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化的哲学思考

《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属于再法典。鉴于其为程序法,因而再法典的主题应当为程序正义,这既是《刑事诉讼法》再法典的主题,也是修法的总原则。在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有三个修改关键点:一是法律运行方式要“以审判为中心”,这是程序正义存在两个利益方决定的;二是要“秉持无罪推定原则”,这是程序正义的正义本身决定的;三是要“落实控辩平等”,这是程序正义的成立条件决定的。再法典的实践中,只有以程序正义为主题,以三个关键修改点为原则,才能使《刑事诉讼法》修订得更加充分、科学与准确。

抽象危险犯反证的理论证成

在抽象危险犯立法日益增多的刑法活性化时代,研究抽象危险犯能否反证具有重要意义。抽象危险犯是结果犯,且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仅推定产生抽象危险结果。除一般产生危险的情形外,存在例外无危险的情形,此时应当允许反证出罪以合理限制处罚范围。反证既不违反疑罪从无原则,也不会将抽象危险犯异化为具体危险犯。所有抽象危险犯在理论上均允许反证。反证时,应当以行为人人身特性之外的客观情况为素材,在行为时以社会一般人标准考察是否存在抽象危险。此外,“但书”条款并非反证的适用依据。

反思与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法》归责原则研究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设定的过错推定责任不足以调整日趋复杂的信息处理关系。现行立法之所以设定过错推定责任,原因在于:一是大数据时代下人类自然理性无法有效应对已高度“黑箱化”的信息处理活动;二是吸收借鉴了欧盟GDPR与德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经验,即由信息处理方承担特殊归责原则。然而,随着算法等自动化技术兴起,侵权主体即便承担过错要件的举证责任,被侵权人的举证和诉讼能力依旧处于极端劣势。因此有必要从正义哲学观、道德立场和经济分析为视角,阐述构建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二元归责体系的正当性,并以侵权主体是否使用自动化技术来界定该二元归责体系适用范围,最终实现数据的商业利益和信息权益保障之间的价值平衡。

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

审判中心主义是法治国家公认的一条基本刑事司法原则，它是民主社会公正彻底地解决政府与个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客观需要，对于两大法系的侦查、起诉、法庭审理和上诉程序以及刑事证据法则都有重要的影响。我国诉讼法理论通说承认这一原则，但在现实司法中审判尚未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应当采取有力措施逐步由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

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比较研究——一种历时分析

无罪推定最初表现为一种富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法原则。但由于产生背景和发展进路的不同,无罪推定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功能定位和法律效果上有一定差别:前者将其作为审判阶段的证明规则,后者则以无罪推定的证据法内涵为基础,充分挖掘其程序法意义,将其塑造为具有多重法律效果的人权原则。二战后,无罪推定的国际化虽然推动了无罪推定法律效果限制和生效范围的一些共同基准的形成,但对各法系无罪推定法律效果的影响并不均衡。

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

当前有关推定的研究存在三个误区:在基础观念层面,将推定混同于个案性的事实推定或法律拟制;在效果界定层面,无视推定类型的多元性,而对其效果做单一的甚至错误的界定;在价值评价层面,对刑事推定的适用持毫无保留的肯定态度,轻率地认定刑事推定与无罪推定原则之间并无冲突。文章认为,推定与推理在约束力的来源与是否具有普遍的强制性上存在本质区别;不应以单一的标准抽象地区分推定与拟制;推定的法律效果具有多样性,界定其效果须考虑五个因素;刑事推定在威胁无罪推定所代表的基本内容与价值的同时,又侵犯到被告人的权利,还可能涉及立法权的实质合理性问题。

有罪推定基本问题研究

广义的有罪推定,从涉及的文化场域划分,可划分为宗教意义、伦理意义、法律意义和日常观念上的有罪推定。在历史上,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甚至混合,并且在功能上具有正、负的二元性,在特定的法律文化中,甚至具有多元性功能。对有罪推定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其残余形式的源流,也为理解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提供了理论前提。

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解读——一种诉讼法哲学分析

无罪推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乃至宪法原则。无罪推定在各国立法例中虽然有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表述方式 ,但其基本内涵却是相同的 ,即 :任何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并由法院判决确定有罪之前 ,应作为无罪公民对待。作为一种关于正义的规范性命题 ,无罪推定原则具有内在的基本特征和诉讼程序规则 ,具有深厚的社会哲学基础和重要的政治法律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 ,无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成为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时代课题。

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与制度防范——以张氏叔侄案为标本

以张氏叔侄案为标本观察,错案产生具有理念和制度层面的原因。其中,破坏罪刑法定原则、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公、检、法机关相互制约观念弱化,这是错案产生的理念原因;法治理念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错案中一系列的违法行为具有制度上的渊源;权力监督与制约规范缺失,诉讼监督机制不健全,司法地方化等是错案产生的制度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及应对

无罪推定原则要求通过刑事诉讼中的无罪化机制维护被追诉者实体利益,避免冤案发生。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典型案例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现状。我国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对有罪证据存疑的案件倾向于持续追诉,而非对案件进行即时无罪化处理。在有罪推定理念之下,持续追诉的程序潜规则盛行,其背后存在着容许部门利益膨胀的体制空间。司法体制产生的现实阻力,是无罪化机制过程性失灵的根本原因。与之相比,公安司法机关内部的工作机制只是附随因素。克服无罪化机制的过程性失灵应着眼于:程序裁量中的即时无罪化策略、无罪化机制的制度完善、司法体制等程序外阻力的消解策略。

论我国保释制度的建构

文章从现代保释制度基本精神与运作模式出发 ,分析了保释与公民基本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以及我国取保候审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指出 ,保释制度应该是无罪推定的合理内核。如果坚持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该以保释制度代替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 ,并对于审前的强制措施彻底改造 ,确立保释是原则 ,羁押是例外的指导思想。

“幽灵抗辩”与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之完善——以台湾地区相关案例为视角

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刑事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通常情况下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该规定以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为目的,符合无罪推定原则。"幽灵抗辩"的出现使仅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方式成为不可能。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应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积极抗辩"理论,修正原来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实行证明责任转移并适度降低被告人的证明标准。

无罪推定原则之多维分析

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法律意义、价值评判仅停留在部门法的层次上来认识是不够的 ,其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一条法律原则 ,而且是重要的人权准则。从概念分析、逻辑分析、经济分析、规范分析、现实分析这五个维度出发 ,深入地阐释了无罪推定原则深厚的价值底蕴 。

略论刑讯逼供的成因及矫治

刑讯逼供深为人恶 ,但屡禁不止。本文从多角度多层次剖析刑讯逼供的成因。以我国实情为基点 ,结合国际通常作法 ,作者提出以彻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为核心的综合矫治策略 。

无罪推定原则研究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对于确保被告人在审判中受到公平对待、参与法庭判决制作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其思想在我国古代已有体现 ,但真正现代意义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大革命胜利的成果。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确立完全意义的无罪推定 ,但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在正确理解无罪推定原则时 ,我们应注意该原则与实事求是、沉默权。

论权利放弃——以无罪推定权利为视角

人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以放弃的,人权中的具体权利有些是可以放弃的。所放弃的权利必须是合法权利,必须是本人的权利,应当是自愿放弃,放弃权利不能违反法律、不能影响他人的权利,放弃权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放弃人承当。以无罪推定为例,无罪推定作为被追诉人的权利在一些场合是可以放弃的,确立无罪推定放弃机制将有利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利于司法公正和效率,有利于保障人权。

无罪推定的逻辑形式

文章区分了3种关系———事实关系、认知关系和法律拟制关系,认为无罪推定是一种法律拟制,而不是单纯的认知活动。同时对无罪推定的逻辑形式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无罪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一种正确的逻辑论证,而不是“以无知为据”的错误论证,无罪推定并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

论媒体报道涉罪人员姓名的规则

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对媒体能否报道涉罪人员姓名问题的域外规则有很多误解。比较研究表明,诉讼期间可以报道涉罪人员姓名是大势所趋,但判决后罪犯的姓名除美国外各国都禁止公开。各国对涉罪的公众人物和未成年人姓名公开规定了特殊的规则。我国新闻报道中涉罪人员姓名公开规则的确立应当考虑以下四个方面:对涉罪人员姓名"以公开为原则"的现行做法值得肯定;禁止对未成年涉罪人员实名报道但不能过于绝对;实名报道涉罪公众人物的做法应当坚持;应当谨慎确立不当公开涉罪人员姓名的行为责任。

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

面对死刑的人,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后分别称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充分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是有效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规定得较为系统,在有些方面已达到国际标准,但在另一些方面还存在差距。为了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人权,需进一步从获知权、辩护权、无罪推定、沉默权等方面加以完善。

合宪性推定原则：一个被误解的概念

对合宪性推定原则一直以来存在误解,认为其即(限定)合宪性解释。本文通过对合宪性推定原则概念的梳理,说明合宪性推定既非合宪性解释,亦非法律推定意义上的推定。合宪性推定原则是司法谦抑的要求,它主要决定了在宪法诉讼中由谁来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最后,考察了相关争论并予以批驳,进一步明确了合宪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和存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