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以孔子的“仁学”及教化思想为根柢,建构德法(刑)并用,以德为主,刑为辅的治理体系,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奉行儒家“均贫富”的社会理想,以满足人民必要的生活需求、巩固“大一统”国家统治为目的,抑止权贵、豪强,平衡社会财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学生德育自我评价的内省传统与日记因应

学生德育日记自我评价是基于我国近40年来德育评价领域出现的学生道德自我失语问题而提出的改革之钥。溯源儒家心性修养论所倡导的自我内省法,主张在“反省内求”所意指的自我修养中提升德性,以“为仁由己”助推学生“育己立德”的德育自主评价目标导向。学生德育日记评价通过学生对道德事件的价值判断唤醒道德自我知觉和道德提升感,实现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帮助学生在日记叙事的自我反思中完成对道德情感的自我倾诉,发挥道德自豪对道德行为品质的强化功用,寻得道德内疚的疏解路向;适应学生道德动态发展特点,以合其志功的评价导向引导学生关注自身道德纵向发展。日记评价实践路向聚焦于日记自评与语文写作的融合、增值评价与过程评价的联合、自我隐私与坦诚沟通的和合,为学生道德自我评价提供适切的载体。

涩泽荣一与《论语》——探寻《论语》中的商业合理性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进程,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世界各地对ESG投资和社会责任(CSR)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商业道德”及“日式经营”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的商业道德思想。涩泽荣一(1840—1931年)出生于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从小便接受系统的教育,学习汉文,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书籍,并在其父的指引下学习经商。有人说,他成长的经历注定了他的人生选择;也有人说,是他善于利用儒家学说,是儒学成就了他,儒学奠定了他思想的基础。该文从涩泽荣一的角度出发,探究《论语》给予涩泽荣一的商业道德启示,以及他是如何对《论语》进行改造利用。

刘沅《诗》《易》恒解中的女性道德观

刘沅(1768-1855)是生活于清中后期四川成都的一位大儒。他著述极丰,其思想被称作槐轩学说,博大精深,代表性著作为《十三经恒解》,《诗经恒解》《周易恒解》是其中两部。《周易恒解》中刘沅通过《易经》义理和六十四卦中相关卦爻——《坤》《家人》《姤》《归妹》的内外含义建构了其关于先天女性道德观。《诗经恒解》则是在其先天道德伦理范畴下具体阐释的女性道德观。刘沅关于女性道德伦理的阐释,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儒家知识分子对全社会女性道德的总体评价和认识。刘沅从周代王公贵族的后妃妇德、夫妇之德、晚辈女性之德,以及《诗经》中女性失德的反面事例阐释了他对女性道德的看法。这在当时思想文化环境下是一种认识上的突破,无疑具有进步性。

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合性与知觉”——以朱熹和牟宗三的不同解读为引

对张载“合性与知觉”心性论思想的诸多解读中,朱熹和牟宗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以两位对“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不同解读为引,可以反观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全貌:张载以“天”“道”“性”“心”的思想脉络为基准,用“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对“心”进行界定,认为“知觉”上接“性”方以成“心”。这符合其思想体系中“太虚”本体的动态一贯之路,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完成了“修其本以胜之”的历史使命。具有双向动态义的“合”将“性”“知觉”和“心”统一起来,既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又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形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思想发展内在理路的巨大张力。

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建构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道德理论的建构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道德超越利益、“人皆有向善之心”和道德是自律的。其中,第一个原则是确立社会道德共识的必要条件;第二个原则是道德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第三个原则则为道德秩序的自我恢复提供基础。但是在帝制时代,儒家道德思想被改造为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沦为帝制统治的工具,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儒家道德思想的初衷。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东西方社会道德困境的产生原因,并探讨了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建构原则对于解决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意义。

先秦“比德”观的审美意义

"比德"是儒家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比兴思维是儒家"比德"观产生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比德"首先标志着先秦中华道德意识自觉,继而代表了先秦主体审美成果。以自然事象指喻人类主体德性的儒家"比德"观同时也呈现了先秦中华自然审美经验。以艾伦.卡尔松的自然审美适当性理论为参照,我们发现,儒家"比德"观所代表的中华古代自然审美其实是一种以主体德性、情感表达代替对自然自身审美特性欣赏的"不适当"自然审美。

孔子的道德理论及其特点

道德理论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和主体部分。孔子道德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其特点也极为鲜明。孔子把"仁"作为其道德理论的核心原则;提倡轻天道、重人事的人道观;主张"为政以德"的政德论;强调"仁以为己任",主张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注重实践,提倡以培养君子人格为目标的道德教育;注重内省,强调自身主观努力的道德修养,同时还提出了一套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和著述活动中所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及其思想体系,对我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我们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智的直觉与审美境界——牟宗三心体论的拱心石

道德意志自由本体能否"呈现",人对此本体是否具有"智的直觉",是20世纪新儒学理论代表牟宗三与康德对判的中心论题,也是牟宗三新儒学核心之心体论拱心石。这一争论聚焦于心体是否可能以"当下顿现"取代对未来的信仰。牟氏的心体圆顿缺乏实践中介而终究落实于心体自身的审美境界感,并以更为自觉、强烈的现代性时间观批判重构了康德判断力批判。牟氏道德哲学及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现代性意义实质是美学性的。牟宗三哲学的美学性质是超出牟氏儒家伦理本位情结并被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与中国美学史均忽视的一大课题。牟氏坚持道德心体超出审美境界的本体"呈现"与"直觉",实际突破了通常囿于艺术形式美与情趣生活美的美学视域而凸显出作为伦理行动的美。牟氏的道德理想主义心体论复现并发展了作为中国儒家美学深层代表的伦理行动美,而中国美学研究长期以道家美学及艺术学研究为主干。牟氏围绕伦理审美境界对心体意向宏大而精微的研究,客观上为20世纪中国美学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并成就了一种根基于中国传统的元美学。

体育的人性视域与伦理向度

儒家人性论认为,“天人合一”是人的“善”的本体与“诚”的现实相合一的“仁”的境界,人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现实中做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这在学理上不仅为解释时下体育本体和现实相分离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也为实现“人性体育”本体与“道德体育”现实相合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论中国传统教化的理论基础与组织特征

儒家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教化思想。探讨这一主流教化思想的复杂人性依据,剖析其独特的伦理政治诉求,感悟其严密的组织运行系统,对于当代道德教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无启发。

曹植诗歌之“骨气”析

曹植的诗歌具有“骨气奇高”的特征 ,但对于这个特征的理解颇多歧义。笔者认为 ,在曹植一生追求理想并屡遭失败的过程中 ,他面对骨肉相残的现实所表现出的或顺从权势 ,或抗争灾难 ,或沉溺痛苦 ,或超脱尘外 ,以及任性而行和持性而作等矛盾对立是其诗歌“骨气奇高”特征的具体体现 。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从儒家修身学说和亲民主张看中国古代政治观的传承

儒家修身学说所追求的境界既是务实的,又是高远的,它要求一个人由近及远,由己及人,不断修养,不断成长,在有机会致力于国家政治时,能够行仁义于天下,政恭亲民,秉公谋断,把实现百姓的福祉作为奋斗的归宿。正是这种古代倡导的儒家为政之道,蕴藉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深刻内涵。

可居可游:陶渊明田园思想审美意义新探

魏晋士人园林将可居的现实需求与可游的审美需要结合起来,以山水为核心突出了士人园林独特的文化意味。陶渊明的田园应置于此文化氛围中来考察,他在田园中的居处活动,与其仕隐抉择和人生思考是起伏相印的。与高门士族的山水庄园相比,陶渊明田园具有规模结构之“小”、景观布局之“简”、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之“和”等特征。依托田园的生命实践,陶渊明表达了以道抗势的道统意识,树立耕隐结合的自由人格,以及称心适性的自然人生观,赋予田园深厚的思想审美意义。田园作为可居可游的文化意象,在陶诗中才开始成熟丰富起来,田园归去也成为后世士人永恒的文化情结。

赋古典以新义,出新解于陈编——徐复观先生先秦儒学诠释述略

徐复观先生是20世纪屈指可数的思想与学术俱称大师之人物,其对于先秦儒学之诠释,体现了其返本开新之宏愿,亦见其疏释中国文化之雄心。其于先秦儒学之诠释,有其独特之方法与态度自觉。徐复观所诠释之先秦儒学,主要体现于人性论与德治思想两方面。其论建基于文献之梳理与归纳,其说深契于儒家义理之堂奥,深造自得,嘉惠学林,至今仍为难以逾越之丰碑。

董仲舒以“独尊儒术”为特征的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道德教化方面 ,以“独尊儒术”为基本指导原则 ,在对人“性”作深入研讨的基础上 ,提出“性待教而善”的重要观点 ,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 ,强调设“教化堤防” ,用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教化百姓。与此相一致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显德以示民”等道德教育方法。从总体上看 ,董仲舒的道德学说既有值得继承的合理因素 ,亦有需要剔除的封建杂质 。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德化与刑罚之间——理学社会教育中德主刑辅策略的基础探析

宋明理学家普遍坚持德主刑辅的社会教育策略,这一社会教育策略是其德主刑辅治国策略的重要体现。它既是理学家对先秦以来儒家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理学家对现实政治统治的反思以及理学思想体系特性的反映。由于理学社会教育中德主刑辅策略的提出有其现实性的基础,同时又有理学本体论与人性论的证明,因而也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内涵。

中国古代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历程与特征探析

本文探讨了中国古代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嬗变的历史轨迹 ,中国古代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中的基本特征 :勤、信、均、俭 ,及其对于指导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