有实际效果,最后只能归于彻底失败。

论英国共产党1956年危机的形成

1956年危机是英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所面临最严重和最危急的时刻,这一危机的形成与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秘密报告"的出台、匈牙利革命等事件密切相关。随着英共党内对"秘密报告"了解的增加,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核心的英共知识分子最先要求进行党内改革,但是,英共领导层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与党内的"团结",压制党内公开自由地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这引起了英共知识分子的不满与"造反"。加之苏联进军匈牙利,英共领导层支持苏联的行动,而英共知识分子却要求英共划清与苏联的界限。在英共领导层与知识分子党员的激烈对抗中,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脱党,英共遭遇自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并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付诸实施了这一思想,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最后导致了农民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轻视了共产党。

“胜利式话语”与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

政治话语体系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语言表征,包含了语言、思维、情感、道德和符号等多个层面的内容,是政党维系内部团结、凝聚共识的重要工具。苏联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突出地表现为"胜利式话语",其强烈的社会鼓动性、情绪的群体渲染性和发展的肯定式判断,为苏联一跃而成为超级大国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但在苏联社会内部矛盾不断累积的情况下,苏共意识形态面临三个"难以应对"的发展困境: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僵化难以应对开放社会多元意见的挑战;意识形态发展的不断虚夸难以应对苏联社会心理挫折的挑战;意识形态"犬儒化"发展难以应对从革命到治理转型的挑战。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使苏联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转型时期,"胜利式话语"反而为苏共消亡、苏联解体准备了社会思想土壤。

《共产党宣言》对苏东剧变原因的解读

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献,它对于我们今天再次解析苏东剧变产生的原因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我国当前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初次使华对中共建党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为推进世界革命,派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开展工作。作为第一位代表俄共(布)奉命赴华的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的重要使命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帮助中共做好建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干部准备。为此,他在1920年4月到1921年2月在华期间,积极帮助早期的中国革命者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俄华通讯社对十月革命进行报道,印刷出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指导各进步刊物宣传革命,创办外国语学社对进步青年进行理论教育,并从中选拔优秀者赴苏学习,等等,从而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

政治合法性的丧失与探求——中苏两党对比的一点思考

苏联共产党因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枯竭而丧失了执政地位。“三个代表、“三个文明思想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做出了新的探求。作者主要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对中苏两党加以对比解析。

人民利益代表的蜕变——苏联共产党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的教训与启示

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在于曾经作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蜕变成由少数人组成权贵集团,他们谋取私利,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利益实现的全过程看,共产党要真正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建立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利益表达制度、政治参与制度、监督制约制度。从根本说,只有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改变党的领导高度集权的现象,才能始终保证党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