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薄太后南陵调查勘探简报

2011~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西汉薄太后南陵进行了大范围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考古工作表明,薄太后南陵地面有“覆斗形”封土,墓葬形制为“亚”字形,以平砌的河卵石形成陵园。陵区探明了20座外藏坑、4处建筑遗址、362座动物殉葬坑等。南陵是西汉第一座单独埋葬的太后陵墓,其形制布局对研究西汉陵墓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整体性保护理念下西汉时期陵邑营建的多尺度空间组织与表现

西汉高祖至宣帝时于京畿生发出环拱都城的11座陵邑,不仅为是时陵寝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畿辅区内的关键城镇。陵邑营建以奉陵为首要职能,并满足人居需要,因此据立地条件而灵活调适。而对王朝时政变化与维稳目标的因应,使其于畿辅区体系化呈现。运用二重证据与图示分析方法,回溯陵邑营建的人文、自然情境,从京畿整体、园邑一体、城邑本体视角解析其营建组织与表现。陵邑群的有序建设回应京畿发展意图,旨在组织以都城为核心的畿辅城镇体系。而诸陵邑于陵区中的安置与规格深受陵园影响,但又积极协调以实现“奉陵”“邑居”功能平衡与皇家威严。诸陵邑在遵循丧葬礼仪基础上在地营建,据地宜构建其城壕形态与功能布局。西汉陵邑多尺度的组织表现不仅展现早期城邑营建的整体意识与适地观念,启示着西汉长安大遗址区空间整体保护的迫切性,还生动注脚西汉帝陵的历史意义与遗产价值。

西汉早期出土金缕和丝缕玉衣部分玉料材质及其加工工艺特征管窥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是我国汉代最重要和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两个王侯级墓地,两墓出土的丝缕和金缕玉衣是当时南方和中原汉王朝最重要的墓葬玉器之一。通过上手观察、显微镜拍照并利用环境扫描电镜和漫反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技术对广州南越王墓及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部分玉片的质材和加工工艺进行了观察测试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地玉衣的玉料均主要为透闪石质,从现存玉衣颜色及玉质结构上看,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玉料来源单一且玉质明显好于南越王墓,南越王墓玉料具有多来源的特征,玉衣中的"假玉"可能来自粤西。从南越王墓玉衣片部分切割痕迹判断,南越王墓所使用的切割工具可能接近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可能存在中原交换来源的玉材,无法排除南越王墓玉衣全部或部分在当地制作的可能;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加工工艺特征明显不同,显示两地玉衣系由不同"玉作"体系加工完成,汉代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玉作体系,工艺水平参差不齐。

汉杜陵区域功能定位与空间发展战略布局

汉杜陵是西安主城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区域功能和空间发展战略对西安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在充分阐述区域自然环境条件、文物遗址资源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区位条件,借助于SWOT分析法,构筑了SWOT矩阵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汉杜陵区域的功能定位与空间战略布局。

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性博物馆旅游发展研究——以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为例

本文以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为例,在游客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发展规律和动因。作者采用结构性问卷调查的方法现场收集游客行为问卷,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辅之以案例地博物馆游客结构的二手资料。在对所收集资料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后,作者认为,南越王墓博物馆作为地方性博物馆,属于区域性的文化观光旅游产品,重游率低,潜在市场规模有限,且呈现随出游游客增加而不断萎缩的特点,因此形成持续下滑的接待曲线。与Butler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曲线对比发现,南越王墓博物馆缺少探查、参与、发展和巩固阶段,而直接进入衰退阶段。这一结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性博物馆旅游开发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汉杜陵雁塔区域发展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构想

发展政府主导型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是汉杜陵遗址区域实现大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条创新途径。文章以汉杜陵遗址区为例,对文化产业集群的条件、目标定位、产业定位、集群结构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指出了政府应尽的重要职责。

五陵塬西汉帝陵风光带旅游环境承载力测算分析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风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和测算方法,分别测算了五陵塬西汉帝陵风光带的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综合承载能力.结果表明,该帝陵风光带(景区)的最小限制性因子为生态环境承载力;游客日合理承载力为0.80×104人,年合理承载力为1.44×106人.现阶段具有接待能力的景区茂陵博物馆最高年份游客接待量已达饱和,一般年份的游客接待量属于未饱和状态;阳陵博物馆的游客接待量处于适载状态,其旅游接待潜力较富余.

渭北西汉帝陵的营建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

从历史地理和环境变迁的视角考察渭北西汉帝陵的营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西汉在渭北营建了9座帝陵及5个陵邑,改变了相关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口密度,从而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影响。研究结论认为,渭北西汉帝陵的营建及其陵邑的兴起促使了一个人文地理区域"五陵原"的形成;帝陵的营建及其陵邑的兴起对于相关地区的植被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在客观上又使得局部地区的植被覆盖率得以改善;陵邑中巨大的人口压力促使了成国渠的兴修。

汉代京都赋的城市文化意蕴

作为汉代大赋的主要门类之一,京都赋是汉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恢弘的宇宙意蕴、深刻的伦理意义,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

汉代庙制问题探讨

西汉采用了每帝各专一庙的“独宫庙制” ,并因时立制广设郡国庙 ,空前强化了宗庙的政权象征作用。从汉元帝时开始 ,依照儒家经典变革庙制 ,废置了郡国庙 ,并初步确立了按昭穆迭毁宗庙的庙制原则。东汉前期 ,创立了“同堂异室”的庙制形式 ,西汉诸帝和东汉诸帝分祭于高祖庙和世祖庙。献帝初平年间 ,虽然采纳蔡邕建议 ,实行了以“天子七庙”为核心的复古改革 ,但却没有改变“同堂异室”的庙制形式。

秦汉帝陵制度与当时社会

秦汉帝陵是当时社会在地下的再现,其发展变迁与当时秦汉社会密切相关。从秦始皇陵到西汉十一帝陵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规模巨大,厚葬严重。它们既是皇权至上的产物,又是统治者好大喜功价值观的体现。由于秦汉统治者把增长有限的经济力量用在了无限度的陵墓修建上,从而加速了秦汉王朝的灭亡。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汉代督邮管窥

形成于西汉中叶的督邮监县制,当上承秦及汉初的"都吏循行"。督邮按部刺举,上至王侯、令长,下至乡亭有秩、豪强,无所不纠,而以监县长吏为要。此举标志着西汉已形成了郡县二级地方监察体制。初,督邮对郡守负责,与刺史无涉。但刺史在地方官化的过程中,逐渐左右了督邮。至东汉,郡县两级纵向垂直监察系统得以打通。两汉政治经济之大环境,督邮与郡守之关系,督邮自身之素质,是影响督邮监察效果的三个基本因素。

西汉帝王陵墓开发的SWOT分析

西汉帝王陵墓是咸阳陵墓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西汉帝王陵墓只有汉阳陵和汉茂陵以博物馆形式对外开放。文章运用SWOT分析法,剖析西汉帝王陵墓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瓶颈问题,并深入探讨其发展出路。

汉唐陵户制变迁考论

中日学者对陵户的研究集中于唐代,但受唐代律令语境束缚严重,故走出唐代,整体上审视陵户制渊源以及汉唐间陵户的演进脉络尤显得必要。中国古代陵、冢、墓三者语意相通,尽管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有等级差异,但"陵户""墓户""冢户"等词意涵仍然接近,有时统称守护,园邑亦与其相近。陵户是负责陵冢之守护和日常洒扫之人,先秦时期称为"甸人",汉代称为"守冢",受陵邑制影响",园邑"也与之类似。汉代为先王和宗室亲王、皇亲国戚、公卿贵胄置"守冢",是朝廷赐予的极大恩德,一般大臣贵胄则并不一定有此殊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园邑制没落,但为古代帝王、先贤陵冢设置"守冢户"以事守护、洒扫,仍然是政府管理的一项工作,且逐步成为定制。这些守护、洒扫性工作的守冢户实为唐代陵户的前身。厘清汉唐陵户制变迁轨迹对认识唐及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陵户制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论雕版印刷术原理发明于汉代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核心是雕版印刷术原理的发明。雕版印刷术是一项伟大的科技发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国家,发明时间为公元前2世纪之末的汉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二件雕版印染品,已经完全具务了雕版印刷术的基本科学技术原理。汉代雕版、套印、用色、连雕带套带敷、镂空版套印以及“夹缬”诸项具体技术的应用,已经包括了宋元明清时期雕版印刷术在图书出版领域中各项主要的技术。雕版印刷术原理分别在纺织品和纸张上先后呈现出灿烂的文明之光。

大遗址文化空间与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耦合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杜陵遗址为例

大遗址特色文化空间与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耦合是实现大遗址可持续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关键。采取定性定量分析、空间分析以及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大遗址特色文化空间与文化产业集群空间的耦合关系,构建大遗址特色文化空间与文化产业集群空间的耦合模型,建立大遗址特色文化空间与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汉宣帝杜陵遗址为具体分析对象,分析杜陵遗址特色文化空间与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耦合机理、影响因素及存在问题,通过设计耦合协调策略为杜陵遗址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活化利用与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杜虎符”的发现与研究述论

四十年前发现的"杜虎符"引发了关于中国古代符信制度研究的又一个高潮,极大地提高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对学界一些既有的观点又进行了探讨和商榷。

东汉“上陵之礼”考述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上陵之礼"的确立,推动汉代帝陵祭祀由陵庙祭祀为主向陵寝祭祀为主的转变,这一历史性变化不仅带来东汉陵寝礼制性建筑的增加,也成为唐宋以后上宫、下宫制的滥觞。明帝"上陵之礼"乃取西汉上陵故事,合并元会仪、饮酎礼、部分宗庙祭祀礼而来,成为汉代陵寝祭祀定制中唯一由天子亲临、规模最大的大型典礼活动。这一制度的成型有汉代孝道文化的社会背景,也吸取了舞乐文化的精髓,更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意义而难以轻言废弃,经历魏晋盗陵现象的短暂打击后,于隋唐时期再度绘制出礼乐文化的灿烂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