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的百年误读与思想真谛

孔子"克已复礼为仁"的名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深深的误解。人们多是把它归入政治学的范畴,认为孔子此语表 明了他恢复周礼的历史态度;而实际上孔子的"克己复礼"是道德践履问题,是伦理学范畴的一个命题。"复"不是恢复或返回, 而应当解释为"实践"或"履行"。"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践履礼的规范。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根本不是周礼 的维护者,而是周礼的颠覆者和叛逆者。他所提倡的"礼",已远远超越了周礼的藩篱,是在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奠基行为的规 范。

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

人的动物性的生本能是人要"活着"的生物性基础,人要"活着"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内在亲证,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是价值建构的原初动力。来源于历史实践的人类总体意识是价值建构的依据,人的自证是价值建构的形式,悲剧意识的兴起是价值建构的净化和保障机制。这种价值建构思想可以在最彻底的意义上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合理性。

从话语基调角度看《论语》英译本特点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对翻译有很强解释力。在语域理论框架下,文章以三个《论语》英译本为语料,探讨了基调与《论语》英译本特色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译本在角色关系、权势、社会距离三个次范畴方面,各具特色;同时,研究还揭示了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

“解读”在典籍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英译为例

典籍的翻译过程涉及一些重要的步骤,其中之一就是对原文的解读。本文以《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作为例子,探讨典籍翻译过程中解读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分析比较几个有影响的英译文来展示《论语》英译的复杂性,揭示典籍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发展及其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佛教的风行和兴盛,虽然打破了儒学的宗主地位,但是统治者尊孔重儒的措施、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新的解经方法的运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时期研究《论语》的专著大增,注训《论语》方法有所创新,因此,对于《论语》学来说,这是一个创新和发展的时期。

动态顺应翻译策略——评析《论语》两译本

语言动态顺应论可从文化的多维度视角阐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差异。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辜鸿铭和安乐哲的《论语》两译本进行了对比,认为辜鸿铭是顺应其传播儒家文化并得到西方尊重的目的而采用"归化"策略;安乐哲则是顺应文化平等尊重、相互融合的背景而采用"异化"策略。二者的译介实质都是文化翻译的过程。

从《论语》“问孝”四章的英译看正副文本对话语基调的体现

文章以19世纪早期《论语》四个版本的"问孝"四章的英译为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视角探讨了正副文本在体现话语基调方面的手段和作用,正文本作为译本的主体,译者主要通过运用语气、情态等系统资源来体现话语基调;副文本作为正文本的补充,译者通过副文本向读者提供话语参与者的地位和认同维度信息来建立起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显性的信息共享来体现话语基调。译者如果在需要副文本的地方没有向读者提供副文本,就需在正文本增加此类信息,以达到显化话语基调的目的。

《论语》英译的宏观变异与微观变异——以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和吴国珍译文为例

研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下讨论《论语》英语翻译问题,重点是分析变异。文章以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和吴国珍的《论语》英译版本为例,经由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变译方法,探讨《论语》英译的宏观变异和微观变异。研究发现,《论语》英译文对原文的变异普遍存在于语篇的各个层面,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有助于剖析变译方法语言层面机理,进而深入地分析和评估译本,而且有助于挖掘语言背后的译者表达动机问题。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论语》书名释义

《论语》之“论”作“伦理”解、圆通解、“选择”解、“讨论编次”解、“编纂”解都是不对的,而应作“议”解。《说文解字》释“论”为“议”。《论语》、《孔子家语》、《孔子家语后序》和《汉书.艺文志》中的“论”也应释为“议”。《论语》之“论”的动作实施者肯定是孔子,而不是此书之编者。与《论语》同时代的其它著作中也出现了许多作“议”解的“论”字。“语”具有“言说”和“辩论”之义。《论语》书名之义就是:孔子的议论、评论之辞及其与弟子的言说、辩论之辞。

《论语》中对孔子的称呼及其英译:语境理论视角

《论语》中的孔子,因地位非常特殊,对他的称呼变化多元。对此,不同背景的译者处理方法迥异。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为指导,围绕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可以对《论语》译本中对孔子的称呼的英译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孔子的称呼看似简单,翻译起来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语境理论有助于对相关英译进行评估。

《论语》语言的简约性与《论语》英译的多样性

《论语》语言简约性不仅是古代汉语的内在特征,更是孔子教育思想、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语言观的集中体现。对语言简约性的认同、接受与再现,反映出译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与接受。文章选取多种英译本中的实例,论述原作语言简约性与《论语》翻译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指出语言与语境的简约与含混成就了翻译的多样性,而翻译多样性又弥补了明晰化翻译策略造成的译本阐释空间缩小的问题,目的语读者依然能够感受到原作的辞约义丰。

论刘义庆的经学思想——以《世说新语》引《诗经》、《论语》为例

魏晋时期,儒家经典注释受到重视,涌现出一批优秀经学家。刘义庆通过其《世说新语》引用《诗经》、《论语》词句等方式,发表其对儒家经典的独特理解和感悟。刘氏的经学思想散见于《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主要表现为尊贤重儒、崇经推典,立足现实、经世致用,以文释经、创新方式,统合释道、会三归一。其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形成及其启示

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 ,汲取了宋代理学思想 ,有着鲜明的哲学观点。他对《太平惠民和济局方》的质疑 ,是在临床实践中产生的。其代表作《格致余论》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 ,至今仍有很强的实用性。特别是对中老年养生保健 ,仍被中外医家推崇 ,并遵循之。

曾子与《论语》

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高徒之一。在《论语》中被少见的称为"子",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儒学最重要的经典,在《论语》中,提到曾子的名字达17次之多,其中,记载他的言论多达15条。曾参父子同为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感情更为深厚;他为人朴实敦厚,有传承儒家学脉的高度责任感;他提出和阐发的孝道、诚信、修身、担当等见解,发扬了孔子的学说;他将孔子"一以贯之"的学说慨括为"忠恕",表明对孔子学说理解透彻,深得要领;孔子的嫡孙孔伋拜其为师,足见他已具备儒家学术传道者的崇高地位;后世尊其为"宗圣",也是对其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统传道宗师地位的褒奖。这都有力证明曾子对《论语》成书做出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论语》学三题

《论语》学作为传统专门之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问题众多。文章主要围绕《论语》的编纂、《论语》的意义解读及孔子的思想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力图在固有旧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阐释,为《论语》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孙绰《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分析

孙绰《论语》注集先秦、汉晋孔子形象之大成。在其《论语》注中,孙绰一方面结合三玄及其魏晋玄学的学术成果,继续将孔子老庄化、易学化,体现了《论语》在东晋的进一步玄学化特征;另一方面又结合东晋玄学家注经的返儒特色和当时佛学的深入,大力挖掘、恢复《论语》文本中原有的孔子圣师形象,保留了汉注中孔子神学化的痕迹,更将其佛学化,深刻地展示出东晋儒家经传诠释的两大特征———儒玄双修与援佛注经。

江州经学的崛起与范宁《论语》注

江州经学的崛起与兴盛,范宁在余杭、豫章的崇学敦教及其一以贯之的力批玄风、崇儒抑俗与忠而能犯的经学人格,使范宁《论语》注在玄、佛盛行的东晋经学中独树一帜。具体地说,范宁注文独有的特色就是在秉承儒经本旨、抱守汉儒尤其是郑玄朴实解经的基础上,兼容魏晋重义解的新学风:其既通训诂与尚音韵、考据;更重义解,通过义解来探求《论语》经文原意,发明先秦儒家的道德修身和伦理政治等孔门意旨。这与魏晋玄学《论语》注旨在借由义解而过分阐发三玄玄理,有很大的不同。

陆德明的《论语》学

陆德明在对《论语》源流演变详细考述的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论语》观。其《论语音义》一书,从字句、注音、释义、句读四方面对汉魏六朝的《论语》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保存了许多重要的《论语》研究史料。《论语音义》标志着《论语》学汉学系统的终结,在《论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论语》看孔子重视“雅言”

我国历代政府和有识之士对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应用都很重视。《论语》中提及的孔子倡讲的"雅言",就是以上古陕西语音为标准音的周代汉民族共同语。倡讲"雅言",是孔子"正名"的修辞观在语言表达上的必然要求;是孔子兴办私学教育的现实需要;是孔子传承文化典籍的必然选择;是孔子"从周"主张的重要体现;对当今我国推广应用普通话维护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