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寨地权习惯法的演进及其现实意义探析——基于滇中北部地区武定县S村的考察

武定S村为古老的彝族村落,对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和村公共用地的使用权习惯规则,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土地权利习惯规则,既有彝族传统习惯法的影响,又具鲜明的区域特点,对周边地区其他民族的土地利用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借鉴与融合中,其传统的土地权利习惯规则历经发展与变迁,仍然保留了一些较有特色的习惯。通过总结这些土地使用的习惯内涵与特点,探讨其对国家法律的补充功能,对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法治现代化进程下藏族习惯法的法律规制路径探析

藏族习惯法作为藏族社会传统法治文化的一部分,在藏族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其存在和发展也对国家法治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的建设程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因此有必要对藏族习惯法进行法律规制。针对藏族习惯法在面临国家法治现代化建设时所面临的转型困境,应从加强民族立法、对民间调解机制的引导以及推进法治教育等层面,来加强对藏族习惯法的法律规制。

基层党组织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运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在实践中领导和推动着其的实现。党的基层组织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到实处的关键力量。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如何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是我们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而立足于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习俗的尊重,合理科学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实现基层党组织与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条创新路径。

论习惯法的国家立场与社会立场

一直以来,法学家对习惯法的论述,主要坚持的是国家主义的习惯法论。该观点强调习惯法与其他法律的表现形式一样,都是主权者的命令。这种观点来自人们对在人民主权下国家的德性依赖和强力认同。但这种依赖与认同,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习惯法的国家唯一依赖,在国家权力越来越一家独大的困顿中日渐被解构。随之而来的法律多元主义思潮,助长了法律的多元性观念。法律多元性主要体现在非国家的习惯法之多元性上,它表明习惯法固然可以依赖于国家,还可以依赖于(多元)社会。国家的习惯法,立旨于裁判规则;非国家的习惯法,立旨于行为规则。国家的习惯法,来自主权者的命令,而非国家的习惯法,来自人们对反复适用,并具有权利义务分配功能和纠纷解决功能的习惯之道德信赖、利益信赖和公正信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基层党组织关系研究——以云南红河H县调查为例

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区别于其他基层社会治理,有着典型的特点和特殊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野下,结合少数民族的特点,针对民族地区历史发展的实际,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治理规范——习惯法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建设进行有机融合,创新治理方式,找到适合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新型路径和方法。文章以云南红河H县作为调查样本,通过对当地习惯法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系统梳理,找到习惯法与基层党组织关系的变化特点,在新时代进一步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进行重构,从而解决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问题,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整合

少数民族地区目前仍保留着传统而特有的社会关系调整机制即习惯法;与此同时,国家法的大量深入,逐渐成为社会关系调整的主导。两种机制的并存且同时发挥作用,必然带来两者的冲突与碰撞。为了切实增强国家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调整能力,协调并整合国家法与习惯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才是可行的。

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冲突与互动的思考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我们大量移植外来法律文化“西为中用”时 ,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长久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起着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但在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 ,它与国家法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 ,从而成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究竟表现在哪里 ?两者如何构建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

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体育习惯法研究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由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制定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体育规则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可以视同为习惯法。苗族、侗族传统体育习惯法带有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农耕崇拜等意识;体育活动场地、器材受到习惯法的保护;体育活动中恪守禁忌,活动时间因应时节,参加者受资格限制,活动过程遵从秩序,民间自治组织和村寨头人具有组织权责,获胜者享有特殊权利,体育传承遵循成规。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均衡路径探析

在民族法研究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阐述,同时辅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以探索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关系的均衡路径,并计算出二者关系的均衡值域。

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的当代变迁与走向——基于拉卜楞地区的个案分析

藏族生态习惯法文化以宗教文化为其精神基础,内容上涵盖了自然崇拜、自然禁忌、资源管理利用、资源纠纷的解决等方面。当代拉卜楞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运作现状表现为契合与冲突并存。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立足多元规则并存的现实背景下,生态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在契合中协作互动,通过沟通机制在良性冲突中寻求认知与调适,并通过预警机制预防可能发生的对抗性冲突。

试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处理好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既有法的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在法的规范、法的实施、法的价值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习惯法对国家制定法在调整范围、功能方面还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论习惯法的法源地位

法源在原始含义、基本构成等方面不排斥习惯法成为一国法制的渊源。从制度史上看,习惯法始终是人类法制上一个生动的渊源。习惯法在当代各国法制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规范上分析,习惯法在我国法制上至少应占据次位法源的地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民族习惯法研究状况及未来走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知识增长和理论进步。主要体现在重大学术事件的发生、标志性成果的取得、理论创新的突破三个方面。可以预期,未来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理论创新将更加深入,本土化趋势更为突出,民间法的实践更为加强,民间法的研究更加务实。

西藏牧区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西藏的民主改革结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现了国家制度和法制的统一,同时在西藏法治建设的推进下,牧区群众的法治意识逐步提高。目前在牧区存在国家法律和习惯法并行的多元格局,其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产生冲突和断裂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牧区的基层社会矛盾,然而也违背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依法治藏的重要原则。因此,需要在正视这一现象的基础上,提出牧区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整合建议,并从立法途径、法的适用过程及普法宣传等路径对其进行思考。

阿昌族习惯法的传承与社会功能

根据云南大学跨世纪民族调查——阿昌族社会调查资料 ,探讨了阿昌族习惯法的传承形式 ,分析了阿昌族习惯法的现实社会功能及其存在并产生作用的根源。文章指出 ,正确处理处于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阿昌族社会秩序问题 ,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阿昌族习惯法 。

格头村苗族原始宗教信仰与习惯法关系研究

格头村的习惯法是历史上的苗族习惯法延续和演变的结果。苗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守寨树崇拜、日常生活禁忌等内容中有很多规范属于以宗教禁忌形式表现出来的习惯法内容。通过“议榔”制定榔规的过程是通过举行仪式请神帮忙,借助于神的力量保证议定的习惯法内容的实施。宗教中的神秘力量是保证习惯法实施的重要权威。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农村承包地调整的影响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或者仍然具有较强影响力,是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和补充农村承包地调整的必要前提。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自身的缺陷为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承包地调整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农村承包地调整可以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

藏区法律冲突背后的利益博弈——基于民国时期甘南“杨麻案”的深度阐释

1942年发生于甘肃甘南地区的"杨麻案",从案发到平息起伏延宕,影响巨大。通过梳理甘肃省档案馆所藏档案材料再现本案的真实图景,20世纪40年代的民国政府政权下移过程中国家政权、地方精英与当地民众等多方主体之间,在甘南藏区这一地域内,以利益争夺为指向,以权宜性地运用国家法和藏族习惯法为理据的博弈格局得以明朗化。

回族习惯法是“活法”吗--基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实地调查的反思

虽然关于回族习惯法的文献大多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纠纷解决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从张家川县这一回族比例极高的回族自治县的实际情况来看,上述观点还有待商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无论从当地民众的认可度来讲,还是从纠纷处理过程中对回族习惯法的适用情况来讲,回族习惯法在当地纠纷解决过程中其实都没有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难以成其为当地的"活法"。

瑶族刑事处罚习惯法初探

瑶族是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居住在我国南方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瑶族形成了内容全面、功能突出、影响深远的刑事处罚习惯法。瑶族刑事处罚习惯法包括处罚方式、处罚种类、处罚执行等内容,表现出瑶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