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在线诉讼当事人权益保障的检视与路径探索

当事人权益保障体现了以当事人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确保了实现诉讼效益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在线诉讼中单一的程序选择权类型难以满足双方当事人需求、证人远程作证提高了质证难度、异步审理稀释了直接言词原则、个人信息保护与庭审公开之间存在张力。应当根据被选择事项性质合理确定选择权类型、加强证人远程作证技术保障、肯定异步审理的价值并明确边界、具体衡量审判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价值利益。

从“可望”走向“可及”:刑事在线诉讼完善的时空进路

网络技术产生了新的空间秩序与时间现象,在重构传统诉讼形态的同时,也引发了空间异化和时间错配的风险,使得信息会被“遮蔽”、画面会被“裁剪”,进而可能导致辩护边缘化、质证虚化、知情权弱化。在线诉讼也应当满足一种时空正义的要求,保障在线空间上的平等和时间上的同步以促进公平。在线认罪认罚应保障空间开放并充分释明,在线会见也要保障权利空间的专属性和私密性。对适用在线诉讼的时空环节进行甄别取舍,明确辩护人同意、在场且“在旁”、证据平台公平开放的空间规则,保障疑议证据的线下核实。增加确认环节以确保时间同步与信息对应,增设在线诉讼的知情权保障机制和必要性考量机制,赋予被告人设备更换权和程序变更权。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与远程视频作证——基本权干预的视角

面对刑事诉讼证人出庭难的实践挑战,远程视频作证成为技术层面的创新应对之策.然而,以证人在线出庭作为传统线下出庭的替代方案,存在正当性疑问.证人出庭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更是确保对质诘问权得以实现的程序保障.被告人与证人的直接对质诘问,是人的本能追求,也被国际司法规范认定为公正审判的基础性要求.从我国宪法文本出发,可以推导出对质诘问权的基本权地位.作为诉讼行为的远程视频作证,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对质诘问权的核心内涵,从而具有基本权干预的性质.为规范远程视频作证,确保基本权干预的正当性,立法需要为其设置适当的正当化事由,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同意、证人无法出庭及证人保护等.

以审控辩关系为视角:再谈我国刑事庭审质证实质化路径之本土优化

随着庭审质证实质化法理依据与制度规范层面磨合的不断深入,审控辩庭审质证关系呈现出各方依法独立、控辩双方既对抗又统一的新局面。然而,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庭审质证“走过场”现象,这极不利于庭审实质化司法改革的推进。因此,需要强化法官亲历且中立、控辩平等且对抗、辩方有效质证的要求,坚持“法官主持、控辩双方对抗性质证”的办案理念,遵循依法质证的规则,完善法官主持质证的相关规定、平衡控方庭审质证职权和有效落实辩方质证权利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以实现司法公正。

跨境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要素检视

择一或叠加适用人民法院所在地与取证行为地法律的证据合法性审查模式,不能解决跨境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实践难题。这是因为,跨境刑事证据审查判断包含的事实性要素和权利性要素相互分离,无法由准据法的选择适用模式进行整合。事实性要素具有共通性,若人民法院在进行审查时对有差异的中外取证程序进行功能比较,实际上就适用了双重准据法。但是,境外取证程序中的事实性要素未被全面识别,使得功能比较无从参照。对权利性要素差异性的片面强调,会阻碍辩方参与司法证明程序,带来事实认定错误的风险。目前,应从三个方面融合两类要素,优化跨境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一是在进行双重审查的基础上,弥合权利保障要求的差异;二是从功能主义立场出发,实质解释取证程序中的事实性要素;三是加强对辩方程序参与权的司法保障,彰显权利性要素在提升事实认定准确性方面的功能。

数字时代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困境及出路——以大数据证据为视角

数字时代,司法程序越来越“智慧化”,大数据证据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但这种嬗变给审判场域被告人质证权的行使带来了许多障碍。一方面,对于大数据证据所属证据种类尚存争议,加之被追诉方获取数据渠道的闭塞性和分析数据能力的有限性造成了数字时代新的“控辩鸿沟”,甚至出现了“数据倾倒”,无法实现控辩平等武装。另一方面,法官过度信任大数据证据,对该类证据并不进行充分实质的质证,有违“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这就需要突破法定证据种类的藩篱,明确大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新证据种类的地位并适用补强证据规则,赋予被追诉方数据访问权,强制大数据证据收集方出庭接受质证并允许被追诉方聘请专家对大数据证据发表意见,从而实现对大数据证据的质证。

新诉讼法规制下的鉴定制度评析

随着《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修正,我国的鉴定制度也相应发生了变革。新诉讼法规制下的鉴定制度集中体现于:鉴定结论更名为鉴定意见,赋予民诉当事人以鉴定申请权,统一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的法定情形,明确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规定重大犯罪案件中的鉴定人可享有特殊保护权,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保障当事人质证权和出庭作证的鉴定人的"受质权"得以有效地实现,取消为某些鉴定指定鉴定部门的做法等。但是,新鉴定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即:刑事诉讼中,未赋予被告方申请启动精神病鉴定的权利;鉴定人直接成为被选择或被指定的对象;鉴定人的收费权特别是出庭作证收费权被忽视,且鉴定费被等同于出庭作证费;未明确鉴定人与证人之间的差异。

论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的《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与修改,这对于提高司法鉴定的质量、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高法官证据采信能力、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均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应当通过限制法院依职权直接选任鉴定人、明确鉴定人出庭质证和对异地鉴定人出庭质证等措施加以完善。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交叉询问规则探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突出强调法庭审理的实质意义。在法庭审理中,进行交叉询问是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必然要求。我国虽然建立了交叉询问规则的基本框架,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交叉询问在运用中较为混乱、证人多数情况下不出庭作证以及交叉询问规则不完善等。因此,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及落实庭审实质化进程中,应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我国庭审中的交叉询问规则。

论刑事被告人的质证权

我国的质证制度在立法规定、操作规程、实施保障等方面存在缺陷,致使质证权落空。应在我国宪法中增设质证权条款并完善相关刑事诉讼配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保障刑事被告人质证权的突现。

警察继续盘问权若干问题

警察继续盘问权的行使与公民权利的保障密切相关。但实践中警察在行使这一权力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律相关规定过于抽象,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介于当场盘查和继续盘问之间的将嫌疑人带至公安机关的行为应当是独立的行政强制措施。继续盘问与传唤、拘传措施存在法律上的不协调性。

治安处罚实践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陈述权、辩解权是当事人的重要权力,其行使或放弃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实际存在的“态度罚”;“告知”的法律约束力只限于程序过程,对受处罚的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保证听证程序的正确实施;应严格依法执行治安传唤;治安调解应用具有特定性;盘问权不具有应用的普遍性。

证人拒证现状及其危害研究

无论在刑事诉讼还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问题一直是一个广泛存在、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它危害极大,既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损害审判的公正性,又不利于保障有关方面的合法权益,阻碍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破坏了直接和言词原则,因此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以提高我国司法审判的质量。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下的质证权保障与证人保护

刑事审判中被告人享有质证权,应予以保障。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保障证人的权利不得不采取一定措施对被告人的质证权进行适当的限制,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欧洲人权法院采取对被告人质证权的限制理由正当化与较佳防御手段优先适用的原则,以实现二者的平衡。欧洲人权法院的做法具有科学合理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论网上庭审对消费者质证权的影响

网上庭审在实践中的运行模式主要为微信庭审模式、类案全流程在线办理平台模式、远程视频庭审模式、微信小程序庭审模式。当前网上庭审仍存在降低消费者质证能力与价值等问题,对消费者的质证权存在不利影响。通过建立专业性与可实现性同时具备的全国统一的网上庭审平台,法官居中搜集证据、划出适合进行网上庭审案件的范围界线,线上证据争议线下鉴定等方式,可降低或消除网上庭审对于消费者质证权的不利影响。

刑事庭审实质化的权利推进模式研究

新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完善了我国办理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目标释放了更多的司法资源及实施空间。审视改革现状发现,技术推进型的改革模式是我国一以贯之的依赖路径,但“重实体真实轻正当程序”的传统观念、直接言词原则的柔性适用和被告人质证权的附庸地位构成了当前改革难以逾越的制度性障碍,单纯从庭审技术着手的改革模式难以为继。在域外的法治进程中,属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领域均呈现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并重下程序先行”的理念融合,以及排除书面证言证据能力的刚性规则与对被告人对质权的实质保障。根据我国的本土法治目标,可以适当吸收其有益经验,重塑“程序先行”的诉讼理念,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将改革模式从技术推进型调整为权利推进型,以回应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义。

质证权语境下刑事案件证人的保护制度

刑事被告质证权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可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司法公信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证人保护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司法实践中证人及近亲属人身安全遭受侵害的现象极为严重。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可运用远程作证,既节约了成本,又满足了"作证质证"的需要。

公安机关盘问、留置权的特性与运用

公安机关要切实做到合理、合法运用盘问、留置措施,关键要准确把握好特定性、限定性、广泛性、两重性、特殊性、规范性六个特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视阈下质证权困境刍议

质证权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术语,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中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第200条都涉及了质证这一概念。随着我国诉讼程序的不断完善,公民法律素养的不断提高,质证权也逐渐受到重视。在民事诉讼中,质证权不仅是当事人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更是当事人实际中会运用的一项程序参与权。然而,学界对于质证权的有关研究却乏善可陈。分析质证权在我国民事诉讼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保证当事人能够更加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质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