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儒士张扬个性对时代文风的影响

宋初文风发展几经周折,它的演变固然与当朝政治、文学本身的发展有关,同时也与当朝儒士的个性紧密关联。宋初儒士张扬自信、有胆有识、刚勇有为的理想个性赋予作家责任与担当,用敢作敢为的血性磨砺了批判的刀锋,成为宋初文风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因而宋初儒士对时风的批判是有力有效的。而宋初部分儒士偏激狂妄的个性在有助于彻底一击时风的同时,又将文风引向艰涩或狂怪,使宋初文风呈现曲折变易的发展轨迹。

宋初“三先生”之孙复学术思想考论

"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以《春秋》学名于当时,学人们多从其思想意义或时代价值进行定位。孙复《春秋》学以儒家之道为理论基础,其代表作《春秋尊王发微》是儒家之道在政治上的具体实现。从中国学术思想的角度来看,孙复《春秋》学对宋初儒学复兴、两宋《春秋》学以及理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影响。

由绍继走向整合——心态视野下宋初士人的道统复振与重构

宋初的文化氛围在历经余劫之后,大体上仍延续着晚唐五代以来的文衰道丧之势。以柳开、穆修以及田锡等为代表的士人在救弊心态的影响下,开始自觉突破五代以来儒风陵夷的局面,他们皆以道统重建为己任,以古文复兴相号召,开启了北宋儒学发展最初的历史进程,但其间对于道统的理解与取径又有所差异。由个体境遇与主体心态入手,可以更为有力地揭示宋初道统、文统重建过程中的诸家面向,深入阐释这一时期道统复振与重构过程中的生动面貌与文化内涵,及其所带来的对文学尤其是古文创作的影响。

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

依据钱穆先生之说,对宋代的"新儒学"之称可有广狭之别,即广义的"新儒家"包括范仲淹、欧阳修和"宋初三先生"等,而狭义的"新儒家"则专指宋明理学家。朱熹所说"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即以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等为理学的先驱。范仲淹是宋代"新儒学"的开端,而"宋初三先生"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对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濓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都与范仲淹及其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统系”之变与宋初儒学的复兴

经历了唐末五代一百多年的世乱道丧之后,宋初学人以重修道统谱系为契机,掀开了儒学复兴的序幕。他们将荀卿、扬雄、王通及韩愈四人尊为"圣贤"而补入"统系"的做法,既出于儒学自身创新求变的学术探索,也意味着部分学者以儒道精神关照现实、救治"时弊"的文化自觉;此举不仅拉近了儒教与现实社会的距离,更拓展了宋初儒学的发展空间。如果说佛老猖獗和"师教"缺失等客观因素,为重修"统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庆历新政"以后,随着这些问题的基本解决,新"统系"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随着传统儒学向"宋学"的推移和发展,荀、杨、王、韩等人的"圣贤"地位也受到质疑,而宋初新建"统系"的影响遂宣告结束。新"统系"学术生命的获得与消失,既有政治文化传承与变革的复杂背景,又体现着传统儒学向"宋学"演进的内在轨迹。

宋初学术思想与周子理学

宋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学的初兴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宋初大儒的学术、思想或从横向,或从纵向对周子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宋初各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宋初的学术发展是周子理学产生的文化、学术背景,而周子理学正是宋初各家学派整合的产物。

“宋初三先生”学术贡献论略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和石介是汉宋学术转型期间的开风气的关键人物,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儒家道统,批判佛老时文;二是批判章句注疏,注重义理说经;三是讲求明体达用,致力内圣外王,对"濂洛之学"或程朱理学不无影响。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宋初三先生”在唐宋儒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

"宋初三先生"在唐宋儒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诠释经典方面,在经典范围上既重视五经又开始关注四书,在解经风气上从信奉传疏到怀疑经传,在解经内容上从以三纲五常到形上性命解释;第二,道统排佛方面,在道统谱系上较为庞杂,在道统人物评价上提高了孟子和扬雄的地位,在排佛老方面既从现实危害角度排佛又开始从概念理论角度排佛;第三,在形上心性方面,胡瑗提出和重视"理"概念,他的心性学说具有一定的杂糅性,其弟子徐积的学问具有"心学"特色,孙复和石介也有一些对心性的看法。

北宋初期诗学理论中的儒家思想

北宋初期,柳开、石介、王禹偁等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他们提出了鲜明的文学理论并积极从事文学批评或文学创作实践活动,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对"道"的提倡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使北宋初期诗学理论中弥漫着浓厚的儒学思想,为程朱理学的兴起和儒家诗教原则的成熟准备了丰厚的话语资源。

北宋初年三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管理问题探析

北宋时期,由于宋初三朝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朝廷对待各南方少数民族时的策略也在不断变化中,总的来说,宋朝的羁縻怀柔政策在这三朝得到不断的树立和强化,最终成为两宋对待各南方少数民族的主要策略。在具体的管理方面,基本采取因俗而治、减免赋税等宽松的处理方式,通过一系列管理政策的调整和落实,北宋稳定了对地方的统治,促进了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边境的安定。

略论理学对宋元易代之际南方儒士心态影响——以吴澄为中心

南宋末年,在理学的影响下,许多儒者对以时文取士进行反思。宋元鼎革之后,这种反思仍在继续。有些儒者在宋亡后坚守节义,隐居著述,以传递道统为己任。随着元廷推崇理学,广设学校,越来越多的南方儒者通过出任学官、参与讲学等方式,逐渐接受并融入新朝。

北宋前期政治文化探究——以文宣王庙为中心

北宋在吸取五代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尊崇文宣王庙等政治行动逐渐营造出崇文的政治氛围。宋太祖、宋太宗多次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宋真宗曾前往曲阜拜谒文宣王庙;北宋前期延续了对孔氏家族的优待政策,多次召见孔子后人;与武成王庙相比,北宋对文宣王庙更为重视。在北宋前期政治氛围的影响下,士大夫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政治主体意识高涨,这对北宋朝政产生了重要影响。重视文宣王庙祭祀是体现北宋前期政治氛围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