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关系法中的国家豁免问题研究

国家豁免问题是对外关系法的重要方面。《对外关系法》第36条对国家豁免在内的各种豁免问题做出了原则规定、提供了法律指引。《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对国家豁免问题做出了全面规定。该草案适应时代变化,体现了限制豁免论,旨在在尊重外国国家主权的同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所规定的外国国家豁免制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般原则、管辖豁免的例外、执行豁免的例外、特殊诉讼程序问题、外交部门的作用。尽管《对外关系法》和《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比较完整、全面地形成了我国的外国国家豁免制度,但《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未规定国际习惯在国家豁免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国家豁免问题的发展与国际习惯的关系密切,这是一个需要得到关注的问题。

AIIB协定下国家豁免原则与中国法的冲突与协调

亚投行作为首个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国际金融组织,从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积极态度和经济实力可以知其将如期在2015年年底前成立。亚投行的运作在受到国际法和中国法双重约束的同时,也给中国法和中国法院带来新的挑战。正如AIIB协定在国家豁免问题上采取的是限制豁免立场,但中国向来主张绝对豁免。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发展,限制豁免立场被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国内立法所采纳,同时也被国际公约等接受。国际实践从绝对豁免向限制豁免发展到当下,中国有必要适时改变立场,通过制定有关国家豁免的专门性法律来明确采纳限制豁免。在法律出台之前,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来弥补立法空白。

脾与现代免疫相关性探讨

联系传统医学“脾”的相关理论,结合现代免疫系统的内容,认为人体后天之本“脾”与现代免疫息息相关,是免疫体系中重要的物质基础,赋予“脾藏象学说”更多科学上的推论,并将脾与现代免疫的相关性用于指导疾病的防治。

意大利的国家豁免立场探析

意大利在国家豁免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为数不多的从19世纪就坚持"限制豁免论"的国家,在成功地引领了"绝对豁免论"向"限制豁免论"的转变后,意大利又开始挑战它原本的主张。在最近的一系列战争损害赔偿案件中,意大利认为国家豁免构成了人权保护的障碍,并因此否决了德国的豁免权,甚至执行了德国的国家财产。尽管意大利的法院在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时一直采取这样激进的做法,但是当意大利在国外被起诉时,它却会主张最大程度的豁免。因而,意大利对国家豁免问题的立场在对内层面和在对外层面并不一致,其目的是实现对国家利益的保护。

国家行为原则与主权豁免关系之实证分析

国家行为原则和主权豁免理论是国际法中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适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但是,两者极易混淆。国家行为原则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决定了它与主权豁免理论既存在密切联系,又存在本质区别。美国的司法实践活动揭示出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对国家行为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国有船舶的有限管辖豁免

国有船舶管辖豁免经历了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以来,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判例、国际条约等实践将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排除在管辖豁免的范围之外。但在对国有船舶豁免范围予以限制的同时,应当注意明晰以下三个问题: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应当依据船舶的用途来界定;国有企业对于所经营的国有船舶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国有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一国法院不得任意扣押与当事船舶无关的其他国有企业的船舶。

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

二战后,国家不再是战争赔偿的唯一主体,受害者个人成为战争赔偿的重要对象。故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由于日本未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因此一直借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拒绝向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亦屡讼屡败,中国的受害者不得已转向本国法院寻求最后的救济,但国家豁免规则成为中国法院进行管辖的一个主要法律障碍。新近意大利宪法法院坚定支持强行法豁免例外与属地侵权豁免例外为民间索赔指出了一条新路,中国可效仿意大利法院利用国际习惯的造法特点参与创设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则,确立中国法院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权。这样不仅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而且也可借此提升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力,更能让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及强掳劳工与慰安妇等暴行昭然于天下,成为挫败日本右翼挑战战后秩序的强有力武器。同时中国政府与民间一起共同努力督促日本全面反省其战争责任,或可最终通过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如若不然,借鉴韩国模式亦可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评析

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肯定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对限制豁免进行了认定。当今的国际社会,限制豁免更易被接受。限制豁免是国际法规范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制定《国家豁免法》,明确规定限制豁免的做法。

限制豁免中国家商业行为的判断标准及我国的对策

限制豁免将国家行为分为商业行为和非商业行为,前者不享有豁免而后者享有豁免。单纯采用性质标准或目的标准判断国家行为是否是商业行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兼采性质标准和目的标准的混合标准可以兼顾国家主权利益和外国私人的合法利益,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国相关立法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

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提出对于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民商新秩序要求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果国家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享有豁免权,则不利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关于国家豁免的范围,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的分歧。绝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背道而驰,相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相契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一次在全球性国际公约中规定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原则,标志着限制豁免说彻底战胜了绝对豁免说,是国际民商新秩序构建进程中的里程碑。

对国家豁免若干问题的再思考——兼论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立场

豁免问题在国际法上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有了国际法,就有了豁免制度。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发展起来,成为近代国际法最根本的原则和基础,国际法上的国家豁免问题由此产生。尽管国家豁免问题在现代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但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本文尝试从辩证的角度质疑和剖析当前国家豁免的两种主要理论,并探讨今后我国在此问题上应持有的立场。

国有船舶在外国法院的管辖豁免问题研究

国有船舶豁免理论认为,对任何国有船舶的诉讼也就是对国家的诉讼,因此国有船舶同国家一样不能在外国审判机关中作为诉讼标的。目前的限制豁免理论认为,用于政府商业性用途以外目的的国有船舶不得享有豁免权。但是,拥有但不经营船舶的国家不应以任何方式被要求对船舶的经营负赔偿责任。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浅议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 ,有绝对主义和限制主义两种主要理论。我国在实践中赞同绝对主义 ,但这方面的立法尚待完善。

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另五人诉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一案的反思

中国内地坚持国家绝对豁免,至今没有受理过以一国为被告的案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另五人诉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一案引发了对我国在国家豁免制度立场的思考。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它从绝对豁免主义走向限制豁免主义,虽然我国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了灵活处理的方式,但这还不足够,应从国家利益出发,长期来看应制定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法,短期则应根据个案事先做好法律评估,事后积极应诉。

论限制豁免主义的商业交易规则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明确宣告了绝对豁免主义的终结,其第三部分"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列举了不得援引管辖豁免的八种情形,其中商业交易是限制豁免原则的核心问题之一。《公约》规定了商业交易以"性质标准为主,目的标准为辅"的判定规则,并对商业交易界定中的国际私法问题及国家与国有企业行为的责任关系作出了规定。本文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公约》在确立相对豁免原则及建立框架以协调各国在执行该原则的实践方面有重要意义。

国家行为理论在美国国际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国家行为理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审判原则。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国家,自1897年的Underhill v.Hernandez案以来,国家行为理论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国家行为理论在适用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适用标准的界定,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法院并未对这一原则进行明确的界定,对于国家行为理论的界定标准是建立在判例的基础之上的。国家行为理论在适用的主体、范围和结果上都有自身的特点,并且也有其独特的适用价值取向。中国作为日益发展的大国,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也时常面临着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被诉的情形,如果能适当的将国家行为理论加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弥补我国坚持绝对豁免主义所带来的不足。

论外国国家侵权行为的管辖豁免

受到限制豁免主义的影响,一国在因其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诉讼中不得援引管辖豁免已逐渐被各国接受。但是,各国在对外国国家侵权诉讼的管辖权问题上仍存在不同的立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按照限制豁免主义的要求,在侵权诉讼中一国法院能否对另一国的主权行为行使管辖权;其二,在针对外国国家的侵权诉讼中,一国法院行使管辖权需要具备多大程度的属地联系。在国际法发展的现阶段,因外国主权行为造成的侵权在国内法院仍享有管辖豁免。国内法院在对外国侵权行为行使管辖权时必须具备充分的领土联系。中国在《外国国家豁免法》第9条规定了对外国国家侵权的管辖豁免例外。这一例外所针对的主要是外国国家非主权行为所致的侵权案件。在行使管辖权的条件方面,第9条强调了侵权行为实施地对于确定管辖权的决定意义,从而限定了中国法院对外国国家侵权案件行使管辖权的空间。在执行问题上,这部立法表现出一定的绝对主义倾向,它采取的“与诉讼有联系”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缩减了可供执行的国家财产的范围,这可能使那些在侵权诉讼中胜诉的私人一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遇到障碍,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私人一方将外国侵权诉诸法院的意愿。

论中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的限制豁免制度

外国国家豁免制度是一个涉及政治和法律、外交和司法的交叉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下文简称《外国国家豁免法》)实现了从绝对豁免政策到限制豁免制度的转变,由外交中心主义转变为司法中心主义。虽然《外国国家豁免法》整体上是一部由法院实施的程序法,但外交部就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得到法院采信,且外交部有权在其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时出具意见供法院参考。《外国国家豁免法》推定外国国家享有管辖豁免,同时规定了7项得到广泛认可的例外,包括外国国家放弃管辖豁免,外国国家在中国领域内从事商业活动或者在中国领域外从事商业活动但在中国领域内产生直接影响而引起的诉讼,外国国家因在中国领域内全部或部分履行的劳动或者劳务合同引起的诉讼,外国国家在中国领域内造成的侵权赔偿诉讼,外国国家因财产的所有、占有和使用事项在中国领域内引起的诉讼,外国国家在中国领域内因知识产权归属和侵权等事项引起的诉讼,外国国家因仲裁协议、仲裁裁决和其他对仲裁进行审查的相关事项在中国领域内引起的诉讼。《外国国家豁免法》规定了司法强制措施豁免的3项例外,意味着外国国家财产接近享有绝对的司法强制措施豁免。

中国国家豁免立法中的对等原则:概念内涵、法理依据及制度设计

实现对等豁免是中国国家豁免立法的重要考量因素。所谓对等豁免,是将对等原则作为主张或给予国家豁免的适用条件,其不同于国家责任法语境下的反措施,也有别于外交豁免领域的对等原则实践。对等原则作为应对国家豁免规则冲突的法律工具,能够灵活调整国家豁免范围,兼具防御性与进攻性功能。对等豁免不是国家豁免的虚无主义。适用对等原则并不当然导致国家豁免标准的不确定性,也并非所谓的双重或多重标准。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对等豁免的政策主张予以法律化,其适用空间不断扩展。中国国家豁免立法应当结合自身的利益定位在国家豁免规则的“模糊地带”表明立场,与此同时应明确规定对等原则,充实法律工具箱,防范他国恣意否定国家豁免。对于适用对等原则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等问题,可以通过法律化的制度设计,细化对等原则适用的情形、程序和条件,将其不利影响控制到最小。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适用问题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机制是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运行的重要保障,而国家豁免的适用则是投资仲裁裁决执行中的主要障碍且难以避免。实践中,投资仲裁裁决的执行面临着仲裁裁决效力与国家豁免抗辩的表面冲突与处理难题,同时涉及公约原则与国内法律的适用关系,以及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的适用选择与判断标准等问题。对国家豁免原则的适用问题,本文分别从ICSID仲裁与非ICSID仲裁二个层面,分析《ICSID公约》机制与《纽约公约》机制在处理裁决执行方面的特点与区别,并结合投资仲裁的实际案例予以说明。本文旨在揭示投资仲裁裁决执行实践中正在形成与可行的原则与路径。本文认为,有限豁免理论并不改变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的一般原则,只是使国家在特定情况下不享受豁免权的保护。这种豁免例外实际上决定了国家豁免的范围和程度。关于裁决执行的法律适用,本文认为,虽然《纽约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承认裁决具有拘束力,但实践中胜诉方申请执行裁决时仍会面临法律障碍,而裁决执行中的法律适用主要涉及主权豁免与司法审查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