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ghai Institutes Work Out Ethical Code

As its contribution to a national crusade against scientific misconduct,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SIBS) recently came up With a code of conduct for its staff designed to ensure good research practice.

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道德空间智慧探论

道德空间是指个体以道德规范来调节自我身心,自我与他人、社会,以及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建构起来的价值空间。它体现为个体在道德关系场域中的得居其位和与外界的共生、共处状态。在以往伦理学理论体系中,道德空间并非显性范畴,但这并不能表明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就没有这方面的思想智慧。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就隐藏着丰富的个体道德空间智慧:一是“养浩然之气”和“慎独”学说蕴含的个体身心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养浩然之气意味着个体恰当安置身心于身心关系场域,慎独意味着个体自我内求道德并以合德方式谨慎把握身心关系,因此它们都是个体身心维度的道德空间建构;二是“仁”“礼”统一学说蕴含的个体与他人、社会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仁指爱人利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形成相互仁爱的人际关系,礼乃仁之具体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以及人们循礼而为所形成的礼和秩序,仁爱关系、礼和秩序都是个体人际维度的道德空间架构;三是“天人合一”学说蕴含的个体与自然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其中天即自然界,人是作为主体的存在,天人合一意味着天人合德,而天人合德即意味着人以道德规范来协调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共生、共处,从而展现出人与自然维度的道德空间意蕴。这些道德空间思想智慧对于人们协调自我身心关系,平衡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调节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和启迪价值。

儒家“成己成物”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成己成物”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理想,是儒家伦理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儒家“成己成物”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深厚的伦理关怀,其所具有的“参赞万物之化育”的自然价值论、“推己及人以至万物”的生态平等意识以及“成己以成物”的道德实践要求,为解决生态伦理学领域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问题提供了思路,为实现“两个结合”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同时也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启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荀子心性论的多元内涵及其伦理学意义

荀子“心性论”是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荀子思想理论体系的根基。荀子认为,人的天性本善,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各种诱惑和压力,人容易违背本性,因此需要通过修养和教育来调整和提升自己的心性。荀子的心性论有着多元的内涵,既包括对人性的宏观把握,也涉及对个体的微观分析。该文分析了荀子的心性论包括3方面的内涵:一是人性中存在本能的善恶之分,这种善恶不仅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也与后天的环境和社会因素有关;二是心性的高低有别,高尚的心性能够克制低级的欲望,保持道德的纯粹性;三是心性的修养需要通过自我反省和社会教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个体不能仅仅依靠自我意志力来进行改造。该文还提出荀子的心性论对于伦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强调了个体的自我修养和道德教化的相互作用,为后来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伊川易传》中程颐的史学思想

史学思想是程颐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易学思想是程颐史学思想的基础。程颐在解易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史实,范围涉及先秦至汉唐,打破前人“以经解经”的范畴。同时,他的“融经于史、经史互动”思想对浙东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史认识方面,他认为盛衰变化处于循环之中,在此循环之中,人占据重要地位,而君子又处于独特地位,进而指出人君的作为对于历史盛衰的影响。在历史评价方面,程颐重名教,将道德仁义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同时重视长幼、父子、君臣尊卑之序,坚持“男女有常序”,宣扬女主得权的弊端。对于《伊川易传》中程颐史学思想的探讨本质上是对宋代经史关系的探究。

从“天人合一”看当代生态旅游发展路向

生态旅游兴起与发展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人与自然协调一致正是生态旅游开展的理论基础。生态旅游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和总结,其中的生态智慧对于当今生态旅游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蕴含在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观中。这些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理念一脉相承。所以,通过分析儒道两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论述,可以探寻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路向——以生态伦理为指引,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与人格分离技术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兼论德国民法中的权利能力

人格是特定社会的准入条件,因而生物人与法律人的分离,乃是法律人格制度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中核心的要素,就是法律人格的“适格判断”的标准。在法律文明的早期,血缘、地域、财产等身份要素,充当着法律人格的判别标准,由此所引起的身份人格必然带有不平等的色彩。近代法律人格的基本特点,就是个人的伦理属性成为了法律人格的适格标准,由此奠定了近代法律人人平等的基础。《德国民法典》上的“权利能力”概念,是由实定法所界定的法律人格的适格条件,这一实定法上的概念,仍然是建立在关于人的伦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天人统一观是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寡欲节用是其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渗透环境伦理意识的政法理念。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显著的借鉴价值。有分析地借鉴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对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有重要意义。

儒家饮食观与中医养生

儒家饮食观中的“中庸”和“守礼”的思想,曾对古代中医食疗理论的形成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我国食疗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人人都享有健康保健的今天,儒家“中庸”、“守礼”思想表达的“无过”、“适度”、“节制”的饮食养生观,不仅与中医养生一脉相承,也与现代食疗科学的研究成果相符合。适应了现代人们要“吃出健康”、“吃出长寿”的需求,顺应了人们探索饮食文化、提高生活质量的精神追求。因此,继承学习和深入研究古代儒家的饮食思想,对于促进现代中医食疗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儒家传统金融伦理思想初探

本文试图探讨儒家的金融伦理思想。文章认为:儒家由人性自利的基础出发,强调金融合理的自然主义立场;由此进一步导出仁义为本的民本主义;智勇兼重的理性精神;礼让为先的合作精神等主要金融伦理原则。这些原则与诚信原则、互利互惠原则、节俭原则等一起构造了中国古代金融伦理体系。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从这些资源中吸取养料,在改造发展的原则下为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崭新的金融体系而努力。

陶渊明“神辨自然”生命哲学再探讨

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是其生命哲学的表述,包含着丰富的思辨性。陈寅恪、逯钦立两家分别从名教与自然及形神观这两种思想背景中寻求解释,标志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高度。唯以往研究,注重形影神三范畴内涵的分析,对组诗小序所示的"神辨自然"四字之真义,未有透彻的分析。其中包含多重思辨层次:首先,陶渊明将传统的形神相对的生命学说结构改造为"形""影""神"三个范畴,在此将魏晋流行的形神说与名教自然说两个思想脉络结合起来,并且将"神"从传统的生理、生命元素的概念,提升到一个包含着主体精神、最高理性内涵的哲学范畴;其次,陶渊明通过对形所代表的旧自然观的辨析,提出《神释》的新自然观,这一新自然观同时是针对东晋门阀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主流的思想,显示出陶渊明对玄学自然观原旨的继承与发展。

简论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统一观 ,尊重生命 ,兼爱万物是这一伦理思想的主题。寡欲节用是中国古代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渗透环境伦理意识的政法理念。不同于西方传统伦理学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先哲主张保持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是保证和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借鉴价值。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 ,有分析地借鉴我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对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伦理学 。

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

阮籍从崇儒转向拜道,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思想言行抗争司马集团势力。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形成是客观现实与独特个性相碰撞的产物,也是外在思想影响与内心冲突相结合的结果;理性分析其人格理想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他们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质疑成说,重述法史——四种法史成说修正及法史理论创新之我见

随着法律文献挖掘、整理取得重大进展,支撑法律史学的许多传统观点能否成立面临检验。本文在简述法史研究缺陷和需要重新审视的各种成说的基础上,重点针对至今影响颇大的"中国法律儒家化"说、明清《会典》"官修史书"及"行政法典"说、明淸"律例法体系"说、古代"司法判例制度"说逐一驳正,剖析其认识误区,论证新见之理据。呼吁学界以"质疑成说"为突破口,重述法史,并就如何推动学科理论创新提出建言。

论朱熹对儒家法制原则的改造

"明刑弼教"学说直接凸显刑罚功能,远不如"德主刑辅"粉饰统治阶级"仁政"的效果,故而在宋代以前难以获得统治阶级的青睐。为强化封建国家的政治职能,朱熹密切关注古代法制体系的具体结构,对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概念作了新的注解,对"明刑弼教"法制原则作了进一步阐发,添加了诸多新的内涵。

内儒外道:郭象玄学的思想归属及价值取向

郭象儒道会通的思想体系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为外在框架,以儒家经世治国的思想为主要内核,其根本目的在于重建一套合乎自然的名教秩序,以此安顿社会与个人。郭象用道家的"自然"来论证儒家"名教"存在的合理性,并为儒家的"名教"找到了形上依据,这是儒家内部对其名教走向穷途末路所作的一种自我挽救。郭象通过视三纲五常为人之自然本性、为圣王正名、树素王为道德榜样的主张实现了道家之消极"无为"向儒家之积极"有为"的转变,展现了其玄学"内儒外道"的思想归属及儒家化的价值取向。

论儒家的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从刘文英先生对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说起

刘文英先生是国内最早研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主要蕴涵在"参赞化育"这一命题中,并集中进行了两点阐释,其一是人类参赞化育的前提以及人类何以能够参赞化育,其二是人类以何种方式参赞化育。刘文英先生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概括为"泛仁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儒家主张人类以道德自觉的方式来参赞天地自然万物的化育,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情感的和谐关系,并由此承担起参赞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刘文英先生不同意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归结为人类中心论,但在笔者看来,人类中心论也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内涵,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只能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而儒家式的人类中心论,则是以人类的道义为中心,其结果是人类对自然万物承担起责任义务和付出道德关怀。刘文英先生所概括的"泛仁论的生态伦理"思想,事实上就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中心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

郭象“足性逍遥”的伦理分析

"足性逍遥"说是郭象伦理思想的核心。郭象关注"足性逍遥"的真正内驱力是为了从根本上消融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和紧张,从而为名教的合理性寻找一种内在的依据和支撑。同时,郭象阐述了一种"自然有为"的思想,为"足性逍遥"提供某种可能性论证。

论“孝”与“仁”的关联维度

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孝”与“仁”之间具有深层的关联维度。“血缘亲情”是二者关联的现实起点,“人性本善”是价值基础,“能近取譬”是思维方法。“孝”与“仁”之间的层级性的差异与连续性统一,生成一种认识、价值与实践层面的必要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