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史的一则公案——“吾其为东周乎”新释

孔子所言“吾其为东周乎”竟为何意,这是《论语》学史上聚讼不已的一则公案。以“东周”为焦点,《论语》学史上形成了“兴周道于东方”说、“黜周王鲁”说、“东都·王朝”说和“成周”说四种观点。综合时代语境、思想观念和历史地理等因素,唯“成周”说最符合孔子思想本义。孔子以“王子朝之乱”时周敬王前往“成周”(东周)为借喻,表达了自己坚持恢复周代礼乐制度的政治态度。明析《论语·阳货》“吾其为东周乎”之本义,不仅有助于对相关经史问题的理解,窥探孔子“从周”政治思想的实践逻辑,亦可为以史证经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论之案例。

从《负暄闲语》看周馥对孔子礼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池州市东至县周氏家族百年来人才辈出,家族鼎盛,在这辉煌的背后,先祖周馥功莫大焉。周馥为晚清一代名臣,政绩突出,能诗文,撰有家训著作《负暄闲语》一书,影响尤为深远。对周馥家训《负暄闲语》中体现的修身、齐家、治国这三个方面的礼学思想进行分析,并讨论周馥对孔子礼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有助于坚定文化信仰和传承,对于现代家风建设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结构及其乐舞体制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由篇题、序言以及含有乐诗演奏符号在内的十首歌辞组成的诗文本,是周代乐官掌教的典礼乐舞演奏脚本。篇题中的“琴舞”表明这部乐舞以琴为伴奏乐器的同时又以琴为舞具,序言两次出现的“九絉”表明这部乐舞使用的是在上古九体乐舞基础上根据典礼需要改编而成的“1+9”结构的新式乐舞结构,与歌辞融为一体的“启”“乱”等演奏符号在标识乐舞开幕的同时,也表明每一幕乐舞的伴奏乐歌皆由演唱形式不同的两部分构成。简文这种在结构内容上体现出的重视礼乐实践指导而不同于传世本《诗经》的文本样态,是周代乐官对仪式乐歌用于教习、演奏时相关信息的文字记载,是乐家传《诗》的一种。

“文本诠释”与“现实投射”:杜预、范宁《春秋序》中的历史与建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周公遭变与《诗经·豳风》相关诗篇的写制

除《七月》外,《豳风》六首诗篇的创作均与周公遭变有关。周公摄政初年,在遭遇管蔡流言时,选择用战争的方式终结流言。返政成王后,面对成王和召公等人的猜忌,出于自保,周公出奔到楚地,直到临终都没有返回王都。与周公遭变相关的文献《诗经·豳风》诸篇在文字上呈现出许多西周中期的特征,文献可能写制于昭穆时期。诗篇重提周公,有两重历史背景。一是周王朝东南方发生了淮夷战争,淮夷人群中存在殷商遗民。周公当年安置殷商遗民,经营东方有成效,此时重提周公,有安抚东南淮夷的作用。二是周公后裔在此时逐渐被起用,后人为纪念周公,写制了为其平反冤情的《豳风》诸诗篇。

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对二程理学的影响

宋初儒者面对佛老的挑战,不仅从本体论层面予以回应,还从传统儒家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提出了“孔颜乐处”的境界论,由此开启了宋代理学境界论的先河。二程在传承周敦颐思想的基础上,将“孔颜乐处”思想融汇进了自家开创的理学。二程虽有相同旨归,但程颢注重内在识仁,程颐偏向外在穷理。北宋时期理学的诞生重振了低迷的儒学,对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与道德境界进行了重新架构,对当今社会的价值建设、个人价值观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以《论语》为核心

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此,新时代下充分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历史渊源、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内涵及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孔子礼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以及重要的价值。新时代背景下,充分探究其历史渊源,理解其深刻内涵,挖掘其当代价值,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论语》为核心文本,对《论语》中蕴含的孔子礼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总结,借以深入探究了孔子礼思想的起源、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周公对周文化的贡献

董仲舒以尚文来概括周的礼文化,这一尚文的礼文化通过周公制礼作乐构建起来,并借由周公制作五经而得以保存。尽管周公制礼作乐与初创五经的历史记载并不可全信,但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周公的制礼作乐,还是初创五经,都体现了周文化的尚文精神,这一文化精神是通过周公以“德”为核心观念,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两大内容所构成的。

《尚书·金縢》“周公居东”再析

汉代以来,史家对《尚书·金縢》中“周公居东”含义的理解,一直有“周公待罪避东”和“周公东征”两种说法并争讼不断。“周公居东”由管蔡流言引发,而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本质上针对的是周公在武王死后摄政乃至称王是否合理的问题,这是影响周公“待罪避东”或“东征”的关键。从周初王位继承的实际看,当时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真正确立,周公在武王死后摄政乃至称王是合理的。周公不会因管蔡流言而避居于东。“周公居东”有两层含义:一是周公为了巩固翦商大业,选择东征讨伐管蔡与武庚叛乱;二是周公面对管蔡流言为稳定周族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应对叛乱,以避居的姿态来打消统治阶层内部对自己的摄政疑虑。

孟子“仁政”:上古三代国家治理思想的集大成

“仁政”是孟子描绘天下国家治理思想的一幅宏伟蓝图,是《孟子》一书的思想内核和精神命脉。孟子“仁政”是对上古三代时期国家治理思想的集大成,其中“尧舜之道”是“根”,“三代之治”是“脉”,“周孔之教”是“魂”,并决定它成为深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圣贤集体的智慧结晶。孟子“仁政”并非“载之空言”的简单说教,而是以“施仁政于民”为中心,以“省刑罚”“薄赋税”“深耕易耨”以及“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为基本点,共同构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思想学说体系。

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同体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回到洛阳,洛学在与蜀学、关学、新学等互动中脱颖而出,回应佛教冲击的时代问题,在文明冲突中捍卫中华文化主体;集成中国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发展,在新时代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承接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创造性发展,由道南与湖湘开启朱子学,形成程朱理学。周公在地中洛阳定都,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是定都伊始便面临的政治主题,并一直影响到宋朝。宋朝与辽、金、西夏、蒙古在政治上竞争,最终形成元朝的政治统一体;元朝融合汴梁、临潢、会宁、兴庆、和林等政治中心,将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元朝的程朱理学北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从洛阳转移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中心。

周、郑葛之战析论

春秋初年的周、郑“葛之战”是周天子与诸侯国、卿大夫和王权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也是周、郑关系从“晋郑是依”到兵戎相见的矛盾爆发的结果,更是特定历史阶段国家向前演进的重要转捩点。“葛之战”从政治和文化方面昭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

从文字文本到文化文本:《宗子维城》与西周史重构

文本的概念不应圈囿于纸质文献,多元的文本样态(包括口传、仪式、器物等)应当被关注。文化文本作为大于文字文本或语言文本的概念,将语言文字符号以及非语言的符号统合在一起,从整体性上还原了文化本有的样貌。《宗子维城》作为一部讲“物证”的力作,聚焦出土器物,重述文化,解码符号,用第四重证据重构西周史。应当说,从文字文本到文化文本,《宗子维城》很好地实践了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文本理论,新发现和新见解亦丰富了我们对周代社会的认识。

周代“百家之学”的古今观照与综合比较

东周时期,周天子被完全架空,封建诸侯拥有全独立的自治权。适应诸侯国发展壮大、称霸天下的需要,提供强国之道的诸子学说应运而生,彼此的自由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灿烂景观。至战国后期,一部分学派追根寻源,将自己学派的始祖追溯到西周之初,产生了《太公六韬》《鬻子》这样的子书;另一部分思想家则最早对“百家之学”作出比较与评判,在综合权衡中阐说自家的思想主张,如《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由是观之,依据对周代子书个案的全面研究,删繁就简,提纲挈领,我们可对周代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和论著的思想要点、逻辑结构、传承脉络作纵横兼顾的系统概括和现代阐释,这对人们整体把握诸子学说的精义和百家争鸣的状况颇富参考的意义。

周代宫室考述

周代士、卿大夫、诸侯、天子等不同爵位者在住宅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贫苦人民只有一间房子,一室、一门;无宗庙。士是一室一房一堂,有正寝无燕寝而有下室,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一。卿大夫是一室二房一堂,有正寝又有燕寝一,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三。诸侯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三,三门(皋门、应门、路门)三朝(燕朝、内朝、外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天子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五,五门(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三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别有二祧庙。

论盟誓制度的伦理与孔子信义学说的形成

盟誓制度是周礼的一部分,周王室借助这种体制建立起与诸侯国间彼此的信任关系。盟誓对人们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宗教与道德层面实现的,它的伦理核心是信义。孔子重视盟誓,参与盟誓,企图以盟誓救世道人心。孔子学说——尤其是信义学说的形成直接来源于盟誓制度及其伦理。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几点认识

孔子问礼于老子当属历史事实;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实与老子的反礼主张并不矛盾;孔子问礼于老子只是孔子向老子学习的一个方面,孔子和老子思想的会通是多方面的。例如,老子并不反对仁,孔子也有无为的思想倾向等。

以出土文献为据再论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兼与张懋镕商榷青铜器上的“日名”与“族徽”问题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召公是文王之子,与周公为兄弟。但是,研究周代历史比较可靠的传世文献,不能为召公为文王之子提供可靠的文字依据;出土的有关召公家族的青铜器上所见"日名"与"族徽"符号,表明召公家族属于殷商文化圈而非姬周文化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综合证明,召公在周初分封赏赐活动中,被排除在宝物赏赐之列。综合权衡,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其真实身份应当是周初开国之异族功臣。

“民本”的“人民主权”实质及其正义原则——周公政治哲学的解读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就是"民本"政治,而这一传统是由周公奠定其基础的。"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人民主权",而不论是现代民权政治,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权政治和皇权政治,都不过是实现这种人民主权的不同方式而已。这种表现形式的变革,又无不基于中国政治哲学传统的正义原则:正当性与适宜性。因此,现代民主应仅仅被视为"民本"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

继道统与制礼法:汉代孔子见老子图的图像逻辑及其传播

孔子见老子图是汉代墓葬艺术中的常见题材。结合与之相对应出现的周公辅成王图,通过图像和相关文献分析,笔者认为,孔子见老子图是用孔子见老子故事来表现孔子,而老子、项橐以及孔子弟子,都是孔子继承上天道统过程中的辅助角色。另外,孔子对于汉室的现实意义是,他还是制作礼法的素王。孔子和周公一道,成为统治者利用的资源,被国家祭祀,也被视觉化。孔子见老子图从庙堂到墓葬的传播,也反映了汉代经义和谶纬思想传播的过程,由上而下、逐渐混杂、逐渐泛化。