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不断丰富了指导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的系列理论。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是一整套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时代特性、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相继与辩证耦合,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成果。因此,探析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有利于深刻领悟其价值意蕴与实践伟力,推动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为公平的正义与作为自由的发展——罗尔斯与阿马蒂亚·森的相互影响

正义和发展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何更快地发展和更好地实现正义,都是我们现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比较罗尔斯的正义观和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它们分别被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目的是揭示正义与发展这两种基本价值之间的一致性。"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是罗尔斯和森在长期的学术对话中相互借鉴和吸收对方思想的产物。正义观和发展观都必须回答什么是人们的真实利益所在,什么代表了人们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恰恰是在基本的利益观上达成了默契。正义和发展都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信念和尊重之上,都服从和服务于人的本质力量。

正确义利观：当代伦理生活的价值基础和行为指南

正确义利观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的价值视角，从人类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密切相关的高度，主张人与人、国与国以及己群之间摒弃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努力去寻求一种互利共赢的价值观，以此来实现新的更高阶段和更高层次的义利并重与义利统一。尚正义、讲情义、重道义与尊当利、求大利、贵公利的有机结合是正确义利观的基本特征。正确义利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社会主义义利观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的科学概括和全面阐述，是中国道德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基元和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对中华民族优秀伦理价值观的扬弃与总结、对人类义利思想合理因素的科学吸收与借鉴。

试析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构建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维护既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关涉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议题。作为一个被西方视作"异质文明"的新兴大国,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尤为紧要,但其战略重心与核心任务显然不是遵循西方式的外交、法律或军事等路径,而应从观念、路径、模式等层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在观念层面,中国应力避纯粹的物质利益观、狭隘的民族主义、褊狭的零和思维,树立正确的综合利益观、共同利益观、合作利益观;在路径层面,中国应力避偏重双边外交的传统机制,从推进经济外交、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军事合作等层面着力,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在模式层面,中国应力避以单边主义、黩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国际制度为依托的和合模式。

专利捐献原则的法理分析

按照专利捐献原则,专利法不保护在说明书中公开但没有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方案。捐献原则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是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动态平衡的结果。从法哲学上看,捐献原则体现的是一种矫正正义。从功能上看,捐献原则保护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确保了专利的公开功能,并维护了专利保护范围的稳定性。捐献原则可以在制度上证成公有领域的正当性。

思想力量、分析工具和批判武器——论作为侵权法哲学的“亚氏正义观”

“亚氏正义观”，即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分为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威慑正义的观点，至今仍是英美侵权法的哲学基础，对于在侵权法领域实现立良法、行善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此，介绍医疗过失责任法在英美法系国家两次改革的动因和发展脉络，分析“亚氏正义观”对侵权法改革的推动作用，并以疑难的医疗纠纷案为例，展示“亚氏正义观”在英国审判实践中的应用。主张“亚氏正义观”对我国在侵权法领域追求制度正义和司法正义，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六个必须坚持”视域中习近平义利观的哲学意蕴

习近平义利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义利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六个必须坚持”在价值立场论、能动反映论、方法原则论、实践归宿论、科学思维论和新时代天下观等方面的具体体现。习近平义利观为当代国际交往和人类和平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地蕴含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治本安全观”视域下社区矫正工作的改革路径

社区矫正是中国特色的非监禁刑事执行制度,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治本安全观是底线安全观的发展,其目标是追求矫正对象再社会化,努力向社会输送“合格产品”。社区矫正工作应当树立治本安全观,在有效监管社区矫正对象,维护社区安全的基础上,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帮扶,改变其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实现再社会化之目标。分析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现状,反思治本安全观指导下的改革路径,是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回答的重要话题之一。

正义的内涵与价值阐析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追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背景下,公平正义成为社会建设的首要价值目标。正义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其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制度,其本质目的就是利益的合理划分,而利益划分需要价值的指引。在价值正义观那里,价值成为分析评判社会制度规约下的社会合作之利益划分正义与否的标准和依据,这对于理解正义的涵义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利益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利益理论主要是围绕"义利之辨"展开的,通过对先秦时期、两汉时期、宋明时期及明清时期各个代表人物对义利观的探讨,可以得知,对利益的阐述始终离不开伦理道德,对利益的追求始终与"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占主导地位的是强调追求利益必须符合"义"。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行动——以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为例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时代中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策略。基于生命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运用官方统计数据,阐述了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的基本状况,及其对外捐赠的行为逻辑。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对外捐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彰显三大特征:(1)呈现捐赠范围广、速度快并以物质型捐赠为主。(2)体现生命至上的生命安全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越严重的国家,中国政府对其进行捐赠的时间越早、越及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越低的国家,中国政府越倾向对其进行物质型捐赠;国家治理能力越低、公共卫生能力越强的国家,中国政府越倾向对其进行情感型捐赠。(3)表现出义利相兼的正确义利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向中国捐赠过的国家,中国政府更倾向对其捐赠且捐赠频次更高;与中国政治关系紧密、伙伴关系的国家,越倾向对其进行情感型捐赠。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以中国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阐释了公共卫生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论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国际合法性:意义与路径

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国际合法性既关系到保护行动能否得到东道国的支持,也关系到国家声誉。该语境下的合法性应是指国际正义观念符合性而非法律规则符合性。国际正义观念具有时代性、相对性、建构性特征。时代性是指国际正义观念随时代发展而变迁;相对性是指各国正义观念存在差异,国际社会对不同国家的合法性期待也有差别;建构性是指国际正义观念常常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大国所积极建构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国际合法性建设应充分了解和回应国际正义观念的上述特征,具有时代应变性,体现当代价值;弥合国家间正义观念的鸿沟,并选取与本国国际身份匹配的正当性标准;同时不能止步于对国际法的文义解读,而要将实践经验理论化,塑造国际正义观念。

以正确义利观引领“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效能提升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是看待和处理国际交往与合作的重要理念,其核心要义就是重在求义、义利合一。民心相通是最坚实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落实正确义利观的重要途径。正确义利观融入民心相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环节的意义,不仅在于突破国际交往与合作中的价值认同藩篱,消解虚伪傲慢的“价值观外交”及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共同认同的价值观;而且在于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发力,促进民心相通建设效能的不断提升,更好地构建新发展格局。

共享理念:社会利益冲突纾解的新思路

在频发的社会冲突事件中,利益冲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沿着民众发起冲突与公共部门应对冲突之间的契合链条,不难发现,民众发起冲突的逻辑起点往往在于追求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而公共部门应对冲突的策略存在认知偏差。从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到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享理念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内涵,而这也必将能够对社会利益冲突的纾解创造缓冲空间。以共享理念为视角,从共享理念的基本要求、根本目标及核心价值出发,推进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打破不同主体间的自利性障碍以及再造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应是新形势下纾解社会利益冲突的路径选择。

浅析李觏的富国富民思想

李觏以义利并行的义利观为理论基础,以强本节用为基本途径,辅以调控与鼓励相结合的工商业思想,形成了体系完整的富国富民思想。李觏的富国富民思想产生于北宋中期,针对唐末五代以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而产生的新矛盾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试论《共产党宣言》的利益思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批判了资产阶级利益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集中体现为对资本增殖的渴望;资产阶级对利益的无限追求,不但使人处于异化状态,而且加剧了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资产阶级试图以“话语言说”的方式将其掩盖;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国际联合的形式开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才能维护其根本利益,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蕴含的利益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必须在推进“中国之治”过程中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必须在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统领作用过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善于利用利益分析法妥善处理社会利益矛盾,必须逐步培育公民正确的利益观。

孔子义利观在提升高校教师自身综合水平中的价值

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高校教师作为人才培养者,自身综合水平直接决定人才培养的效果。孔子对义利问题的探讨,在提升高校教师自身水平方面仍有很高的价值。同时对提升教师个人能力、加强职业道德、增强队伍凝聚力、优化教学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门矫正视野下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保护研究

在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与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分别进行社区矫正的语境下,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应该走向专门化和多元化。加强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隐私权保护,无论是从国家刑罚权、公共利益的实现还是从落实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角度来看都具有正当性。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在概念外延上具有交叉关系,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保护的主要难点在于对隐私信息这一客体的保护上。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的内涵主要包括对其隐私权客体的支配权、利用限制权、受保护权。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隐私权的保护应该选择单行式的独立保护模式,而不是分散式的附属保护模式。其远景目标是要构建起单行的少年法典、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专业化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项目、完备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配套机制。

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反恐刑事立法检视与应对

恐怖主义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依法反恐是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我国同样积极采取法治手段特别是刑事法治措施、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和立场,对恐怖主义行为进行类型化归纳、给予犯罪化评价和开展精准式打击,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与危害。考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出台以后的反恐刑事立法,呈现出对恐怖主义及相关行为处罚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处罚时间点不断前移等特点和趋势,犯罪圈进一步膨胀,刑罚圈进一步扩大。认真检视既有反恐立法,仍然面临共犯行为正犯化、预备行为实行化、“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定位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衔接与协调中失衡引发过度扩张隐忧、反恐刑事立法与反恐行政前置法相互抵牾等质疑和冲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需要强调社会综合治理,细化反恐刑法与反恐行政法之行刑全面、精准衔接,实现步调一致和高频共振;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领并正确理解和依法把握“打早打小”的反恐刑事政策要求,防止过度化、扩张化;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刑法基础理论精细化解释以化解面临的质疑;适时适度跟进最新反恐形势,进行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在内的“立法”更新,以依法、全面、有效、精准开展合力反恐、全球反恐。

《孙子兵法》与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孙子兵法》可以加强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播,弘扬兵学智慧,塑造大学生"仁智合一、以人为本"的人格精神,培养大学生建立在共赢基础上的竞争能力,使大学生树立理性的义利观,同时强化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