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研究若干问题辨析

以往的研究高度评价施琅将军进击澎湖、统一台湾并力主留台的丰功伟绩。近二十年来,时有标新立异之说,甚至附会庸俗政治,混淆是非黑白,蓄意诋毁抹黑。今就施琅与澎湖海战、台湾弃留、请封“天后”等争议问题进行辨析。

清代前中期宫廷西洋人的外语服务述论

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洋人活跃在清代前中期的北京宫廷,为皇帝提供各类服务,外语服务即为其中之一。宫廷西洋人以皇帝奴仆的身份,为欧洲各国使团访华、中俄外交谈判、教皇特使访华等外交事务提供翻译服务。为了在华传教事业,宫廷西洋人利用其译员身份助力或干扰欧洲使团访华活动,有意交好俄国使团成员,谋求中欧陆路交通可能性,但该群体的确无能力和意愿影响传统外交朝贡制度框架。此一时期宫廷西洋人还参与雍正朝内廷拉丁语学馆的教学工作,乾隆朝《华夷译语》“西洋译语”的编撰工作。清代前中期诸帝无意建构中欧交往及语言文化沟通长效机制,作为皇帝奴仆的宫廷西洋人也很少在服务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西汉皇帝的日常:汉宣帝朝会新制发微

当今学界对汉宣帝创立的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时间、制度渊源与生成原因认识不明。地节二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政,推行诸项新制,其中每五日一临朝,听取公卿百官各叙其职的朝会制度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应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由萧望之推动,其政治逻辑应源于宣帝对日常礼制的采纳,与数术相关。君臣悬隔的外在生态与宣帝综核名实的内在理念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宣帝改革朝仪,重视考核百官与允许临时进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修正了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重组了政治架构,完成了皇权的伸张,汉朝由此中兴。

“龙朔廷议”与《永徽律疏》的修改辨析

今本《唐律疏议》是体现中华法治文明连续性的最重要文本,其底本《永徽律疏》制定后的修改及其与今本《唐律疏议》的关系是历史和学术的重大问题。史载唐高宗龙朔二年廷议了同文正卿萧嗣业因嫡继母改嫁身亡而请申心丧之事,廷议后修改了令、礼及律疏。但今本《唐律疏议》的相关内容与龙朔廷议的修改意旨并不完全相符。结合心丧、解官服丧制度的发展,以及唐高宗以后礼、令的内容,可以审慎地判定龙朔廷议后只是部分地修改了《永徽律疏》,并且有些律疏是应改而未改。

乾隆的遗产:嘉庆朝官修图书与文化事业

嘉庆朝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官修图书编修机制,持续产出大型官修图书,维持朝廷对于文化事业的引领。在乾隆朝趋于完善的《御制诗集》编修机制规范着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创作行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存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从嘉庆朝臣子们宫廷献诗的情况来看,嘉庆皇帝对于朝廷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嘉庆朝的文化特色正是其在整体上受制于乾隆朝文化统治的“惯性”;当时士人风气的整体转变与嘉庆朝的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断层。

论杜甫的朝班记忆与谏官形象重塑

朝班记忆是杜甫晚年诗歌创作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杜甫在朝廷的谏官生涯虽然短暂,却构成了他难忘的政治回忆。在离开长安的日子里,杜甫以朝班记忆为媒质,不断忆写自己为官时期谏诤经历。记忆特有的补偿和修复功能,让杜甫在回忆书写中对自己的谏诤活动进行了建构性叙述。在这些叙述中,他克服了自己曾经极为卑谦的罪臣心理,用廷争、抗疏、折槛等词语描述自己当年失败的谏诤,勾画了自己理想谏臣的角色。在远离朝廷时,送友人入朝和太岁节俗等场景,触动了他的朝班记忆,他也用诗歌抒写自己深刻而执着的谏臣心理。杜甫晚年的朝班记忆书写,成功地完成了自己谏官形象的重塑,后世对他政治心理和朝官形象的认识和认可,也是基于他的这种记忆重塑书写。

再论明代公案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成因——科举歧视、说唱与小说理念对叙事的影响

学界常感叹公案小说不如西方侦探小说那么引人入胜。但此类比较未能很好地结合中国文化环境,也忽略了“引人入胜”叙事方式的某些内在机制。法医学知识和细密的故事时间是破案严谨的基石。明代科举和教育体系歧视仵作,强化了文人与法医学知识的割裂。限制计时仪器的发展,因此故事时间较为模糊。说唱常渲染作案经过以强化善恶对立,史传文化按时序叙述,导致隐藏作案经过的方式散见却未成主流。拟话本的题目与入话会提前叙述后文,设置反转和悬念时易顾此失彼。虚构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线索,可强化悬念,也使重要的线索与反转更难被觉察,结局更出人意料。但明小说作者视“奇”与“通俗”为手段而非核心,所以很少虚构假线索。悬念、推理和反转多散见却未实现精致的融合。此外,中国独创的密室情节值得更多关注。

清代宫廷画珐琅创作与皇权的关系探析

宫廷画珐琅作为清代中、西文化技术交流产物,更是宫廷御用造办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康熙满文批奏折》《康熙汉文批奏折》《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成做活计清档》等宫廷文献地再读,发现宫廷画珐琅的研发制作以皇帝个人意志为开端,生产制作地点围绕皇权所在,皇帝审美则通过提出制作要求、览阅画样、器型推荐、成品品评等设计及生产环节渗透到画珐琅作品中。因此,康、雍、乾三朝画珐琅作品各自风格的展现与皇权渗透下的珐琅艺术创作路径密切相关。

北宋前期太常寺与太常礼院的政务关系及运作方式研究

北宋前期的太常寺与太常礼院并非严格意义上“事不相兼”,寺与礼院官共议礼制,二司常由同一官员兼掌,朝廷在计算太常寺员额时亦会将礼院官纳入其中。在官员兼职与官署分隔两地的背景下,为保证礼仪公务中“常行熟事”的运行效率,太常礼院官提前在状纸上列署众衔并加盖官印,由太常寺官在空白印状上书填具体处理意见。这一“礼院故事”在减化公务运行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将礼院官手中的权力转移到判寺官手中,为后者的擅权创造了条件。在制定温成皇后丧礼仪制的过程中,得到仁宗授意的判太常寺王洙借此实现“钩摭非礼”。

情感交流与关系交融——论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

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从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有的年份甚至延续到正月末,持续时间非常长。年节之际,清宫廷举办诸如除夕、元日、元宵等节日饮食活动,举办频率高,涉及人员广,盛况空前。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年节饮食活动,依赖于包括皇室、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外藩王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而在各自的责任担当中,也强化了其作为王朝重要统治成员的身份认同,增强了宫廷凝聚力。在觥筹交错的氛围中,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渲染出浓厚的“缘人情而制,依人性而作”的情感色彩,其也成为团结蒙古各部,维护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方式。

从清宫到伦敦——传顾恺之《女史箴图》西传轨迹及外流成因再检讨

传顾恺之《女史箴图》于20世纪前后从清宫流出,辗转成为大英博物馆百余年来的镇馆之宝。因缺乏相关直接记录,画卷流出轨迹及成因等问题说法不一。实际上,《女史箴图》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流出清宫,被英国的克拉伦斯·约翰逊上尉带离中国。依据他写给大英博物馆版画及绘画部的负责人悉尼·科尔文的信件等档案资料及馆藏信息,该画卷的入藏性质属于金钱交易品。因此一种广为流传的“赠礼”说法不足采信,它与该画卷作为金钱交易品的入藏时间、性质、逻辑等抵牾不合。画卷是被八国联军侵略者从北京劫走,掠夺者指向英国军官约翰逊。

世积乱离与中晚唐早朝诗

中晚唐早朝诗在世乱的背景下,隐藏着诗人幽微心境的变化。与初盛唐相比,中晚唐早朝诗出现了清峭冷寂的风格。诗歌意象也产生诸多新变,朝着世俗化、偏重主观感受的方向发展。中晚唐早朝诗由单纯颂圣转变为文人聊以消忧的窗口,彰显着中晚唐诗人心态的内敛,仅用气势恢宏去概括中晚唐早朝诗有失偏颇。

初唐宫廷写经与日本古辞书

本文通过调查初唐宫廷写经中的25个字体,发现初唐宫廷写经的用字规范相比晚唐开成石经呈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开成石经的字体与其他时代、地区的标准文献的字体存在较大差异。唐代字样书促进了初唐标准字体向开成标准字体过渡。通过考察《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等日本古辞书对唐代字样书的援引情况,两书对同一字体所持的正字观并不相同,这可能反映了字体的历时演变过程。

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是一种极具张力性的关系范畴。在土司宗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生活实践中,土司社会通过隐喻的途径模仿王朝礼仪及其行政体系,借助王权进入、学习儒家思想、模仿王朝礼仪等方式,不断被整合到王朝国家内。模仿与隐喻构成了地方土司社会与中央王朝国家沟通的重要路径,通过这种模仿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土司社会认可,而土司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沟通也由此变得更为畅通。土司政权与王朝国家的这种互动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使之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对边疆地区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以及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

重北轻南,即在边疆统治方面重视北方、相对忽视南方的倾向,是封建王朝治边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这一倾向基本形成,以后延续了上千年。受其影响,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及边疆民族的原则,有不少是从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方法发展而来。因驻兵、屯田及经营的重点长期在北方,元以前中原王朝对南部边疆开发的力度较小。元与清重北轻南的倾向不甚明显,主要由于这两个王朝减轻了来自北部边疆的压力。重北轻南治边倾向的形成,与南北方少数民族有不同特点,南北方民族融合过程的差异,北方为历代军事争夺的重点,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易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等因素有关。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唐代“立、坐部伎”相关问题辨析

唐史文献中有关"立、坐部伎"14部曲目及其内容的记载,或详或略,大致相同,但对"立、坐部伎"的始置时间,却无确切表述。晚近学者研究考索之观点,也不尽相同。运用历史个案与时代背景综合考察的思维逻辑和历史学的"内证"方法,从认识宏观历史演变的基本面貌和理清具体史实的时间环节入手,排比史料,经过分析论证,结论是自贞观十四年起,"立、坐部伎"的曲目已各有4部,具备了设置乐部的基本条件。

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

唐代宗室管理机构比较完备,专职机构宗正寺和王府官与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唐王朝十分注重宗正的人选,尤其是宗正卿和宗正少卿多由德高望隆、戚属尊贵的宗室担任。纵观唐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不同时期宗室政策各不相同,带有阶段性的特点。高祖至高宗朝,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的奠基时期;武后、中宗和睿宗朝,初建的宗室管理制度旋即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玄宗朝整饬确立了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肃宗至唐末,宗室制度随着王朝政治的变化而演变。

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