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罪的出罪路径研究

司法实践中袭警罪适用范围过于宽泛。为了区分袭警罪罪与非罪及其与妨害公务罪的界线,需要从袭警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以及主体要件,开展袭警罪出罪研究。未同时侵害人民警察执法权益和人身权益的行为、不具有突然性和意外性的攻击行为、发生在警察执行公务尚未开始或已经完成时的袭警行为均不构成袭警罪。袭警罪的暴力仅限于直接对人身体不法行使有形力的狭义暴力。暴力袭击单独行动的辅警和超出职权范围行使职务的辅警,不构成袭警罪;醉酒者袭警不宜定袭警罪,可定其他罪名。

袭警罪实务认定困境与破解思路

《刑法修正案(十一)》单独设立了袭警罪,旨在维护警察的执法权威,确保警察执法工作的顺利展开。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人民警察的执法权。立足于这一法益实质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肯定暴力袭击仅限于对警察身体所行使的有形强制力,而人民警察不仅包括有正式编制的民警,在一些特定情形下也包括合同制的辅警。关于袭警罪的罪数关系,本罪与妨害公务罪是特别关系,同时构成本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应当优先适用本罪;如果一行为同时构成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则属于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罚。

处警遇短刀突袭的实战化防控战术研究

近年来,利器暴力袭警成为一线民警群体伤亡的重要表征,而处警遇短刀突袭的危险警情是造成一线民警致死致伤的主要原因。通过分析处警遇短刀突袭的特点与类型,针对处警遇短刀突袭的常见问题,探讨一线民警在处警遇短刀突袭时的防控战术。从遇袭防控战术理念、遇袭防控技能构成和常见遇袭警情的防控战术等三个方面构建实战化防控战术。

袭警罪裁判规则实证分析与体系性重释——基于609份判决书的分析

由于袭警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争议大,司法认定可能不统一,亟待检验。基于609份判决书的统计分析,发现大多数袭警行为即徒手袭击人民警察人身,且未造成实害或仅造成轻微伤以下的后果,也未被认定具有“突然性”。司法认定主要问题及其关联为:第一,存在“唯攻击论”倾向——只要打执行职务的警察、辅警即被认定为袭警罪,以抽象危险论;第二,问题密切相关,即若不考虑袭警罪的法益,自然不会考虑行为是否侵犯到该法益,也不会考虑袭击人或物、袭击辅警能否侵犯到该法益。针对“唯攻击论”的生成机制与问题传导机制,应体系性地重释认定规则。在机理层面,基于袭警罪由妨害公务罪之从重条款演进而来的立法事实,袭警罪的特殊性应成为理解的前提与规定性。在传导、解释层面,暴力袭击和警察职务作为袭警罪的特殊点,决定了该罪的法益是通过侵害人身而侵害的警察职务,这二者指引着其他构成要件的理解,即暴力袭击应是主动针对人身、达到阻碍警察职务程度的有形力,辅警在民警在场指挥下合法执行辅警权限内职务时受袭警罪条款保护。

暴力袭击辅警的刑法定性——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暴力袭警的现象频频发生且愈发严重,《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袭警罪进行规制。作为人民警察的辅助人员,辅警是否属于刑法中的“人民警察”尚有异议,致使司法实务中对于暴力袭击依法执行职务的辅警认定为妨害公务罪还是袭警罪存在分歧。以妨害公务罪定性的观点不能准确揭示行为的本质,在处罚上会存在量刑过轻的弊端,不符合刑法精准性的原则。以袭警罪定性的观点应以提倡,辅警虽不具有人民警察的身份,但可以协助人民警察行使警务执法权,讨论保护辅警协助人民警察行使警务执法权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加强对警务执法权保护的意旨。以袭警罪定罪时,暴力行为的认定应仅限于“硬暴力”,且不能造成超过轻伤的程度。

论暴力袭击辅警案的裁判标准及重构

考察《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前后裁判文书可知,暴力袭击辅警的刑事案件在当前司法适用中有诸多疑难问题且裁判标准并不统一。此类问题表现为难以区分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无法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行为对象,混淆对象与法益的侵害结果。解释论的方案选择上,“职务论”并不便于司法实践形成统一认定且与当前多数裁判结果相矛盾。现行立法下应以“身份论”为标准构建统一裁判规则,对肢体接触行为作消极评价;明确单一对象的认识错误处理以及共同对象的概括故意认定。

袭警罪限缩适用研究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以来,涉及袭警罪的案件数量激增,司法实践中对于袭警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仍存在较大争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袭警罪的适用存在泛化问题,且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为了加强人民警察执法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实现和谐的警民关系,同时防止袭警罪成为“口袋罪”,应当对袭警罪的适用进行合理限缩。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应当仅包括警察的执法权,而不包括警察的人身安全;袭警罪中的“暴力”应达到警察轻微伤及以上的程度;行为人实施的直接针对物而间接伤害警察人身的暴力行为属于袭警罪中的暴力;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中“正在”的理解应结合警察公务的关联行为进行实质认定。

作为独立罪名的袭警罪之实践效果及规范适用——基于1701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涉袭警行为的1701份裁判文书,发现暴力袭警独立成罪后案件数量得到有效控制,手段加重犯惩治力度提升,部分达到从严打击袭警行为的效果。但是,袭警罪犯罪构成缺乏统一认定标准、基本犯量刑轻缓,与立法目的之间存在龃龉。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即法律法规适用不清、“暴力”和“人民警察”概念内涵不明、司法裁量差异较大。为达到袭警罪立法的教化和预防效果,袭警罪的规范适用应当秉持“双重法益”和“核心法益”标准,使国家权威法益置于最优顺位;明确区分“执法权”主体,合理限制“袭击辅警”的入罪空间;进一步细化袭警罪的“暴力”层次,避免刑法用语的依附性,为袭警行为出罪预留空间,并通过普法和优化警情处理机制等社会措施强化人民警察的事前防护能力。

袭警罪司法适用的审视与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彰显了人民警察的公务活动在我国执法体系中具有的特殊地位。但是,袭警罪正式进入司法实践后对暴力袭警行为产生的遏制作用有限,执法领域的传统症结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袭警行为的高发态势。从执法层面、社会层面对袭警罪的司法适用进行重新审视,探究袭警行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此为基础对袭警罪的高发态势进行针对性回应,既要强化事前的有效防控,也要重视事后精准刑罚,是遏制袭警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的必然之举。

暴力袭警行为法律性质与内涵的教义解读

暴力袭警行为的法律性质是具有侵害人民警察身体健康法益的危险性。暴力袭警行为中的暴力,是指具有侵害人民警察身体健康危险性的暴力。人民警察所执行的职务活动,必须是带有公法属性的、具有"服从关系"的管理活动。正在执行的职务活动,既包括正在执行的具体职务活动,也包括与该具体职务活动具有紧密关联性的相关职务活动。依法执行的职务活动,必须同时符合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双重要求。执行职务活动的人民警察应当包括合同制警察在内。

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袭警罪,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增强了条款的平衡性与协调性,有利于实现"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价值取向。应该在司法适用上对其作体系性的审视,其保护的法益是执法权,不应包括警察的人身权。并非暴力袭击警察的行为一律以袭警罪定罪处罚。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人民警察""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等内涵和外延都需要作体系性的解释。在适用袭警罪时,还需要兼顾"两高一部"所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及妨害公务罪立法目的,并充分注意袭警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关系。特别是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

袭警犯罪预防与包容性执法理念研究

袭警犯罪高发是一个基本事实,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预防袭警犯罪对于和谐警民关系,提升警察权威意义重大,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现有的执法方式和理念,树立包容性执法理念是预防袭警犯罪的根本途径。

袭警行为法律规制思考

近年来我国袭警行为频发,暴力袭警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袭警行为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蔑视和挑战,损害警察合法权益的同时也降低了公众的安全感。目前,我国相关立法滞后是造成袭警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必须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袭警行为予以严惩,才能维护警察的执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袭警罪立法反思及制度建设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袭警罪。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此项规定虽然减少了犯罪认定成本,增加了犯罪打击的针对性,但却缩小了袭警行为的入罪范围,造成部分严重违法行为难以犯罪化。未来,要立足立法本意,将辅警纳入犯罪对象;将威胁等行为纳入该罪的犯罪构成;进一步阻断该罪与妨害公务罪的联接;将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故意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行为规定为袭警罪的从重量刑情节;要高度重视司法适用,减少不必要的警务活动,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确保袭警罪规制功能的实现。

论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面临日益增多的暴力袭警事件,必须加强刑事立法,使警察的执法权益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在刑法总则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内容中增设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有关袭警犯罪的内容,以加强对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我国警务联络官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

警务联络官，或称国际警务联络官，因其具有警察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和特定职能，又被称为“警务大使”和“警察外交官”。警务联络官是打击跨国犯罪、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纽带，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我国警务联络官起步晚、发展快．在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

袭警罪案件专题分析及规范化研究——以556篇袭警罪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目前,袭警行为并不罕见,但以袭警罪定罪的案件所占比例较低,其原因主要是袭警罪适用中定罪量刑的标准不统一,认定被告人从轻处罚情节宽泛,对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充分。在司法实践中,应制定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意见,统一司法认定标准;规范量刑规则,审慎适用从轻处罚制度;增强公共服务意识,提升执法规范化能力;维护警察合法权益,增强警察个人防护能力;加强舆论正面引导,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以维护正常执法秩序和法律权威。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关联性罪名的司法适用

关联性罪名的高频适用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的最大特色,作为关联性重罪袭警罪的适用,对"暴力"做相同理解的前提下,可以与妨害公务罪完全区隔,但是袭警罪的适用需要考虑警察执法的特殊性,在执法强度过当、执法程序重大瑕疵的情况下,有可能排除袭警罪的适用。作为关联性轻罪名的高空抛物罪仍应包含对公共安全的破坏,否则将完全挤压了治安处罚的空间。妨害安全驾驶罪中对公共安全的理解应做具体危险的解释方向才能真正化解修法之前对此类行为定罪的批评。

袭警罪之教义学阐释

暴力袭警行为单独成罪,巩固了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实现了刑法的规制功能。准确理解、妥当适用袭警罪的首要出发点在于本罪法益的教义学证成。为秉持刑法谦抑性、保证刑法公信力,必须维系袭警罪保护法益与自由保障的动态平衡。刑法教义学以保护警察正常执法权益为正当化基础,将袭警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作为逻辑起点,对法律条款中的不确定概念进行深入阐释。本罪暴力袭击的内涵采狭义暴力说,需从实质意义上明确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判断标准,对配合警察执法的辅警作警察身份的同质化考量,运用具体危险犯认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加重情节。通过严格规范袭警罪的司法适用,避免罪名认定的不当扩张,最终实现袭警罪之立法目的。

泰安“1·4”袭警案对强化民警执法安全意识的思考

山东省泰安市"1·4"袭警案存在的问题是信息匮乏,研判不足,警惕性不强,战术不当,缺乏合理的处置预案;实施车辆拦截的措施不当,缺乏必备的处置装备和专业处置警力反应迟缓。要培养民警执法行动的安全意识,应该强化安全来源于对执法行动的正确的思想认识,安全来自于携带装备的行动习惯,安全来源于警务实战行动的程序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